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所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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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盧比揚卡廣場已經被高層建築占據了一百年，那裡先後入駐過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内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聯邦安全局。
廣場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紀念碑——“索洛維茨基之石”，是從北方的索洛維茨基群島搬運過來的一塊巨石。
1919年在那片群島上建起了一座勞改營，屬于蘇聯最早的一批，随後勞改營才逐漸多起來。
每年秋季，在規定的日子裡，人們都會從四面八方趕來參加共同的紀念活動。
程序是這樣的：每人會領到一張方形紙片，上面寫着一位在紅色恐怖年代被槍決者的姓名與職業，然後列隊依次走到巨石前，高聲報出紙片上的名字。
這一活動會持續一整天，隊伍直到黃昏仍不見縮短，盡管那時的天氣往往已經很涼了。
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喚出陌生遇難者與親人的名字。
巨石旁邊燃起蠟燭。
去年，我年僅十歲的兒子也站在隊列中間，他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哪兒，為何而來，他聽着高聲報出的姓名和日期，突然一把抱住父親，失聲痛哭。
那個人，他說，是5月6号被殺的，在我生日那天。
爸爸，為什麼要這樣，爸爸。
*** 看來，生日真的意味着什麼。
比如我的外祖母廖利娅出生于5月9日，跟勝利日同一天。
這個重要事實我打小就時常聽人提起，幾乎從我還沒完全學會走路時起。
媽媽喜歡回憶1945年的春天——從疏散地的回歸，克裡姆林宮上空的禮炮，長長的宴會桌邊坐滿了親人、朋友以及整棟公共住宅裡的全體住戶：所有這一切似乎是某種自然而然的結局，期盼已久的生日禮物。
外祖母出生于1916年，但這并不重要，和共同的勝利一起，她的低調生日似乎也獲得了最終的圓滿，證明了自己的非偶然性。
外祖母與5月9日的天然聯系曆來是毋庸置喙的家族神話，以至于我直到不久前才突然意識到，廖利娅實際上出生于4月26日——按照當時的舊曆推算。
還有，她的父親米沙（米哈伊爾）出生時是另一個名字。
在家族檔案中有一張畢業證書，上面寫着“米赫爾·弗裡德曼，藥劑師專業”。
無論我怎樣努力查找，始終未能找到變身的那一瞬間，太姥爺何以搖身一變，變成了皮鞋锃亮、捧着托爾斯泰全集的年輕律師。
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給自己的大學生外甥的唯一建議：“要活得有趣。
”——他本人做到了嗎？ 改名字對于那些經常變更居住地的人來說稀松平常。
外祖父的父親，穿着條紋西裝的美男子弗拉基米爾·古列維奇，在文件上的本名是莫伊謝伊-武爾夫。
他們是何時、又是如何扯下自己的舊皮囊，換上新皮囊的？米赫爾變成米哈伊爾幾乎毫不費力，弗拉基米爾和莫伊謝伊-武爾夫似乎本來就是一回事。
薩拉的長兄、阿布拉姆·金茲堡心愛的長子，後來因執意受洗而傷透了父親的心，同樣從約瑟夫改名為弗拉基米爾，好像這是時代的要求使然似的。
但還有一些姓氏，沒有任何人更改過，一直延續至今。
金茲堡氏和古列維奇氏，來自波蘭和巴伐利亞的遙遠城市的人們，堅守着自己的姓氏，如同背着裝有一切财物的背囊。
我們家的姓氏——斯捷潘諾夫/斯捷潘諾娃[俄語姓氏在詞尾上通常男女有别，斯捷潘諾夫（Степанов）為家族男子姓氏，斯捷潘諾娃（Степанова）則為女子姓氏。
]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家族樹上的任何一支都既沒有“玫瑰”[роза—玫瑰，Роза—人名，音譯為“羅莎”。
]，也沒有“巴旦杏”[миндаль—巴旦杏，Миндаль—人名，音譯為“明達爾”。
]；我們的姓氏也絕無寶石、星辰等含義；但顯而易見的是，家族成員似乎都是溫和厚道之人——淨是“弗裡德曼”和“利别爾曼”[Friedman詞根源自freedom（自由），Liberman詞根源自liberty（解放）。
]。
在自己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自己所不知道的；而在别人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從衆多陌生之中準确無誤地挑選親近的。
童話裡魔術師的弟子們往往需要經受類似考驗：從十隻鳥、十隻狐狸、十位長得一模一樣的姑娘中辨認出自己的愛人。
塞巴爾德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拒絕選擇之上。
然而，當你閱讀他的書籍時，你會感覺，那裡有的隻是一條條螞蟻爬出來的道路，通往意外的韻腳。
“不可思議，我想，親和力是如何産生的？相似是如何産生的？在另一個人身上你何以會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先輩？”按照他的解釋，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是物品自身的意志。
就像喜鵲會将自己能找到的一切銜回鳥巢一樣。
但最令塞巴爾德心動的是日期的巧合，包括生日、忌日和事件的日期。
每次回想起某個日子時，我總會下意識地在頭腦中做一個運算，其意義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如果這個日子有個孩子，”我會想，“那Ta該有多少歲了？”正是如此：并非我或者任何其他人，而是日子本身有個孩子，仿佛改變我的世界的那些事件，意味着某個新人的誕生。
這些布滿了我的土地的并不存在的孩子們，已經老大不小，而且數量龐大。
但我最經常地會想起其中一位。
假如1998年1月15日——那日的莫斯科晴朗嚴寒，而維爾茨堡則灰蒙蒙的，窗内蒙上了一層霧氣——媽媽的去世是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那麼Ta如今該滿十九歲了。
*** 一天傍晚，在莫斯科的葉·帕·彼什科娃[葉卡捷琳娜·彼什科娃（1876—1965），俄國及蘇聯社會活動家、人權衛士、高爾基發妻。
]家中，列甯聽着伊賽·多布羅溫[伊賽·多布羅溫（1891—1953），俄羅斯猶太裔鋼琴家、指揮家、作曲家。
]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說：“我不知道有比《熱情奏鳴曲》更好的曲子，我情願每天聽它。
這真是令人驚異、堪稱天籁的音樂。
我總是帶着也許不無幼稚的自豪想，看吧，這就是人類所能創造的奇迹。
”接着，他眯起眼睛，冷哼了一聲，不大開心地補充道：“但我沒辦法經常聽音樂，它會影響我的情緒，讓我忍不住想要說些甜蜜的蠢話，撫摸人們的腦袋瓜，說他們雖然身處肮髒地獄，卻能創造出這樣的美來。
但如今任何人的腦袋都摸不得——他們會咬你手的，應該揍他們的腦袋，毫不手軟地揍，盡管從理想上我們是反對對人動用任何暴力的。
哎，這可真是個苦差事。
” 這段由馬克西姆·高爾基創作，經蘇聯當局審定的《列甯回憶錄》中的文字經常被人引用，特别是關于“揍人們的腦袋”的名言。
但有說法稱，列甯搞錯了奏鳴曲的曲目，據彼時已離開俄羅斯的多布羅溫本人說，當年他為領袖演奏的是《悲怆交響曲》。
領袖到文豪家做客的這個夜晚在官方的民族記憶中複現了那麼多次，以至于1963年拍攝的影片《熱情奏鳴曲》原原本本地複制了納爾班江[德米特裡·納爾班江（1906—1993），蘇聯畫家、肖像畫大師。
]此前幾年創作的名畫——《1920年列甯在高爾基家做
廣場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紀念碑——“索洛維茨基之石”，是從北方的索洛維茨基群島搬運過來的一塊巨石。
1919年在那片群島上建起了一座勞改營，屬于蘇聯最早的一批，随後勞改營才逐漸多起來。
每年秋季，在規定的日子裡，人們都會從四面八方趕來參加共同的紀念活動。
程序是這樣的：每人會領到一張方形紙片，上面寫着一位在紅色恐怖年代被槍決者的姓名與職業，然後列隊依次走到巨石前，高聲報出紙片上的名字。
這一活動會持續一整天，隊伍直到黃昏仍不見縮短，盡管那時的天氣往往已經很涼了。
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喚出陌生遇難者與親人的名字。
巨石旁邊燃起蠟燭。
去年，我年僅十歲的兒子也站在隊列中間，他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哪兒，為何而來，他聽着高聲報出的姓名和日期，突然一把抱住父親，失聲痛哭。
那個人，他說，是5月6号被殺的，在我生日那天。
爸爸，為什麼要這樣，爸爸。
*** 看來，生日真的意味着什麼。
比如我的外祖母廖利娅出生于5月9日，跟勝利日同一天。
這個重要事實我打小就時常聽人提起，幾乎從我還沒完全學會走路時起。
媽媽喜歡回憶1945年的春天——從疏散地的回歸，克裡姆林宮上空的禮炮，長長的宴會桌邊坐滿了親人、朋友以及整棟公共住宅裡的全體住戶：所有這一切似乎是某種自然而然的結局，期盼已久的生日禮物。
外祖母出生于1916年，但這并不重要，和共同的勝利一起，她的低調生日似乎也獲得了最終的圓滿，證明了自己的非偶然性。
外祖母與5月9日的天然聯系曆來是毋庸置喙的家族神話，以至于我直到不久前才突然意識到，廖利娅實際上出生于4月26日——按照當時的舊曆推算。
還有，她的父親米沙（米哈伊爾）出生時是另一個名字。
在家族檔案中有一張畢業證書，上面寫着“米赫爾·弗裡德曼，藥劑師專業”。
無論我怎樣努力查找，始終未能找到變身的那一瞬間，太姥爺何以搖身一變，變成了皮鞋锃亮、捧着托爾斯泰全集的年輕律師。
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給自己的大學生外甥的唯一建議：“要活得有趣。
”——他本人做到了嗎？ 改名字對于那些經常變更居住地的人來說稀松平常。
外祖父的父親，穿着條紋西裝的美男子弗拉基米爾·古列維奇，在文件上的本名是莫伊謝伊-武爾夫。
他們是何時、又是如何扯下自己的舊皮囊，換上新皮囊的？米赫爾變成米哈伊爾幾乎毫不費力，弗拉基米爾和莫伊謝伊-武爾夫似乎本來就是一回事。
薩拉的長兄、阿布拉姆·金茲堡心愛的長子，後來因執意受洗而傷透了父親的心，同樣從約瑟夫改名為弗拉基米爾，好像這是時代的要求使然似的。
但還有一些姓氏，沒有任何人更改過，一直延續至今。
金茲堡氏和古列維奇氏，來自波蘭和巴伐利亞的遙遠城市的人們，堅守着自己的姓氏，如同背着裝有一切财物的背囊。
我們家的姓氏——斯捷潘諾夫/斯捷潘諾娃[俄語姓氏在詞尾上通常男女有别，斯捷潘諾夫（Степанов）為家族男子姓氏，斯捷潘諾娃（Степанова）則為女子姓氏。
]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家族樹上的任何一支都既沒有“玫瑰”[роза—玫瑰，Роза—人名，音譯為“羅莎”。
]，也沒有“巴旦杏”[миндаль—巴旦杏，Миндаль—人名，音譯為“明達爾”。
]；我們的姓氏也絕無寶石、星辰等含義；但顯而易見的是，家族成員似乎都是溫和厚道之人——淨是“弗裡德曼”和“利别爾曼”[Friedman詞根源自freedom（自由），Liberman詞根源自liberty（解放）。
]。
在自己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自己所不知道的；而在别人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從衆多陌生之中準确無誤地挑選親近的。
童話裡魔術師的弟子們往往需要經受類似考驗：從十隻鳥、十隻狐狸、十位長得一模一樣的姑娘中辨認出自己的愛人。
塞巴爾德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拒絕選擇之上。
然而，當你閱讀他的書籍時，你會感覺，那裡有的隻是一條條螞蟻爬出來的道路，通往意外的韻腳。
“不可思議，我想，親和力是如何産生的？相似是如何産生的？在另一個人身上你何以會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先輩？”按照他的解釋，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是物品自身的意志。
就像喜鵲會将自己能找到的一切銜回鳥巢一樣。
但最令塞巴爾德心動的是日期的巧合，包括生日、忌日和事件的日期。
每次回想起某個日子時，我總會下意識地在頭腦中做一個運算，其意義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如果這個日子有個孩子，”我會想，“那Ta該有多少歲了？”正是如此：并非我或者任何其他人，而是日子本身有個孩子，仿佛改變我的世界的那些事件，意味着某個新人的誕生。
這些布滿了我的土地的并不存在的孩子們，已經老大不小，而且數量龐大。
但我最經常地會想起其中一位。
假如1998年1月15日——那日的莫斯科晴朗嚴寒，而維爾茨堡則灰蒙蒙的，窗内蒙上了一層霧氣——媽媽的去世是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那麼Ta如今該滿十九歲了。
*** 一天傍晚，在莫斯科的葉·帕·彼什科娃[葉卡捷琳娜·彼什科娃（1876—1965），俄國及蘇聯社會活動家、人權衛士、高爾基發妻。
]家中，列甯聽着伊賽·多布羅溫[伊賽·多布羅溫（1891—1953），俄羅斯猶太裔鋼琴家、指揮家、作曲家。
]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說：“我不知道有比《熱情奏鳴曲》更好的曲子，我情願每天聽它。
這真是令人驚異、堪稱天籁的音樂。
我總是帶着也許不無幼稚的自豪想，看吧，這就是人類所能創造的奇迹。
”接着，他眯起眼睛，冷哼了一聲，不大開心地補充道：“但我沒辦法經常聽音樂，它會影響我的情緒，讓我忍不住想要說些甜蜜的蠢話，撫摸人們的腦袋瓜，說他們雖然身處肮髒地獄，卻能創造出這樣的美來。
但如今任何人的腦袋都摸不得——他們會咬你手的，應該揍他們的腦袋，毫不手軟地揍，盡管從理想上我們是反對對人動用任何暴力的。
哎，這可真是個苦差事。
” 這段由馬克西姆·高爾基創作，經蘇聯當局審定的《列甯回憶錄》中的文字經常被人引用，特别是關于“揍人們的腦袋”的名言。
但有說法稱，列甯搞錯了奏鳴曲的曲目，據彼時已離開俄羅斯的多布羅溫本人說，當年他為領袖演奏的是《悲怆交響曲》。
領袖到文豪家做客的這個夜晚在官方的民族記憶中複現了那麼多次，以至于1963年拍攝的影片《熱情奏鳴曲》原原本本地複制了納爾班江[德米特裡·納爾班江（1906—1993），蘇聯畫家、肖像畫大師。
]此前幾年創作的名畫——《1920年列甯在高爾基家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