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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之後，我就回到了L市的電視台工作。
L市的電視台有五個頻道，新聞頻道，電視劇頻道，體育頻道，娛樂頻道和教育頻道。
這五個頻道面向市内的二百萬人口和衛星城的三十萬人口，統領共計二百三十萬人的文娛生活，其他地方的人無論多麼喜愛也看不到。
我在新聞頻道，一同入台的有七八個人，男女對半，在我眼裡都是平庸之輩，估計他們對我的印象也差不多，所以相處比較融洽，他們玩他們的，我自己一個人待着，互不幹擾。
有時候下班之後他們會在辦公室玩殺人遊戲，用一副舊撲克牌和一條白色的長桌，據說此道能使大家相互增進了解，有時候我走到院子外面還能看到辦公室的窗子裡亮着燈，他們圍坐在一塊，相互撒謊和指認，我就加快腳步，拐進小巷，走到看不見燈光的地方。
我有時候也經常思索，自己孤僻的性格是怎麼形成的？我的父母都很孤僻，這顯而易見，打我記事兒時起，家裡就沒怎麼來過客人，偶爾有收電費的敲門，會讓人十分緊張，好像有人要掀開被子看我們的腳底。
他們二人一直是很有原則的人，把單位和家庭分得非常清楚，單位是工作掙錢的所在，家庭就是一個秘密組織，看起來也占了樓道裡的空間，實則是虛空，是看不見的無，如同一家三口頭上都頂着樹葉，旁人是看不見的。
家裡頭能有什麼秘密呢？我也經常想，首先兩人都是工人，并非特工，所聊的事情也就是工廠的人事和花邊，家族裡的遠近和積怨，做的飯菜也是平常飯菜，芸豆炖粉條，小白菜汆丸子，早上一碗雞蛋糕，并無什麼秘方。
存折上的數字不值一提，也沒什麼金銀首飾，最值錢的東西恐怕是我奶奶送給我媽的一枚大金镏子，泛着銅光，上面還有幾個牙印。
所以我父母的孤僻十分讓人費解，如果說是因為窮，我們家那個破筒子樓裡住的都是窮人，我敢擔保，沒有一個富翁隐姓埋名住在這裡，這些窮人大多吵鬧，來往密切，因為時常需要别人的幫助，也需要在恰當的時候給予别人打擊，單單是我的父母，沒有自閉症，家裡也沒藏着拐來的孩子，一生關起門來過活，讓我想破頭也想不出原因。
所以我畢業之後，雖然還是回到了L市，但是并不在家繼續住下去，而是在電視台旁邊租了一個小房間，着手自己的生活。
可是習慣是相當可怕的東西，即便我從小就相信自己的睿智，在十歲左右就看穿了我爸媽的生活并不可取，且相當可笑，但是到了我獨自生活的時候，還是沾染上了他們的毛病，租下房子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換了一把鎖。
我租的屋子有五十六平方米，一室一廳，房東是個公務員，在L市有七八套類似大小的房子，他都給統一裝修了，好像是一家旅館的房間，不小心失散，流落在市内各處。
樓層在七樓，站在窗口舉目遠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高樓的脊背，就在窗戶近前，骨節緊湊，這座高樓就是電視台新蓋的行政樓。
正因為此，這家的房租較為便宜，是同地段同大小房子的三分之二，不過隻有住過才知道，雖然早晨沒有光，如果不定鬧鐘是難以确定白晝到來的，但是到了傍晚，夕照日的反光會通過電視台大樓的脊背射進屋内，灑在窗台裡頭一步遠的地方，如果隻是以成見來看這屋子，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這就是所謂的日久見人心。
于是我買了一盆水仙，擺在窗台裡頭一步遠的地方，自不待言，水仙長得非常好，以至于我都覺得乏味，沒過多久我就又買了一盆月季。
我是個處女座，所以我在九月份出生，入職之後的一個月，我就迎來了自己二十四歲的生日，那天是工作日，前天晚上我領到了一個任務，就是第二天早上自己扛着攝像機，去勞動公園拍一些老人晨練的鏡頭，與其說是任務，不如說是練習，拍完之後回來剪成一個五分鐘的短片，向領導交差。
我起得很早，天還沒亮，就到了公園，林中已經有人壓腿，男人看着不怎麼老，也就四十來歲，把腿一踢，就擱在樹上。
旁邊不遠處，有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在鼓搗手風琴，好像在給自己的腦袋套車。
我把DV放在三腳架上，對着他們打開機器，站在旁邊抽煙。
男人一邊壓腿一邊看我，等把兩條腿壓好就過來說，你幹嗎的？我說，電視台的。
因為緊張，我使勁抽着煙，差點把整支煙吞進嘴裡。
他說，噢噢，你們注意到我了？我說，是，可以開始了嗎？男人說，可以，我先打一套六合拳吧。
我說，好，咱們循序漸進。
男人打完拳之後，又練了一套劍，動作利落，目光炯炯，劍穗時不時拂在臉上。
在他喝水的時候，女人拉起了手風琴，男人說，我還沒練完呢。
女人不理他，兀自拉着。
至于我為什麼回到L市工作，我覺得有兩個充足的理由，第一條是我雖然在北京念的大學，學了文學，可是畢業之後并沒有什麼地方可去，無論我做什麼，都将是過着小螞蟻的生活，扛着比自己重幾倍的東西前進，況且我的第一志願并不是文學而是法律，因為分數不夠被調劑到了文學院，無論是改弦更張還是将錯就錯，都覺得有點不值。
我有一張北京的地鐵卡，畢業時裡面還剩三十幾塊錢，我就每天坐地鐵遊蕩，直到錢花完了，就把地鐵卡扔進了垃圾桶。
第二條是我在L市有一個朋友，她叫曹西雪，是我筒子樓裡的鄰居。
她是我唯一談得來的人，從五六歲開始，我們就在一起談天說地，隻是她比我大一點，我五歲的時候，她八歲，她在本地念大學，畢業之後到了L市的一家銀行工作。
我畢業之前，她給我寫過一封信，意思是這幾年過得不錯，中間還結過一次婚，幾個月之後離了，生活比較充實，如果北京好玩，她也可以來玩，不過為保萬全，我可以先回L市看看，此地近年大興土木，已今非昔比。
畢竟我們之間沒有愛情，所以她說的話還是比較可信。
女人的手風琴拉得很響，另一個女人站在她身邊唱起了歌，麥克連着一個黑色的音箱，每當唱到高音，音箱都發出嚴厲的叫聲，并且伴随着輕微的抖動。
實話說，抛開設備
L市的電視台有五個頻道，新聞頻道，電視劇頻道，體育頻道，娛樂頻道和教育頻道。
這五個頻道面向市内的二百萬人口和衛星城的三十萬人口，統領共計二百三十萬人的文娛生活，其他地方的人無論多麼喜愛也看不到。
我在新聞頻道，一同入台的有七八個人，男女對半，在我眼裡都是平庸之輩，估計他們對我的印象也差不多，所以相處比較融洽，他們玩他們的，我自己一個人待着，互不幹擾。
有時候下班之後他們會在辦公室玩殺人遊戲，用一副舊撲克牌和一條白色的長桌，據說此道能使大家相互增進了解，有時候我走到院子外面還能看到辦公室的窗子裡亮着燈，他們圍坐在一塊，相互撒謊和指認，我就加快腳步，拐進小巷，走到看不見燈光的地方。
我有時候也經常思索，自己孤僻的性格是怎麼形成的？我的父母都很孤僻，這顯而易見，打我記事兒時起，家裡就沒怎麼來過客人，偶爾有收電費的敲門，會讓人十分緊張，好像有人要掀開被子看我們的腳底。
他們二人一直是很有原則的人，把單位和家庭分得非常清楚，單位是工作掙錢的所在，家庭就是一個秘密組織，看起來也占了樓道裡的空間，實則是虛空，是看不見的無，如同一家三口頭上都頂着樹葉，旁人是看不見的。
家裡頭能有什麼秘密呢？我也經常想，首先兩人都是工人，并非特工，所聊的事情也就是工廠的人事和花邊，家族裡的遠近和積怨，做的飯菜也是平常飯菜，芸豆炖粉條，小白菜汆丸子，早上一碗雞蛋糕，并無什麼秘方。
存折上的數字不值一提，也沒什麼金銀首飾，最值錢的東西恐怕是我奶奶送給我媽的一枚大金镏子，泛着銅光，上面還有幾個牙印。
所以我父母的孤僻十分讓人費解，如果說是因為窮，我們家那個破筒子樓裡住的都是窮人，我敢擔保，沒有一個富翁隐姓埋名住在這裡，這些窮人大多吵鬧，來往密切，因為時常需要别人的幫助，也需要在恰當的時候給予别人打擊，單單是我的父母，沒有自閉症，家裡也沒藏着拐來的孩子，一生關起門來過活，讓我想破頭也想不出原因。
所以我畢業之後，雖然還是回到了L市，但是并不在家繼續住下去，而是在電視台旁邊租了一個小房間，着手自己的生活。
可是習慣是相當可怕的東西，即便我從小就相信自己的睿智，在十歲左右就看穿了我爸媽的生活并不可取，且相當可笑，但是到了我獨自生活的時候，還是沾染上了他們的毛病，租下房子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換了一把鎖。
我租的屋子有五十六平方米，一室一廳，房東是個公務員，在L市有七八套類似大小的房子，他都給統一裝修了，好像是一家旅館的房間，不小心失散，流落在市内各處。
樓層在七樓，站在窗口舉目遠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高樓的脊背，就在窗戶近前，骨節緊湊，這座高樓就是電視台新蓋的行政樓。
正因為此，這家的房租較為便宜，是同地段同大小房子的三分之二，不過隻有住過才知道，雖然早晨沒有光，如果不定鬧鐘是難以确定白晝到來的，但是到了傍晚，夕照日的反光會通過電視台大樓的脊背射進屋内，灑在窗台裡頭一步遠的地方，如果隻是以成見來看這屋子，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這就是所謂的日久見人心。
于是我買了一盆水仙，擺在窗台裡頭一步遠的地方，自不待言，水仙長得非常好，以至于我都覺得乏味，沒過多久我就又買了一盆月季。
我是個處女座，所以我在九月份出生，入職之後的一個月，我就迎來了自己二十四歲的生日，那天是工作日，前天晚上我領到了一個任務，就是第二天早上自己扛着攝像機，去勞動公園拍一些老人晨練的鏡頭，與其說是任務，不如說是練習，拍完之後回來剪成一個五分鐘的短片，向領導交差。
我起得很早，天還沒亮，就到了公園，林中已經有人壓腿，男人看着不怎麼老，也就四十來歲，把腿一踢，就擱在樹上。
旁邊不遠處，有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在鼓搗手風琴，好像在給自己的腦袋套車。
我把DV放在三腳架上，對着他們打開機器，站在旁邊抽煙。
男人一邊壓腿一邊看我，等把兩條腿壓好就過來說，你幹嗎的？我說，電視台的。
因為緊張，我使勁抽着煙，差點把整支煙吞進嘴裡。
他說，噢噢，你們注意到我了？我說，是，可以開始了嗎？男人說，可以，我先打一套六合拳吧。
我說，好，咱們循序漸進。
男人打完拳之後，又練了一套劍，動作利落，目光炯炯，劍穗時不時拂在臉上。
在他喝水的時候，女人拉起了手風琴，男人說，我還沒練完呢。
女人不理他，兀自拉着。
至于我為什麼回到L市工作，我覺得有兩個充足的理由，第一條是我雖然在北京念的大學，學了文學，可是畢業之後并沒有什麼地方可去，無論我做什麼，都将是過着小螞蟻的生活，扛着比自己重幾倍的東西前進，況且我的第一志願并不是文學而是法律，因為分數不夠被調劑到了文學院，無論是改弦更張還是将錯就錯，都覺得有點不值。
我有一張北京的地鐵卡，畢業時裡面還剩三十幾塊錢，我就每天坐地鐵遊蕩，直到錢花完了，就把地鐵卡扔進了垃圾桶。
第二條是我在L市有一個朋友，她叫曹西雪，是我筒子樓裡的鄰居。
她是我唯一談得來的人，從五六歲開始，我們就在一起談天說地，隻是她比我大一點，我五歲的時候，她八歲，她在本地念大學，畢業之後到了L市的一家銀行工作。
我畢業之前，她給我寫過一封信，意思是這幾年過得不錯，中間還結過一次婚，幾個月之後離了，生活比較充實，如果北京好玩，她也可以來玩，不過為保萬全，我可以先回L市看看，此地近年大興土木，已今非昔比。
畢竟我們之間沒有愛情，所以她說的話還是比較可信。
女人的手風琴拉得很響，另一個女人站在她身邊唱起了歌，麥克連着一個黑色的音箱，每當唱到高音，音箱都發出嚴厲的叫聲，并且伴随着輕微的抖動。
實話說，抛開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