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運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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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親眼看見屋内的一切陳設都飛上了天空
——托盤，桌布，家庭相冊，茶壺套，祖母的銀質凝乳罐，
用絲綢和銀絲制成的紀念格言：一切的一切！
——托芙·揚松
此處必須捋清楚我的家譜。
——什克洛夫斯基[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蘇聯作家、文藝學家、文學批評家、電影學家、電影劇作家，蘇聯國家獎獲得者。
] 那麼長的時間裡，媽媽用通靈術士般的聲音悠悠地說，有個人一直在俄國等她，那個人就是米沙，她未來的丈夫、你未來的太姥爺。
一戰爆發後，她結束了自己漫長的漂泊，終于回到了他的身邊，他們終于團圓了，從此再沒有分開過。
結婚時他送給她一枚小小的胸針，如今我每逢節日就會戴在身上，上面繡着幾個花體大寫字母—СГФ，“薩拉·金茲堡-弗裡德曼”的首字母，背面寫着：“命運難逃。
” “命運難逃”這幾個字——镌刻在圓圓的、酷似狗牌的、點綴藍色禮裙的金色胸針上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讓我覺得怕怕的，仿佛命運在長久的追蹤之後，終于追到了米沙——這個快活的、長着兩條大長腿、穿着帥氣逼人的長腿靴、婚後卻僅僅活了七年不到的可憐人。
在我兒時，媽媽周末穿的裙子有不止一套，其中有一身褐色的，白色花紋，在我内心深處引發豔羨和贊歎。
至20世紀80年代中葉，當父母不經意間步入我當前的年紀時，節日的魅力開始存在于其構成要素的一成不變。
外祖母的藍色禮裙被母親從衣櫃中取出，胸針佩戴在原來的位置，從裝藥品的小木櫃裡翻出一個白色香水盒，裡面的香水還沒用完，因為用得太少。
那是極為普通的香水，廉價的波蘭品牌，渾圓的水晶瓶，裡面是金色液體，被放在鋪着絲綢的盒子裡，下面墊着低低的硬紙闆台座；冰涼芳香的瓶口觸碰我和媽媽的耳背、後腦。
在客人到來前的幾分鐘，我總要找機會将金色胸針翻過來，以确認那句題詞還在。
那麼長的時間裡——媽媽以那樣的語調重複着，以至于誰是我們家族曆史的頭号女主變得毋庸置疑——她一直在法國。
太姥姥從索邦——世界最著名的醫學院之一畢業，以醫生的身份回到俄國。
奶白色的索邦畢業證書上，優雅的書法花體字母，凸起的圖案，以及碩大如谷倉大鎖的印章，無不見證着證書持有者所付出的艱苦努力與當之無愧的勝利，但所有這些在主要内容的魅力面前無不黯然失色。
太姥姥薩拉在巴黎度過了舊約的七年——雅各便是為心愛的拉結服事了她父親七年——卻不知為何竟從那裡回來了，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回到了未來的我們身邊，仿佛那個世界的奇異生活于她而言不值一提。
對于當年正沿着法語文學的階梯攀升，從三個火槍手到莫泊桑的我來說，這一舉動實在難以解釋。
畢竟，巴黎的機遇實在太令人目眩神迷了，絕不該被如此輕率對待。
在我四歲那年，太姥姥去世了，享年九十一歲。
她比鐘愛的獨女廖利娅多活了兩年，在那兩年裡，她一直在公用住宅的兩間屋子裡來來回回，徒勞地搜尋着自己的女兒，一會兒看看櫃子，一會兒瞅瞅餐廚。
後來，她開始用女兒的名字呼喚外孫女娜塔莎，仿佛家族套娃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随意調換位置，而不會影響整體意義。
她坐在達洽小屋的長沙發上，穿着花裡胡哨的便服，顯得異常瘦小幹巴，在蒼白的燈光下幾近透亮，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讓靠近者明白，她可不是好糊弄的。
啊，山岩一樣的媽媽，廖利娅四十年前曾如此評價她。
即便現在，當她已經化為灰燼、失去了一切重量和體積時，仍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紀念碑。
“難道說，我們有天也會如此衰老？這個念頭令我不寒而栗。
我可不想這樣！大概，随着歲月流逝，想法和念想也會随之老去，否則的話也許就真沒辦法繼續活下去了。
”不知是什麼讓她在1914年2月給未來的丈夫寄去了幾張鉛筆素描的老太婆的明信片，并寫下了這些話，兩個星期後還特意詢問，“老太婆們”到了沒有。
接下來便是畢業考試，再後來是兩場戰争，女兒的出生，革命，疏散，女兒和外孫女隔三岔五的鬧病，“醫生案”（幸好未波及我們家），中風後遺症。
但她年輕時的爽利和幹練不僅沒丢，反而更尖銳了，變成了凸起的肋骨和下颌骨，變成了粗重的眉毛，蓋在那小小的、近乎孩子般的臉蛋和身體上。
在此前不久的20世紀60年代初，媽媽的一位遠房表姐魯法從莫斯科來到薩拉托夫，在波克羅夫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一天傍晚來到家中，看見太姥姥待在黑黢黢的屋子裡，獨自坐在搖椅上。
“姥姥，你怎麼黑着燈幹坐着？哪怕讀讀小說也好啊！”“哈，親愛的，我一閉上眼啊，就能想起那麼多的事兒，比小說上寫的可強多啦！” *** 據說，晚年時她偶爾仍會唱歌。
家裡總擺放着樂譜（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浪漫曲，不知為何是1934年打印的，扉頁上是贈送者——莫斯科郊外療養院的鄰居的題詞：“您的聲音猶如天籁……”），一架老舊的博蘭斯勒鋼琴，琴鍵已經泛黃，最近幾年愈發沉默了。
表姨媽魯法的丈夫阿利克——一位傑出的鋼琴家、涅高茲[海因裡希·涅高茲（1888—1964），蘇聯鋼琴家、鋼琴教育家，俄羅斯鋼琴學派奠基人之一。
]的高徒——時而會來薩拉托夫巡演，每日清晨便将雙臂伸到鋼琴的大嘴裡，後者便順從地叮叮咚咚、宛轉悠揚起來。
太姥姥，照實說，對于自己和他人的音樂事業完全不以為意，認為那不過是聊作消遣的雕蟲小技。
我還記得那些故事，說她怎樣再三催促正圍坐鋼琴旁欣賞音樂的客人們上桌：“咱們先吃着，讓阿利克給我們彈。
” 她最後一次，近乎天鵝遺曲般的歌唱是另一種風格的，仿佛青春回歸了身體，湧到了喉頭，将早已忘卻、失去意義的一切放歸了自由：那是低沉而悲壯的《你們在殊死搏鬥中犧牲》，此曲創作于19世紀70年代，通常在棺木入土時哼唱，後來成為了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一交響曲“1905年”》中喪葬樂章的主旋律；還有一首《華沙工人歌》，在1905年的街壘戰中被廣為傳唱——“我們的戰友們那青春的眼睛/怎會被斷頭台的景象吓倒？”；自然也少不了那首《同志們，勇敢向前進！》，以及一整部“半地下”的歌曲集——這些為世紀之交的男孩女孩們低聲哼唱的歌曲，構成了其關于鬥争與遲來的勝利的唯一詞彙庫。
身陷布特爾斯基監獄的十五歲的馬雅可夫斯基，手持《愛爾福特綱領》的中學生曼德爾施塔姆，雅爾塔革命者集會上的十三歲的茨維塔耶娃——所有這一切都透露着不可避免，而在這一切之上，像留聲機一樣萦繞着堅定不移的合唱：“我們要與舊世界決裂。
” 在閱讀關于世紀初的革命者的回憶錄時，你會發現，他們似乎總在歌唱，有時甚至會以高調的歌唱代替正常的說話。
關于罷工或者地下聯絡的講述以音樂作為紅線，以音符充當逗點和破折号：隊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河流上遊挺進”，“再次唱着革命歌曲，高舉紅旗回到船上”，“在他的演說之後，集會以合唱作為結束”，《馬賽曲》換成了《國際歌》。
“剛走出家門，我們便低聲哼唱起來：‘同志們，勇敢向前進！’”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的一位熟人回憶道，“‘同志們，不要忘乎所以！’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小聲提醒道。
” 就在這個隊伍裡，被夾在無數散發傳單的男女學生中間，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歲的薩拉·金茲堡。
她所就讀的下諾夫哥羅德第二中學與斯維爾德洛夫家的版畫作坊僅僅隔了幾棟房子，那裡正人聲鼎沸，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薩拉的同齡人、其閨蜜的兄長在那裡跟同志們會合了。
在多年後由斯維爾德洛夫家族的三位成員共同創作的關于雅科夫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雅科夫和妹妹及其閨蜜的一次遊船（“水流湍急，有翻船的危險，但姑娘們沒哭——較之于船身颠簸，她們更害怕這位兄長。
”），還提到了薩尼亞和謝尼亞·巴拉諾夫，他們是雅科夫的死黨，經常一起跑去中等軍事學校打群架，往牢房送大蝦酥糖——舒适與恐懼的奇特組合如同洋蔥皮裝點着當年青春的雞蛋殼。
“1901—1903年，她（薩拉·斯維爾德洛娃——作者注）不止一次地傳遞情報，印發傳單，從事其他地下工作。
”她的閨蜜薩拉·金茲堡大概也在做着同樣的事情。
1906年，薩拉·斯維爾德洛娃毫無懸念地遭到了審訊，罪名是在兵營散發傳單。
在我自己的十四歲，1986年，媽媽突然決定帶我去轉轉她最喜愛的城市；你會親眼看見列甯格勒，她承諾說。
正值白夜，我和媽媽一會兒坐在這條，一會兒坐在那條濕漉漉的長椅上——媽媽走不了幾步就會累，需要停下來歇息；成群結隊的鴿子在布滿裂紋的人行道上悠閑散步。
我呢，時不時地就撒嬌耍賴，央求媽媽給我買個什麼小禮物，好讓我在旅行結束以後能留個念想，好像不這樣新地方就白來了似的。
我記得我當年最饞的，是一件完全無用的東西，是在涅瓦大街一家名叫“面具”的戲劇用品商店裡出售的，售價是令人咂舌的三個半盧布。
那是一件道具，一绺古代貴族小姐的淺灰色假發，鬓角處挽一個環，下面是長長的一绺，低垂在粉嫩的臉頰上。
那頭發摸上去明顯是塑料的，完全無法想象将其用于遠離舞台的日常生活場景，更何況我還是一頭蓬亂的黑發，可我卻不知犯了什麼邪，就想把它帶回去，放進我書桌的抽屜裡。
在列甯格勒的頭一夜，我們乘遊船沿天鵝運河駛入寬闊的涅瓦河，遠處是一堵黝黑的圍牆，高高的尖頂幽幽泛着金光。
瑪莎，那就是彼得保羅要塞，媽媽說，你太姥姥薩拉在裡頭坐過牢。
話音一落，我們兩個便不約而同地像大白鵝那樣伸長了脖子，然後向下點了一下，不知是在向薩拉的青春緻意呢，還是想要從自己的皮囊中鑽出。
彼得保羅要塞當時我們看得尤為仔細，一如夏宮的噴泉，艾爾米塔什的花瓶和雕塑，甚至是奧拉甯鮑姆奇特的中國宮——幾乎不敢相信，我們當年竟來得及轉了那麼多地方。
要塞在那個六月顯得光秃秃的，像個練兵場；空蕩蕩的，像舞台背景，絲毫令人感覺不到親切。
那裡曾經有過的一切，如今早已消逝，我的薩拉像一粒沙子，被它揉出了眼皮。
從那以後，無論我何時再去聖彼得堡，總會來到涅瓦河，面向花崗岩的要塞圍牆以及尖頂頂端的天使、狹長的沙地，将脖子長長地伸出去，行那個白鵝之禮，不知是在問候太姥姥呢，還是在緻謝那個曾經關押後又将其釋放的地方——那個地方之于她，一如鲸魚腹之于約拿。
對于家庭傳說的真實性我從未
——什克洛夫斯基[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蘇聯作家、文藝學家、文學批評家、電影學家、電影劇作家，蘇聯國家獎獲得者。
] 那麼長的時間裡，媽媽用通靈術士般的聲音悠悠地說，有個人一直在俄國等她，那個人就是米沙，她未來的丈夫、你未來的太姥爺。
一戰爆發後，她結束了自己漫長的漂泊，終于回到了他的身邊，他們終于團圓了，從此再沒有分開過。
結婚時他送給她一枚小小的胸針，如今我每逢節日就會戴在身上，上面繡着幾個花體大寫字母—СГФ，“薩拉·金茲堡-弗裡德曼”的首字母，背面寫着：“命運難逃。
” “命運難逃”這幾個字——镌刻在圓圓的、酷似狗牌的、點綴藍色禮裙的金色胸針上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讓我覺得怕怕的，仿佛命運在長久的追蹤之後，終于追到了米沙——這個快活的、長着兩條大長腿、穿着帥氣逼人的長腿靴、婚後卻僅僅活了七年不到的可憐人。
在我兒時，媽媽周末穿的裙子有不止一套，其中有一身褐色的，白色花紋，在我内心深處引發豔羨和贊歎。
至20世紀80年代中葉，當父母不經意間步入我當前的年紀時，節日的魅力開始存在于其構成要素的一成不變。
外祖母的藍色禮裙被母親從衣櫃中取出，胸針佩戴在原來的位置，從裝藥品的小木櫃裡翻出一個白色香水盒，裡面的香水還沒用完，因為用得太少。
那是極為普通的香水，廉價的波蘭品牌，渾圓的水晶瓶，裡面是金色液體，被放在鋪着絲綢的盒子裡，下面墊着低低的硬紙闆台座；冰涼芳香的瓶口觸碰我和媽媽的耳背、後腦。
在客人到來前的幾分鐘，我總要找機會将金色胸針翻過來，以确認那句題詞還在。
那麼長的時間裡——媽媽以那樣的語調重複着，以至于誰是我們家族曆史的頭号女主變得毋庸置疑——她一直在法國。
太姥姥從索邦——世界最著名的醫學院之一畢業，以醫生的身份回到俄國。
奶白色的索邦畢業證書上，優雅的書法花體字母，凸起的圖案，以及碩大如谷倉大鎖的印章，無不見證着證書持有者所付出的艱苦努力與當之無愧的勝利，但所有這些在主要内容的魅力面前無不黯然失色。
太姥姥薩拉在巴黎度過了舊約的七年——雅各便是為心愛的拉結服事了她父親七年——卻不知為何竟從那裡回來了，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回到了未來的我們身邊，仿佛那個世界的奇異生活于她而言不值一提。
對于當年正沿着法語文學的階梯攀升，從三個火槍手到莫泊桑的我來說，這一舉動實在難以解釋。
畢竟，巴黎的機遇實在太令人目眩神迷了，絕不該被如此輕率對待。
在我四歲那年，太姥姥去世了，享年九十一歲。
她比鐘愛的獨女廖利娅多活了兩年，在那兩年裡，她一直在公用住宅的兩間屋子裡來來回回，徒勞地搜尋着自己的女兒，一會兒看看櫃子，一會兒瞅瞅餐廚。
後來，她開始用女兒的名字呼喚外孫女娜塔莎，仿佛家族套娃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随意調換位置，而不會影響整體意義。
她坐在達洽小屋的長沙發上，穿着花裡胡哨的便服，顯得異常瘦小幹巴，在蒼白的燈光下幾近透亮，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讓靠近者明白，她可不是好糊弄的。
啊，山岩一樣的媽媽，廖利娅四十年前曾如此評價她。
即便現在，當她已經化為灰燼、失去了一切重量和體積時，仍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紀念碑。
“難道說，我們有天也會如此衰老？這個念頭令我不寒而栗。
我可不想這樣！大概，随着歲月流逝，想法和念想也會随之老去，否則的話也許就真沒辦法繼續活下去了。
”不知是什麼讓她在1914年2月給未來的丈夫寄去了幾張鉛筆素描的老太婆的明信片，并寫下了這些話，兩個星期後還特意詢問，“老太婆們”到了沒有。
接下來便是畢業考試，再後來是兩場戰争，女兒的出生，革命，疏散，女兒和外孫女隔三岔五的鬧病，“醫生案”（幸好未波及我們家），中風後遺症。
但她年輕時的爽利和幹練不僅沒丢，反而更尖銳了，變成了凸起的肋骨和下颌骨，變成了粗重的眉毛，蓋在那小小的、近乎孩子般的臉蛋和身體上。
在此前不久的20世紀60年代初，媽媽的一位遠房表姐魯法從莫斯科來到薩拉托夫，在波克羅夫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一天傍晚來到家中，看見太姥姥待在黑黢黢的屋子裡，獨自坐在搖椅上。
“姥姥，你怎麼黑着燈幹坐着？哪怕讀讀小說也好啊！”“哈，親愛的，我一閉上眼啊，就能想起那麼多的事兒，比小說上寫的可強多啦！” *** 據說，晚年時她偶爾仍會唱歌。
家裡總擺放着樂譜（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浪漫曲，不知為何是1934年打印的，扉頁上是贈送者——莫斯科郊外療養院的鄰居的題詞：“您的聲音猶如天籁……”），一架老舊的博蘭斯勒鋼琴，琴鍵已經泛黃，最近幾年愈發沉默了。
表姨媽魯法的丈夫阿利克——一位傑出的鋼琴家、涅高茲[海因裡希·涅高茲（1888—1964），蘇聯鋼琴家、鋼琴教育家，俄羅斯鋼琴學派奠基人之一。
]的高徒——時而會來薩拉托夫巡演，每日清晨便将雙臂伸到鋼琴的大嘴裡，後者便順從地叮叮咚咚、宛轉悠揚起來。
太姥姥，照實說，對于自己和他人的音樂事業完全不以為意，認為那不過是聊作消遣的雕蟲小技。
我還記得那些故事，說她怎樣再三催促正圍坐鋼琴旁欣賞音樂的客人們上桌：“咱們先吃着，讓阿利克給我們彈。
” 她最後一次，近乎天鵝遺曲般的歌唱是另一種風格的，仿佛青春回歸了身體，湧到了喉頭，将早已忘卻、失去意義的一切放歸了自由：那是低沉而悲壯的《你們在殊死搏鬥中犧牲》，此曲創作于19世紀70年代，通常在棺木入土時哼唱，後來成為了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一交響曲“1905年”》中喪葬樂章的主旋律；還有一首《華沙工人歌》，在1905年的街壘戰中被廣為傳唱——“我們的戰友們那青春的眼睛/怎會被斷頭台的景象吓倒？”；自然也少不了那首《同志們，勇敢向前進！》，以及一整部“半地下”的歌曲集——這些為世紀之交的男孩女孩們低聲哼唱的歌曲，構成了其關于鬥争與遲來的勝利的唯一詞彙庫。
身陷布特爾斯基監獄的十五歲的馬雅可夫斯基，手持《愛爾福特綱領》的中學生曼德爾施塔姆，雅爾塔革命者集會上的十三歲的茨維塔耶娃——所有這一切都透露着不可避免，而在這一切之上，像留聲機一樣萦繞着堅定不移的合唱：“我們要與舊世界決裂。
” 在閱讀關于世紀初的革命者的回憶錄時，你會發現，他們似乎總在歌唱，有時甚至會以高調的歌唱代替正常的說話。
關于罷工或者地下聯絡的講述以音樂作為紅線，以音符充當逗點和破折号：隊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河流上遊挺進”，“再次唱着革命歌曲，高舉紅旗回到船上”，“在他的演說之後，集會以合唱作為結束”，《馬賽曲》換成了《國際歌》。
“剛走出家門，我們便低聲哼唱起來：‘同志們，勇敢向前進！’”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的一位熟人回憶道，“‘同志們，不要忘乎所以！’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小聲提醒道。
” 就在這個隊伍裡，被夾在無數散發傳單的男女學生中間，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歲的薩拉·金茲堡。
她所就讀的下諾夫哥羅德第二中學與斯維爾德洛夫家的版畫作坊僅僅隔了幾棟房子，那裡正人聲鼎沸，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薩拉的同齡人、其閨蜜的兄長在那裡跟同志們會合了。
在多年後由斯維爾德洛夫家族的三位成員共同創作的關于雅科夫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雅科夫和妹妹及其閨蜜的一次遊船（“水流湍急，有翻船的危險，但姑娘們沒哭——較之于船身颠簸，她們更害怕這位兄長。
”），還提到了薩尼亞和謝尼亞·巴拉諾夫，他們是雅科夫的死黨，經常一起跑去中等軍事學校打群架，往牢房送大蝦酥糖——舒适與恐懼的奇特組合如同洋蔥皮裝點着當年青春的雞蛋殼。
“1901—1903年，她（薩拉·斯維爾德洛娃——作者注）不止一次地傳遞情報，印發傳單，從事其他地下工作。
”她的閨蜜薩拉·金茲堡大概也在做着同樣的事情。
1906年，薩拉·斯維爾德洛娃毫無懸念地遭到了審訊，罪名是在兵營散發傳單。
在我自己的十四歲，1986年，媽媽突然決定帶我去轉轉她最喜愛的城市；你會親眼看見列甯格勒，她承諾說。
正值白夜，我和媽媽一會兒坐在這條，一會兒坐在那條濕漉漉的長椅上——媽媽走不了幾步就會累，需要停下來歇息；成群結隊的鴿子在布滿裂紋的人行道上悠閑散步。
我呢，時不時地就撒嬌耍賴，央求媽媽給我買個什麼小禮物，好讓我在旅行結束以後能留個念想，好像不這樣新地方就白來了似的。
我記得我當年最饞的，是一件完全無用的東西，是在涅瓦大街一家名叫“面具”的戲劇用品商店裡出售的，售價是令人咂舌的三個半盧布。
那是一件道具，一绺古代貴族小姐的淺灰色假發，鬓角處挽一個環，下面是長長的一绺，低垂在粉嫩的臉頰上。
那頭發摸上去明顯是塑料的，完全無法想象将其用于遠離舞台的日常生活場景，更何況我還是一頭蓬亂的黑發，可我卻不知犯了什麼邪，就想把它帶回去，放進我書桌的抽屜裡。
在列甯格勒的頭一夜，我們乘遊船沿天鵝運河駛入寬闊的涅瓦河，遠處是一堵黝黑的圍牆，高高的尖頂幽幽泛着金光。
瑪莎，那就是彼得保羅要塞，媽媽說，你太姥姥薩拉在裡頭坐過牢。
話音一落，我們兩個便不約而同地像大白鵝那樣伸長了脖子，然後向下點了一下，不知是在向薩拉的青春緻意呢，還是想要從自己的皮囊中鑽出。
彼得保羅要塞當時我們看得尤為仔細，一如夏宮的噴泉，艾爾米塔什的花瓶和雕塑，甚至是奧拉甯鮑姆奇特的中國宮——幾乎不敢相信，我們當年竟來得及轉了那麼多地方。
要塞在那個六月顯得光秃秃的，像個練兵場；空蕩蕩的，像舞台背景，絲毫令人感覺不到親切。
那裡曾經有過的一切，如今早已消逝，我的薩拉像一粒沙子，被它揉出了眼皮。
從那以後，無論我何時再去聖彼得堡，總會來到涅瓦河，面向花崗岩的要塞圍牆以及尖頂頂端的天使、狹長的沙地，将脖子長長地伸出去，行那個白鵝之禮，不知是在問候太姥姥呢，還是在緻謝那個曾經關押後又将其釋放的地方——那個地方之于她，一如鲸魚腹之于約拿。
對于家庭傳說的真實性我從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