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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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是奇怪的東西。
拿差别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
隻有某人才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了解這幾個字。
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
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
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
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
我聽得很清楚。
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着。
這是那種特别的天氣：在屋裡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象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并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
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裡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
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
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
天氣給了我個建議。
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裡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着，窗台上還曬着兩條雪白的手巾。
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發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
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
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着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闆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
老梅在門口迎接我。
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贊美的意思。
屋裡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
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
”我們又彼此嗞了嗞牙。
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着窗，斜向屋門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閑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
這個人有點特别。
他“全份武裝”地穿着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裡掖着，領帶上别着個針，表鍊在背心的下部橫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
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
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為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别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條律。
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着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
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窪，象個元寶筐兒，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
眼睛因地勢的關系——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着很深，象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着，因而下齒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
脖子上安着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着一大堆黑頭發，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他照着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
可是我看他特别。
他是背着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窪。
一看這點窪而暗的地方，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
這位博士把那麼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使人懷疑它了。
這個人别扭。
他似乎沒心聽我們倆說什麼，同時他又舍不得走開；非常地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
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着都是一種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窪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仿佛向心裡找點什麼。
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改為微聲歎了口氣，大概是表示他并沒在心中找到什麼。
他的心裡也許完全是空的。
“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确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
利用歎氣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氣很熱似的。
“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着：“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停了會兒，好象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麼——使我當時很納悶，于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麼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窪，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萬确地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裡沒什麼了。
我想。
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
”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來：“聽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
我有點坐不住了。
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裡新開了一家澡堂，據說設備得很不錯。
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兒，況且又那麼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胡塗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裡多麼髒！”他似乎很害怕。
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隻有上海。
“此地與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麼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裡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
“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嘩——一放水：涼的熱的，随意對；要換一盆，嘩——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嘩——”他一氣說完，每個“嘩”字都帶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
最後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嘩嘩”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
博士先走出去，說了一聲，“再見哪”。
說得非常地難聽，好象心裡滿蓄着眼淚似的。
他是舍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澡堂去，無論是多麼幹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裡面望着我們呢。
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兒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後地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地動。
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兒立着；獨自和陽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裡，老梅有幾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碴兒。
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願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對那個人的印象染上什麼顔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并不甚好。
我還不大明白他，我隻覺得他象個半生不熟的什麼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國長大的：不完全象中國人，也不完全象外國人。
他好象是沒有根兒。
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願自己看清楚了他。
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種，種種各别”的那種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機會。
老梅托我給代課。
老梅是這麼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布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
這一回是，據他說，因為他的大侄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幾天不可。
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
拿差别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
隻有某人才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了解這幾個字。
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
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
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
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
我聽得很清楚。
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着。
這是那種特别的天氣：在屋裡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象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并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
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裡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
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
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
天氣給了我個建議。
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裡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着，窗台上還曬着兩條雪白的手巾。
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發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
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
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着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闆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
老梅在門口迎接我。
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贊美的意思。
屋裡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
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
”我們又彼此嗞了嗞牙。
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着窗，斜向屋門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閑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
這個人有點特别。
他“全份武裝”地穿着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裡掖着，領帶上别着個針，表鍊在背心的下部橫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
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
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為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别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條律。
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着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
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窪，象個元寶筐兒，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
眼睛因地勢的關系——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着很深，象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着，因而下齒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
脖子上安着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着一大堆黑頭發，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他照着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
可是我看他特别。
他是背着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窪。
一看這點窪而暗的地方，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
這位博士把那麼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使人懷疑它了。
這個人别扭。
他似乎沒心聽我們倆說什麼，同時他又舍不得走開；非常地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
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着都是一種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窪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仿佛向心裡找點什麼。
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改為微聲歎了口氣，大概是表示他并沒在心中找到什麼。
他的心裡也許完全是空的。
“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确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
利用歎氣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氣很熱似的。
“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着：“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停了會兒，好象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麼——使我當時很納悶，于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麼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窪，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萬确地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裡沒什麼了。
我想。
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
”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來：“聽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
我有點坐不住了。
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裡新開了一家澡堂，據說設備得很不錯。
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兒，況且又那麼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胡塗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裡多麼髒！”他似乎很害怕。
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隻有上海。
“此地與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麼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裡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
“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嘩——一放水：涼的熱的，随意對；要換一盆，嘩——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嘩——”他一氣說完，每個“嘩”字都帶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
最後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嘩嘩”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
博士先走出去，說了一聲，“再見哪”。
說得非常地難聽，好象心裡滿蓄着眼淚似的。
他是舍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澡堂去，無論是多麼幹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裡面望着我們呢。
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兒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後地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地動。
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兒立着；獨自和陽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裡，老梅有幾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碴兒。
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願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對那個人的印象染上什麼顔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并不甚好。
我還不大明白他，我隻覺得他象個半生不熟的什麼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國長大的：不完全象中國人，也不完全象外國人。
他好象是沒有根兒。
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願自己看清楚了他。
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種，種種各别”的那種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機會。
老梅托我給代課。
老梅是這麼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布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
這一回是，據他說，因為他的大侄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幾天不可。
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