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自由：數據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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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由主義看來，人類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所有權力都來自個人的自由意志，表現在每個人的各種感受、欲望和選擇之中。
在政治上，自由主義相信“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所以它贊成民主選舉。
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相信“顧客永遠是對的”，所以它擁抱自由市場的原則。
而在個人方面，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聆聽内心的聲音，随心所欲”，隻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行。
于是，人權便将這種個人自由的概念奉若神明。
在西方的政治論述中，“自由主義者”（liberal）的用法有時候比較狹義且偏頗，特指支持同性婚姻、槍支管制、堕胎等特定議題的人。
然而，就算是所謂的保守派，其實也會接受廣義的自由主義世界觀。
特别是在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該偶爾停戰一下，想想彼此不是都同意人權、自由選舉和司法獨立之類的基本原則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裡根與撒切爾夫人這樣的右翼名人，除了積極提倡經濟自由之外，同時也堅定地擁護個人自由。
撒切爾夫人在1987年的一次著名訪談中曾表示：“沒有‘社會’這種東西。
生活就是由男男女女交織而成……生活質量如何，取決于每個人準備為所有人承擔多少責任。
” 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後輩的想法也和工黨完全一緻，認為政治上的權威來自每個選民的情感、選擇與自由意志。
因此，英國要決定是否脫離歐盟的時候，首相卡梅倫并不是去征詢英國女王、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的意見，也不是去詢問議會議員，而是直接舉行全民公投，問所有的英國人：“你感覺該怎麼做？” 有人可能會提出反駁，認為當時問的是“你怎麼想”，而不是“你怎麼感覺”。
這是一種常見的誤解。
所有的公投和選舉，訴諸的永遠是人類的“感覺”，而不是人類的理性。
如果民主談的就是理性決策，那麼哪還有理由讓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權？甚至還投什麼票呢？早就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就是有一些人比别人學識更淵博、更具理性，特别是講到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時更是如此。
英國脫歐投票之後，著名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就提出抗議，認為絕大多數英國民衆（包括他自己）其實都缺乏必要的經濟和政治科學背景，根本不該要求他們投下這張公投票。
“這豈不就像是要用全國公投決定愛因斯坦的代數算得對不對，又或是讓乘客表決飛機駕駛員該在哪條跑道降落？” 但無論如何，選舉和公投的重點并不在于我們怎麼“想”，而在于我們怎麼“感覺”。
講到感覺這件事，愛因斯坦和道金斯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強。
民主的概念認為，人類的感受反映出一種神秘而意義深遠的“自由意志”，而這就是權威的本源；雖然每個人的聰明程度高下有别，但自由程度一律平等。
就算是一個不識字的女傭，也和愛因斯坦和道金斯一樣有自由意志，因此到了選舉日的時候，她的感受（表現在她投的選票上）也就與其他任何人一樣重要。
感受所影響的不隻是選民，還包括領導者。
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中，脫歐派由鮑裡斯·約翰遜（BorisJohnson）和邁克爾·戈夫（MichaelGove）領頭。
卡梅倫辭職後，戈夫原本支持約翰遜擔任首相，卻在最後一分鐘反悔，宣稱約翰遜并不适任，自己将出馬競選。
戈夫打亂了約翰遜的一盤棋，有人認為這是不擇手段的政治暗殺。
但戈夫的辯詞是訴諸自己的感受，他解釋道：“在我的政治生涯裡，每走一步我都自問：‘什麼是我該做的？我的心怎麼說？’”根據戈夫的說法，他就是因此才鉚足勁兒推動英國脫歐，也因此不得不在背後捅自己過去的盟友約翰遜一刀，由自己競逐龍頭寶座。
一切都是因為：他的心是這麼說的。
這種對“心”的依賴，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緻命弱點。
一旦有人研發出相關技術，能夠攻入并操縱人心，民主政治便将成為一場情感豐沛的木偶戲。
聽算法的就對了 自由主義相信感受，相信自由選擇，但這些概念其實并不自然，也稱不上久遠。
過去曾有幾千年的時間，人類相信權威來自神祇，而非來自内心，該推崇的是神的話語，而不是人的自由。
到最近幾個世紀，權威的來源才從天上的神變成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很快，權威的來源可能再次改變：從人類轉到算法。
在過去，神的權威是靠宗教神話建立的，人的權威是靠自由主義這套故事建立的。
至于即将到來的技術革命，則可能建立起大數據算法的權威，同時完全推翻關于個人自由的信念。
正如前一章中提到的，對于人腦和人體運作方式的科學研究顯示，人類的種種感受既不是什麼人類獨有的精神靈性，也不代表什麼“自由意志”。
所有的“感受”隻是所有哺乳動物及鳥類都擁有的生化機制，用來快速運算生存和繁殖的概率。
“感受”的基礎也不是直覺、靈感或自由，而是運算。
猴子、老鼠或人類看到蛇的時候會感受到恐懼，是因為大腦裡的幾百萬個神經元迅速計算了相關數據，并得出“死亡的可能性很高”這個結論。
而根據另一套生化算法的計算，如果發現有很大的可能性和附近的某個個體成功交配、建立社交連接或達成其他令人渴望的目标，性吸引力的感受就會上升。
至于憤怒、内疚或寬恕之類的道德感受，則是源于與團體合作相關的神經機制。
所有這些生化算法都經曆了數百萬年的進化打磨。
如果某個古代祖先的感受犯了某個錯誤，塑造這些感受的基因就不會再傳給下一代。
因此，感受并非與理性背道而馳，而是體現了進化上的理性。
我們通常不會意識到各種感受是出于運算，原因在于這些快速的運算遠不在我們的意識阈值範圍内。
我們感覺不到大腦裡幾百萬個神經元在怎樣運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我們對蛇的恐懼、對伴侶的選擇或對歐盟的看法是出于什麼神秘的“自由意志”。
然而，雖然自由主義在“種種感受反映出人類的自由意志”這一點上犯了個錯，但直到今天，依靠情感來做決定仍然有很好的實際意義。
因為，雖然各種感受并沒有什麼神奇或自由的地方，但講到該學什麼專業、該跟誰結婚、該把票投給誰，“靠感受”仍然是最好的辦法。
而且，也沒有什麼外部系統能夠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感受。
就算中世紀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或蘇聯的秘密警察每分每秒都在監控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還是少了必要的生物知識及運算能力，他們無法攻進我的身體，也無法了解種種生化程序是如何塑造我的欲望和選擇的。
所以實際上，大可直接說人有自由意志，因為人的意志主要是由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這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
于是，我可以騙自己說我掌控了自己神秘的内在領域，外界永遠無法真正理解我内心正在發生的事以及我如何做出決定。
因此，自由主義要人們追随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聽什麼祭司或政客說的話，其實也沒錯。
然而，計算機算法很快就能給你比“人類的感受”更好的建議。
随着西班牙宗教法庭和蘇聯的秘密警察讓位給谷歌和百度，“自由意志”大概就會被拆穿，自由主義的實用價值也随之降低。
我們現在正處于兩次巨大革命的交彙中。
一方面，生物學家正在揭開人體（特别是大腦和人類感受）的種種奧秘；另一方面，計算機科學家也讓我們獲得前所未有的數據處理能力。
生物技術革命與信息技術革命融合之後，大數據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監測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權威也可能從人類手中轉移到計算機手中。
如果我每天遇到的各種機構、企業和政府都能了解甚至操縱過去我以為沒有外人可進入的内心世界，我大概也就不會再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這種東西。
醫學領域已經如此。
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醫療決定，并不是取決于我們自己是否覺得健康，甚至也不是看醫生做出什麼判斷，而是要看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身體的計算機得出怎樣的運算結果。
再過幾十年，大數據算法就能通過持續的生物統計數據流，24小時監測我們的健康狀況。
早在我們出現任何感覺之前，算法就能監測到流感病毒、癌細胞或阿爾茨海默病的蠢蠢欲動，接着就能針對每個人的體質、DNA（脫氧核糖核酸）和性格，量身推薦适合的治療方案、飲食和養生之道。
這樣一來，人類将能夠享有曆史上最佳的醫療保健服務。
但也正因為如此，人類大概永遠無法擺脫生病這件事。
畢竟，身體總會有什麼地方不在最佳狀态，也總有什麼地方是能夠改進的。
在過去，隻要不覺得痛或沒有出現像跛腳之類的明顯失能，人們就會覺得自己是健康的。
但到了2050年，有了生物傳感器和大數據算法之後，可能早在疾病造成疼痛或失能之前，就能得到診斷并開始治療。
這樣一來，你會發現自己老得面對一個又一個“病症”，得遵守這個或那個算法建議。
不想聽算法的？那麼醫療保險就有可能被取消，或者會被公司解雇。
畢竟，為什麼他們要為你的固執己見付出代價呢？ 例如抽煙這件事。
現在隻是有個整體的統計數據，告訴你抽煙和肺癌有關，你要繼續抽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以後可能會有個生物傳感器明确警告你：剛剛在您的左上肺檢測到17個癌細胞。
這時候你要繼續抽煙，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不理會傳感器的警告，傳感器就把警告轉發給你的保險公司、你的領導和你的母親，你該怎麼辦？ 誰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面對所有的大小疾病？我們很可能會幹脆直接告訴健康算法，大多數時候它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于是它大概隻會定期把近況通知發送到我們的智能手機上，告訴我們“已監測并消滅17個癌細胞”。
整天擔心自己生病的焦慮症患者或許真的會去看這些通知，但大多數人大概隻會一眼掃過，就像我們現在懶得細看那些煩人的反計算機病毒通知一樣。
“決策”這出戲 醫療領域已經發生的事，很可能即将延伸到越來越多的領域。
扮演關鍵角色的發明就
在政治上，自由主義相信“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所以它贊成民主選舉。
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相信“顧客永遠是對的”，所以它擁抱自由市場的原則。
而在個人方面，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聆聽内心的聲音，随心所欲”，隻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行。
于是，人權便将這種個人自由的概念奉若神明。
在西方的政治論述中，“自由主義者”（liberal）的用法有時候比較狹義且偏頗，特指支持同性婚姻、槍支管制、堕胎等特定議題的人。
然而，就算是所謂的保守派，其實也會接受廣義的自由主義世界觀。
特别是在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該偶爾停戰一下，想想彼此不是都同意人權、自由選舉和司法獨立之類的基本原則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裡根與撒切爾夫人這樣的右翼名人，除了積極提倡經濟自由之外，同時也堅定地擁護個人自由。
撒切爾夫人在1987年的一次著名訪談中曾表示：“沒有‘社會’這種東西。
生活就是由男男女女交織而成……生活質量如何，取決于每個人準備為所有人承擔多少責任。
” 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後輩的想法也和工黨完全一緻，認為政治上的權威來自每個選民的情感、選擇與自由意志。
因此，英國要決定是否脫離歐盟的時候，首相卡梅倫并不是去征詢英國女王、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的意見，也不是去詢問議會議員，而是直接舉行全民公投，問所有的英國人：“你感覺該怎麼做？” 有人可能會提出反駁，認為當時問的是“你怎麼想”，而不是“你怎麼感覺”。
這是一種常見的誤解。
所有的公投和選舉，訴諸的永遠是人類的“感覺”，而不是人類的理性。
如果民主談的就是理性決策，那麼哪還有理由讓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權？甚至還投什麼票呢？早就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就是有一些人比别人學識更淵博、更具理性，特别是講到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時更是如此。
英國脫歐投票之後，著名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就提出抗議，認為絕大多數英國民衆（包括他自己）其實都缺乏必要的經濟和政治科學背景，根本不該要求他們投下這張公投票。
“這豈不就像是要用全國公投決定愛因斯坦的代數算得對不對，又或是讓乘客表決飛機駕駛員該在哪條跑道降落？” 但無論如何，選舉和公投的重點并不在于我們怎麼“想”，而在于我們怎麼“感覺”。
講到感覺這件事，愛因斯坦和道金斯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強。
民主的概念認為，人類的感受反映出一種神秘而意義深遠的“自由意志”，而這就是權威的本源；雖然每個人的聰明程度高下有别，但自由程度一律平等。
就算是一個不識字的女傭，也和愛因斯坦和道金斯一樣有自由意志，因此到了選舉日的時候，她的感受（表現在她投的選票上）也就與其他任何人一樣重要。
感受所影響的不隻是選民，還包括領導者。
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中，脫歐派由鮑裡斯·約翰遜（BorisJohnson）和邁克爾·戈夫（MichaelGove）領頭。
卡梅倫辭職後，戈夫原本支持約翰遜擔任首相，卻在最後一分鐘反悔，宣稱約翰遜并不适任，自己将出馬競選。
戈夫打亂了約翰遜的一盤棋，有人認為這是不擇手段的政治暗殺。
但戈夫的辯詞是訴諸自己的感受，他解釋道：“在我的政治生涯裡，每走一步我都自問：‘什麼是我該做的？我的心怎麼說？’”根據戈夫的說法，他就是因此才鉚足勁兒推動英國脫歐，也因此不得不在背後捅自己過去的盟友約翰遜一刀，由自己競逐龍頭寶座。
一切都是因為：他的心是這麼說的。
這種對“心”的依賴，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緻命弱點。
一旦有人研發出相關技術，能夠攻入并操縱人心，民主政治便将成為一場情感豐沛的木偶戲。
聽算法的就對了 自由主義相信感受，相信自由選擇，但這些概念其實并不自然，也稱不上久遠。
過去曾有幾千年的時間，人類相信權威來自神祇，而非來自内心，該推崇的是神的話語，而不是人的自由。
到最近幾個世紀，權威的來源才從天上的神變成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很快，權威的來源可能再次改變：從人類轉到算法。
在過去，神的權威是靠宗教神話建立的，人的權威是靠自由主義這套故事建立的。
至于即将到來的技術革命，則可能建立起大數據算法的權威，同時完全推翻關于個人自由的信念。
正如前一章中提到的，對于人腦和人體運作方式的科學研究顯示，人類的種種感受既不是什麼人類獨有的精神靈性，也不代表什麼“自由意志”。
所有的“感受”隻是所有哺乳動物及鳥類都擁有的生化機制，用來快速運算生存和繁殖的概率。
“感受”的基礎也不是直覺、靈感或自由，而是運算。
猴子、老鼠或人類看到蛇的時候會感受到恐懼，是因為大腦裡的幾百萬個神經元迅速計算了相關數據，并得出“死亡的可能性很高”這個結論。
而根據另一套生化算法的計算，如果發現有很大的可能性和附近的某個個體成功交配、建立社交連接或達成其他令人渴望的目标，性吸引力的感受就會上升。
至于憤怒、内疚或寬恕之類的道德感受，則是源于與團體合作相關的神經機制。
所有這些生化算法都經曆了數百萬年的進化打磨。
如果某個古代祖先的感受犯了某個錯誤，塑造這些感受的基因就不會再傳給下一代。
因此，感受并非與理性背道而馳，而是體現了進化上的理性。
我們通常不會意識到各種感受是出于運算，原因在于這些快速的運算遠不在我們的意識阈值範圍内。
我們感覺不到大腦裡幾百萬個神經元在怎樣運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我們對蛇的恐懼、對伴侶的選擇或對歐盟的看法是出于什麼神秘的“自由意志”。
然而，雖然自由主義在“種種感受反映出人類的自由意志”這一點上犯了個錯，但直到今天，依靠情感來做決定仍然有很好的實際意義。
因為，雖然各種感受并沒有什麼神奇或自由的地方，但講到該學什麼專業、該跟誰結婚、該把票投給誰，“靠感受”仍然是最好的辦法。
而且，也沒有什麼外部系統能夠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感受。
就算中世紀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或蘇聯的秘密警察每分每秒都在監控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還是少了必要的生物知識及運算能力，他們無法攻進我的身體，也無法了解種種生化程序是如何塑造我的欲望和選擇的。
所以實際上，大可直接說人有自由意志，因為人的意志主要是由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這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
于是，我可以騙自己說我掌控了自己神秘的内在領域，外界永遠無法真正理解我内心正在發生的事以及我如何做出決定。
因此，自由主義要人們追随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聽什麼祭司或政客說的話，其實也沒錯。
然而，計算機算法很快就能給你比“人類的感受”更好的建議。
随着西班牙宗教法庭和蘇聯的秘密警察讓位給谷歌和百度，“自由意志”大概就會被拆穿，自由主義的實用價值也随之降低。
我們現在正處于兩次巨大革命的交彙中。
一方面，生物學家正在揭開人體（特别是大腦和人類感受）的種種奧秘；另一方面，計算機科學家也讓我們獲得前所未有的數據處理能力。
生物技術革命與信息技術革命融合之後，大數據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監測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權威也可能從人類手中轉移到計算機手中。
如果我每天遇到的各種機構、企業和政府都能了解甚至操縱過去我以為沒有外人可進入的内心世界，我大概也就不會再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這種東西。
醫學領域已經如此。
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醫療決定，并不是取決于我們自己是否覺得健康，甚至也不是看醫生做出什麼判斷，而是要看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身體的計算機得出怎樣的運算結果。
再過幾十年，大數據算法就能通過持續的生物統計數據流，24小時監測我們的健康狀況。
早在我們出現任何感覺之前，算法就能監測到流感病毒、癌細胞或阿爾茨海默病的蠢蠢欲動，接着就能針對每個人的體質、DNA（脫氧核糖核酸）和性格，量身推薦适合的治療方案、飲食和養生之道。
這樣一來，人類将能夠享有曆史上最佳的醫療保健服務。
但也正因為如此，人類大概永遠無法擺脫生病這件事。
畢竟，身體總會有什麼地方不在最佳狀态，也總有什麼地方是能夠改進的。
在過去，隻要不覺得痛或沒有出現像跛腳之類的明顯失能，人們就會覺得自己是健康的。
但到了2050年，有了生物傳感器和大數據算法之後，可能早在疾病造成疼痛或失能之前，就能得到診斷并開始治療。
這樣一來，你會發現自己老得面對一個又一個“病症”，得遵守這個或那個算法建議。
不想聽算法的？那麼醫療保險就有可能被取消，或者會被公司解雇。
畢竟，為什麼他們要為你的固執己見付出代價呢？ 例如抽煙這件事。
現在隻是有個整體的統計數據，告訴你抽煙和肺癌有關，你要繼續抽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以後可能會有個生物傳感器明确警告你：剛剛在您的左上肺檢測到17個癌細胞。
這時候你要繼續抽煙，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不理會傳感器的警告，傳感器就把警告轉發給你的保險公司、你的領導和你的母親，你該怎麼辦？ 誰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面對所有的大小疾病？我們很可能會幹脆直接告訴健康算法，大多數時候它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于是它大概隻會定期把近況通知發送到我們的智能手機上，告訴我們“已監測并消滅17個癌細胞”。
整天擔心自己生病的焦慮症患者或許真的會去看這些通知，但大多數人大概隻會一眼掃過，就像我們現在懶得細看那些煩人的反計算機病毒通知一樣。
“決策”這出戲 醫療領域已經發生的事，很可能即将延伸到越來越多的領域。
扮演關鍵角色的發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