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兒童房來的廖尼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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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夜半。
這個點的電話鈴聲總會令人心驚肉跳，特别是當它乍響在公用住宅黑黢黢的腹地裡時。
公用電話機放在牆邊的擱架上，焦急而執拗地等待人們披上衣服跑過去。
聽筒裡的聲音稀奇古怪，數十年之後，父親已經很難用言語描述它了：那聲音沙啞，既像吧唧嘴，又像溝渠流水，說道：“孩子他姥爺要去了，趕緊來一趟。
”父母便去了。
房間裡（具體哪個不記得了），睡着年僅兩歲的我。
僅僅四個月前，奧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媽媽的媽媽沒了，年僅五十八歲。
那棟房子位于澡堂胡同，周圍全是一模一樣的二層小樓，在漆黑的夜裡很不好找。
門開了，一位穿襯裙的女士在暗弱昏黃的燈光下迅速閃到一旁。
屋内是一個房間和一張床，床上，在一堆被褥中間，躺着魁梧的外祖父，光着身子，已經斷了氣。
遺體上覆滿了藍色斑塊，房間裡所有的燈都亮着。
外祖父年紀也并不大，隻有六十二歲。
幾年前，他和妻子搬進了這棟屬于他們自己的合作社住宅；外祖父建設性地參與了住宅建設，在小樓前的一長條空地上種上了丁香花，并按照自己的意願栽了一排狀如鲱魚的鑽天楊。
後院也如法炮制，媽媽說，這些樹木會讓外祖父想起南方——他是敖德薩人嘛。
如今，鑽天楊環繞在小樓周圍，小樓内卻已人去屋空，如同藏在金字塔裡面的空盒子。
外祖母生前采回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蒙上了灰塵。
存放着外祖父存折的那個抽屜空空如也，存折到哪兒去了，媽媽也不知道。
給警察局打了幾次電話詢問案子進展，警方承諾調查清楚并回電，最後終于等到了唯一的一次答複：他們建議我的父母不要再繼續追究此事，以免事情變得更糟。
真是奇怪，怎麼可能還會更糟？ 那是我們家族的轉折之年，家族從此失去了長者。
随着外祖父母相繼故去，我的母親扮演起了牧羊人的角色，開始率領這一小群構成奇特的羊群：除了少不更事的我，還有兩個九十歲的老太婆——太姥姥别佳和太姥姥薩拉，兩人總是相互報以禮貌的冷漠。
如今她們必須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了。
一個獨子，一個獨女，原本是某種保溫材料，柔軟可感的襯墊，放置在她們與刮着莫名其妙的穿堂風的新生活之間——卻突如其來地相繼去世。
有人說，随着父母去世，将我們與死亡隔開的最後一道屏障便破碎了。
而子女的去世對兩位太姥姥的損失更甚，死亡如今從四面八方朝兩位耄耋老人圍堵而來。
父母心知肚明，外祖父是被人謀殺的。
但沒有人知道，殺人者是出于何種原因和目的，在那棟不詳的住宅裡究竟包藏着怎樣的陰謀，外祖父這樣一位平和良善之人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
不過，其實也有一些蛛絲馬迹可尋。
外祖母的葬禮——公墓的家族片區近半個世紀以來頭一次張開又閉合了自己的大嘴，接納了新的住戶——剛一結束，外祖父便向媽媽坦白了一樁秘密。
原來，他有過另外一個女人。
他請媽媽對這件事冷靜看待，心平氣和地讨論将來的打算。
事情可以得到圓滿解決：媽媽可以搬到澡堂胡同的房子裡去，那裡供孩子玩耍的空間比波克羅夫斯卡的公用住宅大；而外祖父和他的女友剛好可以搬到公用住宅裡去。
外祖父談論這些事情的語氣完全是就事論事的，連同其餘的好處：他的女友現下沒有工作，完全可以照顧年幼的我——她非常喜歡孩子。
這些事我是很多年後才支離破碎地聽說的。
而在此前，我所得到的關于外祖父母死因的回答總是和世界秩序一樣一成不變，其憂郁的對稱曾一度令我深感迷惑：外祖父死于肺炎，外祖母死于心衰。
這兩種病聽上去都令人似懂非懂，因而更顯得異常可怕，肺和心髒由此成了我幼小意識中最為重要的人體器官，非但足以決定生死，而且動辄便要背信棄義地發炎或衰竭。
我至今仍記得那種猝不及防的驚天逆轉帶來的惶惑與可怖，當十七歲的我第一次聽到父母向我透露事情真相時。
這個故事本身便是可怕而疑窦重重的，無法提供任何答案，但最艱難的還是講述過程本身，我的父母顯然極不情願推開那扇鏽在滑軌上的鐵門，露出那個向外噴吐着非人寒氣的黢黑窟窿。
他們無法回答我的問題，甚至于最簡單的那個：那個女人是誰？他們同樣一無所知。
在當年的1974年8月，媽媽憤然拒絕與她見面，不願意接納這個擠占廖尼亞對廖利娅思念的不速之客。
三個月後，廖尼亞本人也沉入了黑夜，連同他的規劃，他那鞋刷毛似的胡子茬和那些憂郁、好笑的幽默段子。
*** 廖利娅和廖尼亞，在我腦海中一直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和他們的名字一樣，如此完美而又平等地相互補充着。
他們那不無孩子氣、充斥着感歎号和省略号的通信是于1934年寫下的，那時的生活還顯得十分笨重而耐久，每去一趟達洽都要大動幹戈，運送家具、手提飯盒、衣服箱子、煤油爐和茶炊的馬車隊在淩晨的莫斯科魚貫而行，但沒有一個人會覺得麻煩，仿佛理應如此。
曾祖輩鄭重其事的生活方式還多多少少站得住腳，盡管也出現了一些新風尚和露水鴛鴦式的偷歡。
廖尼亞向廖利娅提出求婚并得到了應允，但也有一些附加條件。
他們遵守了承諾，沒有急于要孩子；正是青春燃燒的歲月，穿插着旅行、療養、海濱度假；在山區拍攝的照片上，旅行者在鏡頭前擺着姿勢，一輛黑色的甲殼蟲轎車，一襲蝶舞碎花裙。
廖利娅完成了醫學院的學業，廖尼亞也以優異的成績從建築學院畢了業，開始工作。
兩位年輕的蘇聯專家，和所有人一樣，不止一次地填報過各種表格，每次遇到必不可少的“社會出身”一欄時都會習慣性地回避或者篡改事實，好讓自己的出身看上去合乎規矩。
“舊俄律師”先是被隐去了“舊俄”二字，後來又變成了更為穩妥的“公職人員”。
一等商人則變成了小鋪老闆或者小市民。
至于要求提供國外親戚信息的欄目，則最好一律空白。
列昂尼德·古列維奇在那一欄填的是：“已故姑媽的丈夫因職務調動遷居倫敦。
已失去聯系。
” 1938年的表格要求列昂尼德·古列維奇交待自己是否在舊俄軍隊服過兵役，是否曾在白軍服役或者在白軍政府機關任職，所任何職；是否參加過國内戰争，何時何地以何種身份；是否因在十月革命以前從事革命行徑遭受過懲罰。
還需指明最後一次黨内清洗的結果。
1954年的表格在以上問題之外又新增了一些：是否做過俘虜，是否當過遊擊隊員，是否在淪陷區居住過。
在每一個方框内都用藍色墨水填了一個大大的“否”。
娜塔莎，他的女兒，最終也沒能徹底原諒他，不光是因為在母親死後，他急不可耐地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還因為即便在母親生前他似乎也并非無可指摘。
在浏覽照片、回憶往事的家庭聚會期間對此從未提及，但在後來，當我開始獨自翻檢那些深不見底的抽屜和擱架時，時不時便會發現一些奇怪的、與家族氛圍格格不入的東西：一些明信片、便函、小玩意，它們明顯屬于另外一種富于魅惑的生活，不是我們的，甚至不是蘇聯的。
比如，其中有一幅彩色圖畫，以細膩的筆觸畫了一顆心，碎成了兩半，鋸齒狀的裂痕被塗成紅色，下面用大寫字母寫着“一心兩傷”，字迹上隐隐有大顆的淚痕。
還有裝在自制信封裡的新年問候，信封口用一枚蘇聯的一戈比硬币封住，信封上寫着“12月31日晚10點親啟”——寫下并寄出這封信的女人顯然明白，收信人在午夜時分會和家人圍坐桌邊，無暇他顧。
信封裡面是一首詩和一封信，落款是“您的小友”。
這位“小友”的童心未泯和未谙世事被一再強調：“我給您寫信，畫了這棵新年枞樹，像個孩子一樣翹首以盼，等待時鐘的指針在數字12上團圓。
新年快樂！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維奇！”詩歌當中同樣對此着重渲染：“我像您的女兒一樣/在枞樹下安坐”，所有這些，包括那幅畫、那封信、那首詩，甚至于那枚硬币，不知為何都被保留了下來，留存至今。
後來，父母移民了，房子空了下來，但偶爾仍會有各種寶貝砸到我頭上：從存放釘子、溶劑罐和枞樹挂飾的天棚下的二層隔闆上，竟然掉下來很多把銀勺子；房間的秘密終于也顯露出來。
在故紙堆中間發現了形形色色的東西，其中一個就是此前提到的皮沙發上的裸女照片，此外還有一張，就是眼下擺在我面前的這張。
這張照片令人觸動之處不在于場景本身的魅惑，而在于時代的标記。
淺黃色頭發的女人，身穿黑色内褲和胸罩，蜷腿坐在一張鋪滿報紙的圓桌上，眼睛望向一旁，正準備點煙。
這很像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家庭錄像，是為了唯一的觀衆和參與者而拍攝的。
這顯然是對美國pin-up—手繪美女招貼畫的模仿之作，試圖将見過或臆想出的形象移植到完全不相符的俄國環境中來。
就一切标準而言，這幅畫都相當保守，所有關鍵的點都沒露，但這并不妨礙照片顯得開放甚至有失體面。
最重要的是，可以明顯看到桌子上鋪的乃是一份《真理報》，這令照片充滿了危險氣息——單是将黨的機關報坐在屁股底下就夠坐好幾年牢的了；左手拿的香煙是“白海運河”牌——這條運河是靠囚犯勞役建成的。
國家最重要的報紙和最廉價、最濃烈的煙卷在此相遇，被女性的身體彙聚在一起。
女人對于二者中的任何一個都表現出絕對的冷漠；房間像是某個未知機關的臨時設施和輔助用房，黑色高跟鞋則像是歌舞表演的道具，一如過于奢華的、顯然非蘇聯生産的内衣。
當時正值20世紀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劇院門口停放的全是斯大林汽車廠和莫洛托夫汽車廠生産的汽車，國内第二波恐怖浪潮正風起雲湧：“列甯格勒案”[1949—1950年間蘇聯發生的一起重大政治冤案。
列甯格勒黨組織的一大批負責幹部及衆多蘇共領導人受到牽連。
]>“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案”[1948—1952年間針對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成員的一次清洗活動，13位委員會領導人被槍決。
]“醫生案”。
照片角落的白灰牆面上胡亂貼着一張諷刺漫畫，好像是一位資本家正在脫帽。
在生命的晚年，國内的緊張氣氛有所緩和，本就興趣廣泛的廖尼亞突然迷上了新的消遣：
這個點的電話鈴聲總會令人心驚肉跳，特别是當它乍響在公用住宅黑黢黢的腹地裡時。
公用電話機放在牆邊的擱架上，焦急而執拗地等待人們披上衣服跑過去。
聽筒裡的聲音稀奇古怪，數十年之後，父親已經很難用言語描述它了：那聲音沙啞，既像吧唧嘴，又像溝渠流水，說道：“孩子他姥爺要去了，趕緊來一趟。
”父母便去了。
房間裡（具體哪個不記得了），睡着年僅兩歲的我。
僅僅四個月前，奧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媽媽的媽媽沒了，年僅五十八歲。
那棟房子位于澡堂胡同，周圍全是一模一樣的二層小樓，在漆黑的夜裡很不好找。
門開了，一位穿襯裙的女士在暗弱昏黃的燈光下迅速閃到一旁。
屋内是一個房間和一張床，床上，在一堆被褥中間，躺着魁梧的外祖父，光着身子，已經斷了氣。
遺體上覆滿了藍色斑塊，房間裡所有的燈都亮着。
外祖父年紀也并不大，隻有六十二歲。
幾年前，他和妻子搬進了這棟屬于他們自己的合作社住宅；外祖父建設性地參與了住宅建設，在小樓前的一長條空地上種上了丁香花，并按照自己的意願栽了一排狀如鲱魚的鑽天楊。
後院也如法炮制，媽媽說，這些樹木會讓外祖父想起南方——他是敖德薩人嘛。
如今，鑽天楊環繞在小樓周圍，小樓内卻已人去屋空，如同藏在金字塔裡面的空盒子。
外祖母生前采回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蒙上了灰塵。
存放着外祖父存折的那個抽屜空空如也，存折到哪兒去了，媽媽也不知道。
給警察局打了幾次電話詢問案子進展，警方承諾調查清楚并回電，最後終于等到了唯一的一次答複：他們建議我的父母不要再繼續追究此事，以免事情變得更糟。
真是奇怪，怎麼可能還會更糟？ 那是我們家族的轉折之年，家族從此失去了長者。
随着外祖父母相繼故去，我的母親扮演起了牧羊人的角色，開始率領這一小群構成奇特的羊群：除了少不更事的我，還有兩個九十歲的老太婆——太姥姥别佳和太姥姥薩拉，兩人總是相互報以禮貌的冷漠。
如今她們必須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了。
一個獨子，一個獨女，原本是某種保溫材料，柔軟可感的襯墊，放置在她們與刮着莫名其妙的穿堂風的新生活之間——卻突如其來地相繼去世。
有人說，随着父母去世，将我們與死亡隔開的最後一道屏障便破碎了。
而子女的去世對兩位太姥姥的損失更甚，死亡如今從四面八方朝兩位耄耋老人圍堵而來。
父母心知肚明，外祖父是被人謀殺的。
但沒有人知道，殺人者是出于何種原因和目的，在那棟不詳的住宅裡究竟包藏着怎樣的陰謀，外祖父這樣一位平和良善之人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
不過，其實也有一些蛛絲馬迹可尋。
外祖母的葬禮——公墓的家族片區近半個世紀以來頭一次張開又閉合了自己的大嘴，接納了新的住戶——剛一結束，外祖父便向媽媽坦白了一樁秘密。
原來，他有過另外一個女人。
他請媽媽對這件事冷靜看待，心平氣和地讨論将來的打算。
事情可以得到圓滿解決：媽媽可以搬到澡堂胡同的房子裡去，那裡供孩子玩耍的空間比波克羅夫斯卡的公用住宅大；而外祖父和他的女友剛好可以搬到公用住宅裡去。
外祖父談論這些事情的語氣完全是就事論事的，連同其餘的好處：他的女友現下沒有工作，完全可以照顧年幼的我——她非常喜歡孩子。
這些事我是很多年後才支離破碎地聽說的。
而在此前，我所得到的關于外祖父母死因的回答總是和世界秩序一樣一成不變，其憂郁的對稱曾一度令我深感迷惑：外祖父死于肺炎，外祖母死于心衰。
這兩種病聽上去都令人似懂非懂，因而更顯得異常可怕，肺和心髒由此成了我幼小意識中最為重要的人體器官，非但足以決定生死，而且動辄便要背信棄義地發炎或衰竭。
我至今仍記得那種猝不及防的驚天逆轉帶來的惶惑與可怖，當十七歲的我第一次聽到父母向我透露事情真相時。
這個故事本身便是可怕而疑窦重重的，無法提供任何答案，但最艱難的還是講述過程本身，我的父母顯然極不情願推開那扇鏽在滑軌上的鐵門，露出那個向外噴吐着非人寒氣的黢黑窟窿。
他們無法回答我的問題，甚至于最簡單的那個：那個女人是誰？他們同樣一無所知。
在當年的1974年8月，媽媽憤然拒絕與她見面，不願意接納這個擠占廖尼亞對廖利娅思念的不速之客。
三個月後，廖尼亞本人也沉入了黑夜，連同他的規劃，他那鞋刷毛似的胡子茬和那些憂郁、好笑的幽默段子。
*** 廖利娅和廖尼亞，在我腦海中一直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和他們的名字一樣，如此完美而又平等地相互補充着。
他們那不無孩子氣、充斥着感歎号和省略号的通信是于1934年寫下的，那時的生活還顯得十分笨重而耐久，每去一趟達洽都要大動幹戈，運送家具、手提飯盒、衣服箱子、煤油爐和茶炊的馬車隊在淩晨的莫斯科魚貫而行，但沒有一個人會覺得麻煩，仿佛理應如此。
曾祖輩鄭重其事的生活方式還多多少少站得住腳，盡管也出現了一些新風尚和露水鴛鴦式的偷歡。
廖尼亞向廖利娅提出求婚并得到了應允，但也有一些附加條件。
他們遵守了承諾，沒有急于要孩子；正是青春燃燒的歲月，穿插着旅行、療養、海濱度假；在山區拍攝的照片上，旅行者在鏡頭前擺着姿勢，一輛黑色的甲殼蟲轎車，一襲蝶舞碎花裙。
廖利娅完成了醫學院的學業，廖尼亞也以優異的成績從建築學院畢了業，開始工作。
兩位年輕的蘇聯專家，和所有人一樣，不止一次地填報過各種表格，每次遇到必不可少的“社會出身”一欄時都會習慣性地回避或者篡改事實，好讓自己的出身看上去合乎規矩。
“舊俄律師”先是被隐去了“舊俄”二字，後來又變成了更為穩妥的“公職人員”。
一等商人則變成了小鋪老闆或者小市民。
至于要求提供國外親戚信息的欄目，則最好一律空白。
列昂尼德·古列維奇在那一欄填的是：“已故姑媽的丈夫因職務調動遷居倫敦。
已失去聯系。
” 1938年的表格要求列昂尼德·古列維奇交待自己是否在舊俄軍隊服過兵役，是否曾在白軍服役或者在白軍政府機關任職，所任何職；是否參加過國内戰争，何時何地以何種身份；是否因在十月革命以前從事革命行徑遭受過懲罰。
還需指明最後一次黨内清洗的結果。
1954年的表格在以上問題之外又新增了一些：是否做過俘虜，是否當過遊擊隊員，是否在淪陷區居住過。
在每一個方框内都用藍色墨水填了一個大大的“否”。
娜塔莎，他的女兒，最終也沒能徹底原諒他，不光是因為在母親死後，他急不可耐地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還因為即便在母親生前他似乎也并非無可指摘。
在浏覽照片、回憶往事的家庭聚會期間對此從未提及，但在後來，當我開始獨自翻檢那些深不見底的抽屜和擱架時，時不時便會發現一些奇怪的、與家族氛圍格格不入的東西：一些明信片、便函、小玩意，它們明顯屬于另外一種富于魅惑的生活，不是我們的，甚至不是蘇聯的。
比如，其中有一幅彩色圖畫，以細膩的筆觸畫了一顆心，碎成了兩半，鋸齒狀的裂痕被塗成紅色，下面用大寫字母寫着“一心兩傷”，字迹上隐隐有大顆的淚痕。
還有裝在自制信封裡的新年問候，信封口用一枚蘇聯的一戈比硬币封住，信封上寫着“12月31日晚10點親啟”——寫下并寄出這封信的女人顯然明白，收信人在午夜時分會和家人圍坐桌邊，無暇他顧。
信封裡面是一首詩和一封信，落款是“您的小友”。
這位“小友”的童心未泯和未谙世事被一再強調：“我給您寫信，畫了這棵新年枞樹，像個孩子一樣翹首以盼，等待時鐘的指針在數字12上團圓。
新年快樂！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維奇！”詩歌當中同樣對此着重渲染：“我像您的女兒一樣/在枞樹下安坐”，所有這些，包括那幅畫、那封信、那首詩，甚至于那枚硬币，不知為何都被保留了下來，留存至今。
後來，父母移民了，房子空了下來，但偶爾仍會有各種寶貝砸到我頭上：從存放釘子、溶劑罐和枞樹挂飾的天棚下的二層隔闆上，竟然掉下來很多把銀勺子；房間的秘密終于也顯露出來。
在故紙堆中間發現了形形色色的東西，其中一個就是此前提到的皮沙發上的裸女照片，此外還有一張，就是眼下擺在我面前的這張。
這張照片令人觸動之處不在于場景本身的魅惑，而在于時代的标記。
淺黃色頭發的女人，身穿黑色内褲和胸罩，蜷腿坐在一張鋪滿報紙的圓桌上，眼睛望向一旁，正準備點煙。
這很像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家庭錄像，是為了唯一的觀衆和參與者而拍攝的。
這顯然是對美國pin-up—手繪美女招貼畫的模仿之作，試圖将見過或臆想出的形象移植到完全不相符的俄國環境中來。
就一切标準而言，這幅畫都相當保守，所有關鍵的點都沒露，但這并不妨礙照片顯得開放甚至有失體面。
最重要的是，可以明顯看到桌子上鋪的乃是一份《真理報》，這令照片充滿了危險氣息——單是将黨的機關報坐在屁股底下就夠坐好幾年牢的了；左手拿的香煙是“白海運河”牌——這條運河是靠囚犯勞役建成的。
國家最重要的報紙和最廉價、最濃烈的煙卷在此相遇，被女性的身體彙聚在一起。
女人對于二者中的任何一個都表現出絕對的冷漠；房間像是某個未知機關的臨時設施和輔助用房，黑色高跟鞋則像是歌舞表演的道具，一如過于奢華的、顯然非蘇聯生産的内衣。
當時正值20世紀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劇院門口停放的全是斯大林汽車廠和莫洛托夫汽車廠生産的汽車，國内第二波恐怖浪潮正風起雲湧：“列甯格勒案”[1949—1950年間蘇聯發生的一起重大政治冤案。
列甯格勒黨組織的一大批負責幹部及衆多蘇共領導人受到牽連。
]>“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案”[1948—1952年間針對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成員的一次清洗活動，13位委員會領導人被槍決。
]“醫生案”。
照片角落的白灰牆面上胡亂貼着一張諷刺漫畫，好像是一位資本家正在脫帽。
在生命的晚年，國内的緊張氣氛有所緩和，本就興趣廣泛的廖尼亞突然迷上了新的消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