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無數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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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斷這篇文字的寫作已是三十多年前了。
當時我用的還是小學的橫格本，在寫滿的紙頁後面預留了兩三頁空地。
我當時規劃的是一部鴻篇巨著，所以就理所當然地延期了。
嚴格說來，這本書的寫作史就是一連串的中斷。
我以各種理由停筆，留待将來，留給更好的自己，就像小時候所做的那樣。
僅僅為此做出力所能及卻又微不足道的準備，比如坐火車或者打電話時随手在紙片上做些類似标記的東西，似乎僅憑這三言兩語，記憶便可還原一個内容框架，如同組裝起一頂可折疊的行軍帳篷；又好像這些幹巴巴的潦草筆記，一經記憶泡發，便可綻放成繁盛的櫻桃園。
在20世紀初的俄國回憶錄中經常提及一個兒童遊戲：在碗底放一些淺黃色薄片，倒滿水，薄片立刻就煥發出光怪陸離的色彩，仿佛來自奇幻的東方，中國或日本。
但我從未親眼見證，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不過，在祖母留下來的傳家寶中，有一個會抽煙的小人，黑臉膛，火柴高矮，有模有樣地抽着一根根細如毛發的香煙。
香煙真的會冒煙，火星随着煙灰後退，一根接一根，直至全部抽完。
現如今，它的本領已經無從見識，而隻能講述了。
不過，這未嘗不是一種圓滿，畢竟，對于已然消失的事物或日常活動而言，所謂天堂，就挂在人們嘴上。
最早着手寫作這本書時我才十歲，也是在這棟位于澡堂胡同的房子裡，如今我同樣在這裡敲出了本章的頭幾個字母。
在20世紀80年代，房間靠窗位置有一張邊角帶豁的書桌，一盞橘黃色的台燈，我在台燈底座上粘了一張貼畫兒，所有貼畫裡最好的一張：晦暗的天空下，雪花紛紛揚揚，熊媽媽拖着一架雪橇，上面歪坐着小熊崽兒，旁邊放着禮品口袋。
貼紙黏唧唧地泛着幽光，上面有五六張貼畫兒，我将其一一剪下，在盛着溫水的小碗裡一泡，把透明畫紙麻利地從貼紙上揭下來，迅速粘到某個光滑的表面，展平，不留一點兒褶子。
我記得在廚房擱架的小門上貼着另外兩張：一張上面是一個小胖墩，頭戴西班牙式寬檐帽，身穿多米諾式鬥篷，臉上戴着半截貓臉面具，周邊用金絲線繡着花體字母；另一張是企鵝和企鵝寶寶，在紅紅綠綠的北極光下。
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有熊的那張。
似乎，當我把這些直到老屋裝修之前已經貼了二十年的，本已烏漆墨黑、無法辨識的舊生活的碎片一一講述，從而使其重新生機勃勃、容光煥發時，我的心裡會好受些，覺得總算把它們安放了。
而與此同時，我本人也碎裂成成百上千個破舊的、黯淡的、腐朽的、死掉的東西或玩意兒。
似乎，我的畢生事業就在于将它們一一登記造冊；似乎，我的成長就在于此。
不經意間的第二次動筆，恰在我彎彎曲曲、狂野不羁的十六歲。
那是趁着一場戀愛的餘波，這在當時看來是天大的事，足以決定一切；但随着歲月流逝，它逐漸褪色、風幹，如今已經無法複原陪伴我走過那場愛情的那種唯愛至上的感受了。
唯獨一件事令我記憶猶新。
當意識到一切已經結束時——即便不是在心裡，至少也是在時間和事件上——我覺得有必要記住一切重要的精彩片段：細節，聚合點，談話的拐點，個别對白。
我想先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等日後有機會再來寫作。
線性叙述在這裡派不上用場，因為線索本身就不很清晰。
我當時記下了一切不該被忘卻的。
随手抓起的每張紙片上都寫下了三言兩語，它們能夠立即在當時的記憶中還原一個事件：某次對話，某個街角，某個玩笑，某句誓言。
所有事件都頑固地阻撓我的意識為其編排順序，無論按照首字母排序，還是時間先後。
因此我決定：有朝一日，也許就在不久的将來，我會将所有這些碎片統統放進父親那頂漂亮的從未戴過的灰色禮帽，然後随便抓出一張，動筆開寫，一張接一張，一件事接一件事，一個點接一個點，直至溫柔鄉地圖最終繪制完成，從而為自己豎起一座紀念碑。
後來，那三四十張紙條在書桌抽屜裡四處散落；再後來，悄無聲息地掉進了搬家、重新布置、突擊掃除的窟窿裡。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如今我已經記不起那三四十張紙條當中的任何一張，而在若幹年前，我曾經那麼地害怕自己會忘記。
*** 不過，這個想法本身——憑借斷斷續續的提醒和回憶，将自己的或共同的故事從已知的或想當然的黑暗中扒出來——卻至今令我振奮。
這一拯救性工程的初始階段變得習以為常——打電話時記在信封上的潦草字迹，工作日記中随手寫下的隻言片語，雜亂無章的、随時增加卻無暇審視的無形編目卡：所有這些構成了我如今的日常。
隻是，能夠與之談論過去的人，卻日漸稀少了。
但我一直堅信，總有一天，我會完成一部家庭之書，這曾一度被我視為畢生事業，而且不單純是我個人的一生，而是衆多人合而為一的一生。
因為，我僥幸成為了整個家族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有機會向外界發聲的人——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密交談和體己話兒，而是面向集體經驗的火車站台。
他們中的所有人，活着的或死去的，都不曾被人注目，生活沒有賜予他們任何留下痕迹、被人記憶、置身于聚光燈下的機遇，平凡無奇使他們無法引起普羅大衆的興趣——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不公平的。
我一方面覺得必須講述他們，為他們發聲；另一方面卻又害怕開始，害怕由好奇的聽者和受話人，由層層疊疊、枝枝蔓蔓的家族曆史所交彙的家族端點，變成他者和外人，變成一個挑挑揀揀的說書人，全權決定哪些部分能夠見光，哪些仍将留在外界或者内心的黑暗之中。
耐人尋味的是，祖父母輩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為了避免引人注目，為了變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瑣碎之中，與充滿宏大叙事、動辄數百萬人口誤差的大曆史保持距離。
這種選擇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無人确知。
1914年秋，我年輕的太姥姥薩拉從戰火連綿的法國輾轉回到俄國，她本可以重新投身革命，由此進入曆史教科書或者——更有可能地——槍決名單。
可她心甘情願地退出了曆史，成了一名家庭主婦，終日守着四面條紋牆紙和一個醜陋發黃的奶油罐兒。
那個奶油罐兒活過了自己的女主人，活過了舊世界，活過了20世紀。
年輕氣盛時，這
當時我用的還是小學的橫格本，在寫滿的紙頁後面預留了兩三頁空地。
我當時規劃的是一部鴻篇巨著，所以就理所當然地延期了。
嚴格說來，這本書的寫作史就是一連串的中斷。
我以各種理由停筆，留待将來，留給更好的自己，就像小時候所做的那樣。
僅僅為此做出力所能及卻又微不足道的準備，比如坐火車或者打電話時随手在紙片上做些類似标記的東西，似乎僅憑這三言兩語，記憶便可還原一個内容框架，如同組裝起一頂可折疊的行軍帳篷；又好像這些幹巴巴的潦草筆記，一經記憶泡發，便可綻放成繁盛的櫻桃園。
在20世紀初的俄國回憶錄中經常提及一個兒童遊戲：在碗底放一些淺黃色薄片，倒滿水，薄片立刻就煥發出光怪陸離的色彩，仿佛來自奇幻的東方，中國或日本。
但我從未親眼見證，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不過，在祖母留下來的傳家寶中，有一個會抽煙的小人，黑臉膛，火柴高矮，有模有樣地抽着一根根細如毛發的香煙。
香煙真的會冒煙，火星随着煙灰後退，一根接一根，直至全部抽完。
現如今，它的本領已經無從見識，而隻能講述了。
不過，這未嘗不是一種圓滿，畢竟，對于已然消失的事物或日常活動而言，所謂天堂，就挂在人們嘴上。
最早着手寫作這本書時我才十歲，也是在這棟位于澡堂胡同的房子裡，如今我同樣在這裡敲出了本章的頭幾個字母。
在20世紀80年代，房間靠窗位置有一張邊角帶豁的書桌，一盞橘黃色的台燈，我在台燈底座上粘了一張貼畫兒，所有貼畫裡最好的一張：晦暗的天空下，雪花紛紛揚揚，熊媽媽拖着一架雪橇，上面歪坐着小熊崽兒，旁邊放着禮品口袋。
貼紙黏唧唧地泛着幽光，上面有五六張貼畫兒，我将其一一剪下，在盛着溫水的小碗裡一泡，把透明畫紙麻利地從貼紙上揭下來，迅速粘到某個光滑的表面，展平，不留一點兒褶子。
我記得在廚房擱架的小門上貼着另外兩張：一張上面是一個小胖墩，頭戴西班牙式寬檐帽，身穿多米諾式鬥篷，臉上戴着半截貓臉面具，周邊用金絲線繡着花體字母；另一張是企鵝和企鵝寶寶，在紅紅綠綠的北極光下。
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有熊的那張。
似乎，當我把這些直到老屋裝修之前已經貼了二十年的，本已烏漆墨黑、無法辨識的舊生活的碎片一一講述，從而使其重新生機勃勃、容光煥發時，我的心裡會好受些，覺得總算把它們安放了。
而與此同時，我本人也碎裂成成百上千個破舊的、黯淡的、腐朽的、死掉的東西或玩意兒。
似乎，我的畢生事業就在于将它們一一登記造冊；似乎，我的成長就在于此。
不經意間的第二次動筆，恰在我彎彎曲曲、狂野不羁的十六歲。
那是趁着一場戀愛的餘波，這在當時看來是天大的事，足以決定一切；但随着歲月流逝，它逐漸褪色、風幹，如今已經無法複原陪伴我走過那場愛情的那種唯愛至上的感受了。
唯獨一件事令我記憶猶新。
當意識到一切已經結束時——即便不是在心裡，至少也是在時間和事件上——我覺得有必要記住一切重要的精彩片段：細節，聚合點，談話的拐點，個别對白。
我想先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等日後有機會再來寫作。
線性叙述在這裡派不上用場，因為線索本身就不很清晰。
我當時記下了一切不該被忘卻的。
随手抓起的每張紙片上都寫下了三言兩語，它們能夠立即在當時的記憶中還原一個事件：某次對話，某個街角，某個玩笑，某句誓言。
所有事件都頑固地阻撓我的意識為其編排順序，無論按照首字母排序，還是時間先後。
因此我決定：有朝一日，也許就在不久的将來，我會将所有這些碎片統統放進父親那頂漂亮的從未戴過的灰色禮帽，然後随便抓出一張，動筆開寫，一張接一張，一件事接一件事，一個點接一個點，直至溫柔鄉地圖最終繪制完成，從而為自己豎起一座紀念碑。
後來，那三四十張紙條在書桌抽屜裡四處散落；再後來，悄無聲息地掉進了搬家、重新布置、突擊掃除的窟窿裡。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如今我已經記不起那三四十張紙條當中的任何一張，而在若幹年前，我曾經那麼地害怕自己會忘記。
*** 不過，這個想法本身——憑借斷斷續續的提醒和回憶，将自己的或共同的故事從已知的或想當然的黑暗中扒出來——卻至今令我振奮。
這一拯救性工程的初始階段變得習以為常——打電話時記在信封上的潦草字迹，工作日記中随手寫下的隻言片語，雜亂無章的、随時增加卻無暇審視的無形編目卡：所有這些構成了我如今的日常。
隻是，能夠與之談論過去的人，卻日漸稀少了。
但我一直堅信，總有一天，我會完成一部家庭之書，這曾一度被我視為畢生事業，而且不單純是我個人的一生，而是衆多人合而為一的一生。
因為，我僥幸成為了整個家族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有機會向外界發聲的人——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密交談和體己話兒，而是面向集體經驗的火車站台。
他們中的所有人，活着的或死去的，都不曾被人注目，生活沒有賜予他們任何留下痕迹、被人記憶、置身于聚光燈下的機遇，平凡無奇使他們無法引起普羅大衆的興趣——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不公平的。
我一方面覺得必須講述他們，為他們發聲；另一方面卻又害怕開始，害怕由好奇的聽者和受話人，由層層疊疊、枝枝蔓蔓的家族曆史所交彙的家族端點，變成他者和外人，變成一個挑挑揀揀的說書人，全權決定哪些部分能夠見光，哪些仍将留在外界或者内心的黑暗之中。
耐人尋味的是，祖父母輩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為了避免引人注目，為了變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瑣碎之中，與充滿宏大叙事、動辄數百萬人口誤差的大曆史保持距離。
這種選擇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無人确知。
1914年秋，我年輕的太姥姥薩拉從戰火連綿的法國輾轉回到俄國，她本可以重新投身革命，由此進入曆史教科書或者——更有可能地——槍決名單。
可她心甘情願地退出了曆史，成了一名家庭主婦，終日守着四面條紋牆紙和一個醜陋發黃的奶油罐兒。
那個奶油罐兒活過了自己的女主人，活過了舊世界，活過了20世紀。
年輕氣盛時，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