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文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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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後,殺害了數萬人,炸毀了曆史遺迹,推倒了雕像,有系統地毀掉了過往政權和西方文化影響的符号象征。

    但當“伊斯蘭國”的士兵走進當地銀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國總統的肖像、用英文寫着贊頌美國政治與宗教理想的語句時,卻不會燒毀美國的這一象征。

    因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

    雖然美元本身沒有價值(不能拿來吃,也不能拿來喝),但全世界對于美元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信心如此堅定,就算是宗教激進派、墨西哥毒枭和專制統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然而,如果要說現代人在哪方面最為同質,大概就是對世界和人體的看法了。

    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麼你住在哪裡事關重大。

    在歐洲,教區神父大概會說你讓上帝不悅,想要恢複健康,你就要捐錢給教會,到聖地朝聖,再真誠祈求上帝饒恕你。

    或者,村裡的女巫可能會說你被惡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雞的血幫你驅魔。

     在中東,受古典傳統訓練的醫生可能會說你的4種體液不平衡,要靠适當的飲食和惡臭的藥水來加以協調。

    在印度,阿育吠陀醫學專家也有自己的理論,講究三種能量(doshas)之間的平衡,并建議用藥草、按摩及瑜伽來治療。

    不管是中國的郎中、西伯利亞的薩滿巫醫、非洲巫醫,還是美洲印第安巫醫,每個帝國、王國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傳統和專家,各自對人體和疾病的本質持有不同的觀點,也都各自有着全套的儀式、藥劑和療法。

    其中有些療效驚人,但也有些幾乎一出手就等于必死無疑。

    在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各種醫療實踐當中,唯一的共同點就是至少有1/3的兒童無法活到成年,人們的平均預期壽命也遠低于50歲。

     時至今日,如果你生病了,住在哪裡的影響比過去小多了。

    不論是在多倫多、東京、德黑蘭,還是在特拉維夫,所有醫院看起來都大同小異,醫生都穿着白大褂,過去也都在差不多的醫學院裡學着同一套科學理論。

    他們會遵循同樣的醫療方案,進行同樣的檢測,得出非常類似的診斷結果,接着還可能開出由同一個國際藥廠生産的同一種藥物。

    雖然仍然存在細微的文化差異,但不論是加拿大、日本、伊朗,還是以色列的醫生,對人體和人類疾病大多抱持相同的看法。

    “伊斯蘭國”占領拉卡和摩蘇爾之後,并沒有拆毀當地的醫院,反而向全世界的穆斯林醫生和護士發出呼籲,希望他們自願前往提供服務。

    這樣看來,即便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醫生和護士,也同樣相信身體是由細胞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體引起的、抗生素會殺死細菌。

     這些細胞和細菌是由什麼構成的?整個世界又是由什麼構成的?1000年前,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來解釋宇宙是什麼、有什麼基本成分。

    但到今天,全球受過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樣一系列關于物質、能量、時間和空間的理論。

    以伊朗和朝鮮的核計劃為例,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伊朗和朝鮮對物理學的觀點完全與以色列和美國一模一樣。

    如果伊朗和朝鮮相信E=MC,以色列和美國根本不會在意它們的核計劃。

     雖然人類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國家認同,但隻要講的是實際議題(例如,如何建立國家、打造經濟體、興建醫院或制造炸彈),就能說幾乎所有人都屬于同一個文明。

    分歧當然還是會存在,但不論哪個文明都必然存在内部分歧。

    事實上,文明可能正是由這些分歧所定義。

    要界定身份認同的時候,我們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這是錯誤的。

    如果改為列出共同的沖突和困境,界定起來會容易得多。

    例如,1618年,歐洲并沒有單一的宗教認同,而是由宗教沖突定義。

    要當一個1618年的歐洲人,就得對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加爾文教派與路德教派之間的微小教義差異了如指掌,而且願意為了這些差異而殺人或被殺。

    如果活在1618年,卻不在意這些沖突,這個人或許是土耳其人或印度人,但絕對稱不上是歐洲人。

     同樣,1940年,英國和德國雖然在政治觀點上水火不容,但都是“歐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希特勒并不比丘吉爾“不歐洲”。

    相反,正是他們之間的争戰,定義了曆史上這個時刻作為歐洲人的意義。

    相較之下,位于非洲南部、過着狩獵采集生活的庫恩人(!Kung)絕不是歐洲人,因為對他們來說,歐洲内部那些關于種族和帝國的沖突真的毫無意義。

     我們最常發生争吵的對象,就是自己的家人。

    身份認同是由沖突和困境來定義的,而不是由共同之處來定義的。

    在2018年,怎樣才算是一個歐洲人?并不是要有白皮膚、信仰耶稣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争論關于移民、歐盟、資本主義的限制等議題;還要不斷自問:“我的身份應如何定義?”并且擔心人口老齡化、消費主義猖獗,以及全球變暖。

    21世紀歐洲人面臨的沖突和困境,與1618年和1940年的歐洲人大不相同,反而與其貿易夥伴中國和印度越來越相似。

     無論未來會有什麼變化等待着我們,都可能像同一文明裡的兄弟阋牆,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糾紛。

    21世紀的巨大挑戰将是全球層面的。

    當氣候變化引發生态災難時會怎樣?當計算機在越來越多的方面打敗人類,并在越來越多的職位上取代人類,又會如何?當生物技術讓我們能夠為人類升級、延長壽命,會發生什麼事?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必然會産生激烈的争論和沖突,但這些争論和沖突并不會讓人類相互孤立,反而會讓我們更加相互依賴。

    雖然人類距離建成一個和諧社會還很遙遠,但已經屬于同一個熙攘的全球文明。

     這樣一來,又怎麼解釋目前有一股民族主義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許多地區?或許我們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時,過快地否定了過去美好的國家和民族?回歸傳統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是解決緊迫的全球危機的好方法?如果全球化會帶來這麼多問題,為什麼不幹脆放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