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就業：等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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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會是一個單一的分水嶺，可别以為在這之後就業市場就會達到新的平衡狀态。
相反，破壞隻會像雪崩般擴大。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認為自己能夠一輩子都做同一份工作。
而到了2050年，别說同一份工作，就連同一個專業領域也不太可能讓人待一輩子。
就算我們真的能夠不斷創造出新工作，讓勞動者接受再培訓，但像這樣生活永無甯日，一般人的精神又是否能撐得下去？變化總會帶來壓力，21世紀初的紛紛擾擾，已經造成全球性的壓力蔓延。
而随着就業市場和個人職業生涯的波動不斷加劇，人類是否真能應對？或許，人類将會需要更有效的減壓方式（從藥物、神經反饋到冥想等），來避免智人精神崩潰。
到2050年，“無用階層”的出現可能不隻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沒受過相關教育，還可能因為精神動力不足。
顯然，以上大部分隻是猜測。
在本書寫作的此時（2018年年初），自動化已經對許多産業造成影響，但尚未導緻大量失業。
事實上，在美國等許多國家，失業率已降至曆史最低點。
沒人能夠确定機器學習和自動化究竟會對未來的各種行業産生怎樣的影響，想預估相關時間表也絕非易事。
特别是這一切不隻要看科技上的突破，各種政治決策與文化傳統的影響也至關重要。
因此，就算已經證明自動駕駛汽車比人類司機更安全、更便宜，政客和消費者仍然可能會在幾年甚至幾十年間抗拒改變。
但我們也不能過于樂觀。
一心認為會有足夠的新工作來彌補被淘汰的工作，将會十分危險。
在過去的自動化浪潮中曾發生的這一事實，并不能保證一定會在21世紀這個極為不同的情境下再次發生。
一旦真的發生系統性大規模失業，潛在的社會和政治幹擾将會極為嚴重，因此就算發生系統性大規模失業的可能性非常低，我們也必須嚴肅對待。
19世紀工業革命興起之後，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都無法應對相關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封建主義、君主制和傳統宗教不适合管理工業大都市、幾百萬背井離鄉的工人，并面對現代經濟不斷變化的本質。
于是，人類必須開發全新的模式——自由民主國家、獨裁政權、法西斯政權，再用超過一個世紀的慘痛戰争和革命來測試這些模式，去蕪存菁，以找出并實踐最佳解決方案。
狄更斯筆下的煤礦童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2—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都隻是人類付出昂貴學費的一小部分。
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在21世紀給人類帶來的挑戰，會比蒸汽機、鐵路和電力在上個時代帶來的挑戰大得多。
由于現代文明的破壞力過于驚人，人類實在禁不起更多的測試失敗、世界大戰或血腥革命。
現代如果測試失敗，可能導緻的就是核戰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徹底崩潰。
所以，我們隻能比面對工業革命時做得更好才行。
從剝削到無足輕重 可能的解決方案分為三大類：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創造足夠的新工作；就算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消失的工作還是遠遠多于新創造的就業機會，該怎麼辦？ 避免工作消失，是最沒有吸引力也最無法達成的策略，因為這代表着要人類放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巨大潛力。
然而，政府可能會有意放慢自動化的腳步，以減少造成的沖擊，争取時間進行調整。
技術從來不是隻有一條路：事情“可以做”并不意味着“必須做”。
運用政府法規的牽制，就算某項新技術已經在商業上可行、在經濟上有利可圖，也能把它擋下來。
比如，這幾十年來，人類的技術發展早就足以創造出一個人體器官市場，在欠發達國家開設“人體農場”，應對富裕買家幾乎永無止境的需求。
像這樣的“人體農場”，市場價值可能高達數千億美元。
然而，靠着各項法規禁止人體器官自由交易，雖然還是有黑市，但畢竟規模遠小于原本可能的狀況。
放慢改變的速度，或許能讓我們有時間創造足夠多的新工作機會來彌補大部分損失。
但就像前面說的，經濟上的開創精神必須搭配教育和心理方面的變革。
假設新的工作崗位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的職位，那麼也就可能需要高水平的專業知識；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不斷改良，人類勞動者也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能，改變自己的專業領域。
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提供終身教育補貼，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網，協助國民面對無法避免的過渡期。
假設一位40歲的前無人機駕駛員需要三年時間才能成功轉型為虛拟世界的設計師，在這段時間内，他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需要很多的政府協助才能維持生活。
（目前北歐各國正在試行此類方案，信念在于“保護勞工，而不是保護工作”。
） 然而，就算有足夠的政府協助，像這樣讓幾十億人不斷重新再造自我，究竟會不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平衡，仍是未知數。
如果就算我們付出一切努力，還是有相當比例的人口被擠出就業市場，那麼我們将不得不尋找新的模式，來面對“後工作社會”、“後工作經濟”和“後工作政治”等種種議題。
第一步就是要誠實承認，我們固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并不足以對付這樣的挑戰。
有些人可能會說，就算人類無法在工作上與人工智能競争，但還是要靠人來消費吧？人類怎麼可能會在經濟上無足輕重呢？然而，未來的經濟究竟還需不需要由人來作為消費者，現在實在很難說，因為機器和計算機也可以成為消費者。
理論上，讓A礦業公司生産和售賣鐵砂給B機器人公司，B機器人公司再生産和售賣機器人給A礦業公司，A礦業公司于是生産更多鐵砂，讓B機器人公司能生産更多機器人，這樣就形成一個經濟環。
隻要兩家公司不斷互相交易，就能不斷成長擴張到銀河系的彼端。
它們隻要有機器人和計算機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人類作為消費者。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計算機和算法不再隻是生産者，還同時扮演起了客戶的角色。
例如在證券交易所，算法正成為債券、股票和期貨的最重要買家。
同樣，廣告業最重要的客戶也是算法：谷歌搜索算法。
現在設計師設計網頁的時候，常常迎合的是谷歌搜索算法，而不是哪個人的品位。
算法顯然沒有意識，所以不會像人類消費者那樣享受自己購買的物品，做決定時也不會受到感覺和情緒的影響。
畢竟，谷歌搜索算法怎麼都不可能真的嘗一口冰激淩。
然而，算法會依據其内部運算和内置偏好來做出各種選擇，而這些内置偏好對人類世界的影響也日益增加。
以冰激淩品牌為例，谷歌搜索算法對網頁搜索結果的排序有十分複雜的考慮，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淩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幾家——不見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幾家。
我是從自身經曆中體會到這一點的。
每次我出書的時候，出版社都會請我寫個簡短的介紹，讓他們用于網絡宣傳。
但出版社會把我寫的文字改成迎合谷歌算法的版本。
在看過我寫的文字後，出版社告訴我：“不要用這個字，換成那個字比較好，能在谷歌算法裡得到更多的關注。
”我們知道，隻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類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這樣一來，我們既不需要人類作為生産者，也不需要人類作為消費者，那麼，什麼能保障人類的生存與心理健康呢？我們不能等到危機徹底爆發才開始尋找答案，那時候就太遲了。
為了應對21世紀這一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經濟動蕩局面，需要盡快發展新的社會及經濟模式，并以“保護人類，而不是保護工作”為指導原則。
很多工作不過是無聊的苦差事，本就應該被淘汰。
例如，沒有人一輩子的夢想是成為收銀員吧？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要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保護其社會地位和自我價值。
有一種新模式越來越受到關注，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UBI）。
全民基本收入認為，政府應該對控制算法和機器人的億萬富翁和企業征稅，再用這筆稅金為每個人提供足以滿足其基本需求的慷慨津貼。
這樣一來，既能解決因失業和經濟混亂而産生的貧窮問題，也能保護富人不受平民主義的怒火洗禮。
一個相關的建議是要擴大“工作”的定義。
目前有幾十億個父母照顧着孩子，鄰居照顧着彼此，民衆組織着種種社群，這些活動都有其價值，但都不被認可為“工作”。
或許我們應該改變一下觀念，意識到照顧孩子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戰的工作。
這樣轉念之後，就算計算機和機器人取代所有司機、銀行經理和律師的工作，也不會出現工作短缺的狀況。
當然，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由誰來考核這些新認定的“工作”，并為其付費。
6個月大的嬰兒大概還沒辦法付給媽媽工資，這時就需要政府承擔起這個責任。
另外，如果我們希望此類薪水足以負擔家庭的基本開銷，那麼最終這和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沒有太大差異了。
還有一種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務，而非全民基本收入。
換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給錢讓人亂花，而是提供免費的教育、醫療保健、交通等服務。
事實上，這就是共産主義描繪的願景。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該為民衆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資本主義的天堂）還是全民基本服務（共産主義的天堂）。
兩個選項各有優缺點。
但無論你選擇哪個天堂，真正的問題還是在于“全民”與“基本”的定義。
什麼是“全民”？ 無論是全民基本收入還是全民基本服務，通常認為都是由國家來提供的。
到目前為止，各種全民基本收入措施都還隻是明确限定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城市執行。
2017年1月，芬蘭開始為期兩年的試點，為2000位失業的芬蘭人每月提供560歐元，不論他們在試點開始之後是否找到工作。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十個省之一，為加拿大的一級行政單位，擁有總面積面積106.8萬平方公裡，比法國和西班牙兩國面積之和還要大。
安大略省南部則與美國的明尼蘇達，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和紐約諸州為界，自西面的森林湖直到東部康沃爾的聖勞倫斯河。
這其中包括五大湖中的蘇必利爾湖、休倫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截至2010年7月1日，安大略省擁有人口1321.1萬，居加拿大人口第一位，其中65%左右為英國後裔，5%為法國後裔，該省原住民為北美印第安人，占1.5%。
2013年，安大略省實現國民生産總值6957.05億加元，人均國民生産總值4.64萬加元。
2017年10月27日，安大略省将每年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
同時加拿大也成為西方第一個設立“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的國家。
）、意大利的裡窩那市（Livorno（利禾奴是意大利足球俱樂部Livorno粵語名字，國語譯名利沃諾））和荷蘭的幾個城市，也有類似的試點正在進行。
（2016年，瑞士舉行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公投，但選民最後否決了這項提案。
） 這些國家或城市計劃的問題在于，自動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并不住在芬蘭、安大略、裡窩那（裡窩那為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西部是濱海平原，東部和南部為低丘。
裡窩那（意大利語：Livorno）是第勒尼安海的一個港口城市，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納西部，是裡窩那省的首府。
裡窩那是意大利西岸第三大的港口城市，2014年人口160,512。
）或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蘭首都及最大城市，人口約110萬。
位于該國西部省份北荷蘭省，世界著名的國際大都市。
其名稱源于Amsteldam，這表明了該城市的起源：一個位于阿姆斯特爾河上的水壩，即今水壩廣場址。
據2017年城市安全度調查報告，阿姆斯特丹
相反，破壞隻會像雪崩般擴大。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認為自己能夠一輩子都做同一份工作。
而到了2050年，别說同一份工作，就連同一個專業領域也不太可能讓人待一輩子。
就算我們真的能夠不斷創造出新工作，讓勞動者接受再培訓，但像這樣生活永無甯日，一般人的精神又是否能撐得下去？變化總會帶來壓力，21世紀初的紛紛擾擾，已經造成全球性的壓力蔓延。
而随着就業市場和個人職業生涯的波動不斷加劇，人類是否真能應對？或許，人類将會需要更有效的減壓方式（從藥物、神經反饋到冥想等），來避免智人精神崩潰。
到2050年，“無用階層”的出現可能不隻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沒受過相關教育，還可能因為精神動力不足。
顯然，以上大部分隻是猜測。
在本書寫作的此時（2018年年初），自動化已經對許多産業造成影響，但尚未導緻大量失業。
事實上，在美國等許多國家，失業率已降至曆史最低點。
沒人能夠确定機器學習和自動化究竟會對未來的各種行業産生怎樣的影響，想預估相關時間表也絕非易事。
特别是這一切不隻要看科技上的突破，各種政治決策與文化傳統的影響也至關重要。
因此，就算已經證明自動駕駛汽車比人類司機更安全、更便宜，政客和消費者仍然可能會在幾年甚至幾十年間抗拒改變。
但我們也不能過于樂觀。
一心認為會有足夠的新工作來彌補被淘汰的工作，将會十分危險。
在過去的自動化浪潮中曾發生的這一事實，并不能保證一定會在21世紀這個極為不同的情境下再次發生。
一旦真的發生系統性大規模失業，潛在的社會和政治幹擾将會極為嚴重，因此就算發生系統性大規模失業的可能性非常低，我們也必須嚴肅對待。
19世紀工業革命興起之後，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都無法應對相關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封建主義、君主制和傳統宗教不适合管理工業大都市、幾百萬背井離鄉的工人，并面對現代經濟不斷變化的本質。
于是，人類必須開發全新的模式——自由民主國家、獨裁政權、法西斯政權，再用超過一個世紀的慘痛戰争和革命來測試這些模式，去蕪存菁，以找出并實踐最佳解決方案。
狄更斯筆下的煤礦童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2—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都隻是人類付出昂貴學費的一小部分。
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在21世紀給人類帶來的挑戰，會比蒸汽機、鐵路和電力在上個時代帶來的挑戰大得多。
由于現代文明的破壞力過于驚人，人類實在禁不起更多的測試失敗、世界大戰或血腥革命。
現代如果測試失敗，可能導緻的就是核戰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徹底崩潰。
所以，我們隻能比面對工業革命時做得更好才行。
從剝削到無足輕重 可能的解決方案分為三大類：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創造足夠的新工作；就算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消失的工作還是遠遠多于新創造的就業機會，該怎麼辦？ 避免工作消失，是最沒有吸引力也最無法達成的策略，因為這代表着要人類放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巨大潛力。
然而，政府可能會有意放慢自動化的腳步，以減少造成的沖擊，争取時間進行調整。
技術從來不是隻有一條路：事情“可以做”并不意味着“必須做”。
運用政府法規的牽制，就算某項新技術已經在商業上可行、在經濟上有利可圖，也能把它擋下來。
比如，這幾十年來，人類的技術發展早就足以創造出一個人體器官市場，在欠發達國家開設“人體農場”，應對富裕買家幾乎永無止境的需求。
像這樣的“人體農場”，市場價值可能高達數千億美元。
然而，靠着各項法規禁止人體器官自由交易，雖然還是有黑市，但畢竟規模遠小于原本可能的狀況。
放慢改變的速度，或許能讓我們有時間創造足夠多的新工作機會來彌補大部分損失。
但就像前面說的，經濟上的開創精神必須搭配教育和心理方面的變革。
假設新的工作崗位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的職位，那麼也就可能需要高水平的專業知識；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不斷改良，人類勞動者也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能，改變自己的專業領域。
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提供終身教育補貼，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網，協助國民面對無法避免的過渡期。
假設一位40歲的前無人機駕駛員需要三年時間才能成功轉型為虛拟世界的設計師，在這段時間内，他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需要很多的政府協助才能維持生活。
（目前北歐各國正在試行此類方案，信念在于“保護勞工，而不是保護工作”。
） 然而，就算有足夠的政府協助，像這樣讓幾十億人不斷重新再造自我，究竟會不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平衡，仍是未知數。
如果就算我們付出一切努力，還是有相當比例的人口被擠出就業市場，那麼我們将不得不尋找新的模式，來面對“後工作社會”、“後工作經濟”和“後工作政治”等種種議題。
第一步就是要誠實承認，我們固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并不足以對付這樣的挑戰。
有些人可能會說，就算人類無法在工作上與人工智能競争，但還是要靠人來消費吧？人類怎麼可能會在經濟上無足輕重呢？然而，未來的經濟究竟還需不需要由人來作為消費者，現在實在很難說，因為機器和計算機也可以成為消費者。
理論上，讓A礦業公司生産和售賣鐵砂給B機器人公司，B機器人公司再生産和售賣機器人給A礦業公司，A礦業公司于是生産更多鐵砂，讓B機器人公司能生産更多機器人，這樣就形成一個經濟環。
隻要兩家公司不斷互相交易，就能不斷成長擴張到銀河系的彼端。
它們隻要有機器人和計算機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人類作為消費者。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計算機和算法不再隻是生産者，還同時扮演起了客戶的角色。
例如在證券交易所，算法正成為債券、股票和期貨的最重要買家。
同樣，廣告業最重要的客戶也是算法：谷歌搜索算法。
現在設計師設計網頁的時候，常常迎合的是谷歌搜索算法，而不是哪個人的品位。
算法顯然沒有意識，所以不會像人類消費者那樣享受自己購買的物品，做決定時也不會受到感覺和情緒的影響。
畢竟，谷歌搜索算法怎麼都不可能真的嘗一口冰激淩。
然而，算法會依據其内部運算和内置偏好來做出各種選擇，而這些内置偏好對人類世界的影響也日益增加。
以冰激淩品牌為例，谷歌搜索算法對網頁搜索結果的排序有十分複雜的考慮，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淩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幾家——不見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幾家。
我是從自身經曆中體會到這一點的。
每次我出書的時候，出版社都會請我寫個簡短的介紹，讓他們用于網絡宣傳。
但出版社會把我寫的文字改成迎合谷歌算法的版本。
在看過我寫的文字後，出版社告訴我：“不要用這個字，換成那個字比較好，能在谷歌算法裡得到更多的關注。
”我們知道，隻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類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這樣一來，我們既不需要人類作為生産者，也不需要人類作為消費者，那麼，什麼能保障人類的生存與心理健康呢？我們不能等到危機徹底爆發才開始尋找答案，那時候就太遲了。
為了應對21世紀這一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經濟動蕩局面，需要盡快發展新的社會及經濟模式，并以“保護人類，而不是保護工作”為指導原則。
很多工作不過是無聊的苦差事，本就應該被淘汰。
例如，沒有人一輩子的夢想是成為收銀員吧？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要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保護其社會地位和自我價值。
有一種新模式越來越受到關注，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UBI）。
全民基本收入認為，政府應該對控制算法和機器人的億萬富翁和企業征稅，再用這筆稅金為每個人提供足以滿足其基本需求的慷慨津貼。
這樣一來，既能解決因失業和經濟混亂而産生的貧窮問題，也能保護富人不受平民主義的怒火洗禮。
一個相關的建議是要擴大“工作”的定義。
目前有幾十億個父母照顧着孩子，鄰居照顧着彼此，民衆組織着種種社群，這些活動都有其價值，但都不被認可為“工作”。
或許我們應該改變一下觀念，意識到照顧孩子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戰的工作。
這樣轉念之後，就算計算機和機器人取代所有司機、銀行經理和律師的工作，也不會出現工作短缺的狀況。
當然，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由誰來考核這些新認定的“工作”，并為其付費。
6個月大的嬰兒大概還沒辦法付給媽媽工資，這時就需要政府承擔起這個責任。
另外，如果我們希望此類薪水足以負擔家庭的基本開銷，那麼最終這和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沒有太大差異了。
還有一種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務，而非全民基本收入。
換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給錢讓人亂花，而是提供免費的教育、醫療保健、交通等服務。
事實上，這就是共産主義描繪的願景。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該為民衆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資本主義的天堂）還是全民基本服務（共産主義的天堂）。
兩個選項各有優缺點。
但無論你選擇哪個天堂，真正的問題還是在于“全民”與“基本”的定義。
什麼是“全民”？ 無論是全民基本收入還是全民基本服務，通常認為都是由國家來提供的。
到目前為止，各種全民基本收入措施都還隻是明确限定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城市執行。
2017年1月，芬蘭開始為期兩年的試點，為2000位失業的芬蘭人每月提供560歐元，不論他們在試點開始之後是否找到工作。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十個省之一，為加拿大的一級行政單位，擁有總面積面積106.8萬平方公裡，比法國和西班牙兩國面積之和還要大。
安大略省南部則與美國的明尼蘇達，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和紐約諸州為界，自西面的森林湖直到東部康沃爾的聖勞倫斯河。
這其中包括五大湖中的蘇必利爾湖、休倫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截至2010年7月1日，安大略省擁有人口1321.1萬，居加拿大人口第一位，其中65%左右為英國後裔，5%為法國後裔，該省原住民為北美印第安人，占1.5%。
2013年，安大略省實現國民生産總值6957.05億加元，人均國民生産總值4.64萬加元。
2017年10月27日，安大略省将每年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
同時加拿大也成為西方第一個設立“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的國家。
）、意大利的裡窩那市（Livorno（利禾奴是意大利足球俱樂部Livorno粵語名字，國語譯名利沃諾））和荷蘭的幾個城市，也有類似的試點正在進行。
（2016年，瑞士舉行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公投，但選民最後否決了這項提案。
） 這些國家或城市計劃的問題在于，自動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并不住在芬蘭、安大略、裡窩那（裡窩那為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西部是濱海平原，東部和南部為低丘。
裡窩那（意大利語：Livorno）是第勒尼安海的一個港口城市，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納西部，是裡窩那省的首府。
裡窩那是意大利西岸第三大的港口城市，2014年人口160,512。
）或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蘭首都及最大城市，人口約110萬。
位于該國西部省份北荷蘭省，世界著名的國際大都市。
其名稱源于Amsteldam，這表明了該城市的起源：一個位于阿姆斯特爾河上的水壩，即今水壩廣場址。
據2017年城市安全度調查報告，阿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