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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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長發，對于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備——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雖然她講話不會加助動詞，這無妨我們的溝通，可是當我知道她住在美國已經十一年了，而且嫁給一個美國人已經十六年了時，還是使我吃了一驚。
“那你先生講你國家的話？”我問。
“不，他隻講英語。
”說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覺流露出一種自得。
也許是很想在班上找個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輕輕踢了我一腳，那鞋子是半吊在腳上的，所謂風情。
這在另一個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賞，可是同樣半脫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學說：“你，找個美國老頭子嫁了，做個美國人，不好？”我笑看着她不語。
她又說：“嫁個白人，吃他一輩子，難道不要？” 這幾句英文，她講得好傳神。
聽見她講出這種話來，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長年的越南戰争、饑餓、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帶回了東南亞新娘的美國人。
又上課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過去，說：“那個女人你别理她——廉價。
”“她有她的生長背景和苦難，你不要太嚴。
” “我們猶太人難道不苦嗎？就沒有她那種下賤的樣子。
”阿雅拉過份愛惡分明，性子其實是忠厚的，她假不來。
這個班級，隻有我跟這位新同學做了朋友，也看過來接她的好先生——年紀大了些，卻不失為一個溫文的人。
我誇她的先生，她說：“沒有個性，不像個男人。
” 聽見她這麼衡量人，我默默然。
沒上幾次課，這位同學消失了，也沒有人再問起過她。
至于傑克，他開始烘蛋糕來班上加入我們的遊樂場教室，大家寶愛他。
我終于看清楚了這可敬可愛的全班人，在相處了三個月之後。
阿敏不再來上學了，雖然過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軍官，很可能為生活所迫，聽說去做了倉庫的夜間管理員。
南斯拉夫來的奧娃以前是個秘書，目前身分是難民。
為着把她四年不見的母親接來美國相聚，她放棄了學業，去做了包裝死魚冷凍的工作。
這兩個棄學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這種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變成如此的渺小而無力。
看見他們的消失，我心裡怕得不得了。
“不要怕，你看我們以色列人，是什麼都不怕的。
”阿雅拉說。
我注視着那三五個日本女同學，她們那麼有守有分有禮又有自信。
内心不由得對這個國家産生再一度的敬——雖然他們過去對中國的确有着錯失，卻不能因此把這種事混到教室的個人情感上來。
日本女同學的丈夫們全是日本大公司——他們叫做“會社”派駐美國的代表。
她們生活安穩，經濟情況好，那份氣勢也就安然自在。
我們之間很友愛的。
瑞恰也是個猶太人，她的黑短發，慢跑裝，球鞋，不多說話，都在表現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穩當。
那份永遠隻穿兩套替換衣服的她，說明了對于本身價值的肯定。
她的冷靜中自有溫柔，是腦科開刀房的護士。
阿雅拉同是猶太人，卻是個調色盤。
從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現實生活，都是一塊滾動的石頭。
在她的人格裡，交雜着易感、熱忱、銳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對待活着這件事情強烈的愛悅。
越跟她相處、越是感到這人的深不可測和可貴，她太特殊了。
卻是個畫家。
伊朗女同學仍是兩個。
一個建築師的太太，上課也不放棄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國大氣，她披金戴鑽，衣飾華麗，整個人給人的聯想是一匹閃着沉光的黑緞繡着金線大花。
真正高貴的本質，使她優美，我們很喜歡她。
講起她的祖國，她總是眼淚打轉。
忍着。
另一位伊朗
雖然她講話不會加助動詞，這無妨我們的溝通，可是當我知道她住在美國已經十一年了，而且嫁給一個美國人已經十六年了時，還是使我吃了一驚。
“那你先生講你國家的話？”我問。
“不，他隻講英語。
”說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覺流露出一種自得。
也許是很想在班上找個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輕輕踢了我一腳，那鞋子是半吊在腳上的，所謂風情。
這在另一個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賞，可是同樣半脫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學說：“你，找個美國老頭子嫁了，做個美國人，不好？”我笑看着她不語。
她又說：“嫁個白人，吃他一輩子，難道不要？” 這幾句英文，她講得好傳神。
聽見她講出這種話來，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長年的越南戰争、饑餓、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帶回了東南亞新娘的美國人。
又上課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過去，說：“那個女人你别理她——廉價。
”“她有她的生長背景和苦難，你不要太嚴。
” “我們猶太人難道不苦嗎？就沒有她那種下賤的樣子。
”阿雅拉過份愛惡分明，性子其實是忠厚的，她假不來。
這個班級，隻有我跟這位新同學做了朋友，也看過來接她的好先生——年紀大了些，卻不失為一個溫文的人。
我誇她的先生，她說：“沒有個性，不像個男人。
” 聽見她這麼衡量人，我默默然。
沒上幾次課，這位同學消失了，也沒有人再問起過她。
至于傑克，他開始烘蛋糕來班上加入我們的遊樂場教室，大家寶愛他。
我終于看清楚了這可敬可愛的全班人，在相處了三個月之後。
阿敏不再來上學了，雖然過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軍官，很可能為生活所迫，聽說去做了倉庫的夜間管理員。
南斯拉夫來的奧娃以前是個秘書，目前身分是難民。
為着把她四年不見的母親接來美國相聚，她放棄了學業，去做了包裝死魚冷凍的工作。
這兩個棄學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這種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變成如此的渺小而無力。
看見他們的消失，我心裡怕得不得了。
“不要怕，你看我們以色列人，是什麼都不怕的。
”阿雅拉說。
我注視着那三五個日本女同學，她們那麼有守有分有禮又有自信。
内心不由得對這個國家産生再一度的敬——雖然他們過去對中國的确有着錯失，卻不能因此把這種事混到教室的個人情感上來。
日本女同學的丈夫們全是日本大公司——他們叫做“會社”派駐美國的代表。
她們生活安穩，經濟情況好，那份氣勢也就安然自在。
我們之間很友愛的。
瑞恰也是個猶太人，她的黑短發，慢跑裝，球鞋，不多說話，都在表現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穩當。
那份永遠隻穿兩套替換衣服的她，說明了對于本身價值的肯定。
她的冷靜中自有溫柔，是腦科開刀房的護士。
阿雅拉同是猶太人，卻是個調色盤。
從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現實生活，都是一塊滾動的石頭。
在她的人格裡，交雜着易感、熱忱、銳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對待活着這件事情強烈的愛悅。
越跟她相處、越是感到這人的深不可測和可貴，她太特殊了。
卻是個畫家。
伊朗女同學仍是兩個。
一個建築師的太太，上課也不放棄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國大氣，她披金戴鑽，衣飾華麗，整個人給人的聯想是一匹閃着沉光的黑緞繡着金線大花。
真正高貴的本質，使她優美，我們很喜歡她。
講起她的祖國，她總是眼淚打轉。
忍着。
另一位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