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者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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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媽死了。
八十出頭。
我們并不親，由于一長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
我媽我爸跟她，怎麼說呢，關系複雜。
我們不常走動，也談不上什麼感情。
隻是偶爾通個電話，再偶爾見個面；後來，她把電話線給掐了（“誰的電話也不想接！”），一頭紮進了自己親手打造的結界裡：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兒中間——這些東西擠滿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媽生前對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來挪去，牆壁刷了又刷，窗簾換了又換。
有一次，好幾年前了，她發動了一場大清掃，清掃逐漸席卷了整個屋子：對于必需之物審視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門别類，一碗一碟都費盡思量，書籍紙張八方彙聚，一堆堆，一疊疊，街壘縱橫。
總共就倆房間，随着東西不斷侵吞地盤，姑媽帶上必需之物，從一間遷居到了另一間。
但那裡随即展開了新一輪的審視與評估。
房子還活着，内髒卻被掏出來，塞不回去了。
再無所謂重要與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價值，特别是那些數十年間積攢下來的泛黃的報紙，以及羅馬柱一樣支撐着床和牆壁的一摞摞剪報。
女主人的立身之所隻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發。
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見面，我倆就坐在這片孤島上，周圍是明信片和電視雜志掀起的海浪。
姑媽殷勤地給我做了點什麼西葫蘆，又往我嘴裡塞待客專用的高級巧克力，都被我嫌棄了。
離我最近的剪報柱最頂上一張是《十二星座專屬聖像》，頂部工整地标注着報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體，藍色的墨迹，死掉的紙張。
*** 接到護理員電話後一個小時，我們趕到了姑媽家。
樓梯烏壓壓的，仿佛在吱呀作響：台階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
他們不知道從哪兒得到的消息，竟然趕在頭裡了：殡葬服務的，代辦手續的，這個那個的。
誰告訴他們的——警方還是醫院？其中一個尾随我們走進屋子，杵在那兒，連個大衣外套也不脫。
姑媽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沒能趕上為金合歡和小黃鴨賀卡所裝點的蘇聯節日。
在那個法定節假日，我們一大家子通常會聚在一起，擺上一大桌，汽水在紅寶石色高腳杯裡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動的四份：胡蘿蔔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還有滿足一切口味的“奧利維爾”沙拉。
但這一切離我們遠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國、姑媽憤然留蘇之前很久就不複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報紙上各種撩動人心的内容：星座運勢，美食菜譜，家庭醫療。
加利娅姑媽十分排斥醫院，而這是不無原因的。
她的父母、我的爺爺奶奶都是在醫院裡去世的，姑媽本人也曾“遭遇”過公費醫療。
但她的病情還是發展到了不得不叫救護車的地步。
叫了也許就沒事了，偏巧趕上過節，決定等到周一醫院上班再說；于是，姑媽在夢裡翻了個身，便一睡不醒了。
在護理員暫住的隔壁房間，滿牆滿壁貼着我父親的攝影和繪畫作品，如同一方棋盤。
離門最近的是一張黑白照，攝于20世紀60年代，屬于我最鐘愛的獸醫系列。
那是一張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牆邊等獸醫，小男孩十四歲左右，眉頭緊蹙，身旁緊貼着一頭拳師犬。
*** 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縮頭縮腦，滿滿當當的東西驟然貶值。
大間角落裡的電視機啞然失聲。
嶄新的大冰箱裡塞滿了帶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頭面包（“米沙愛吃面包，多買點備着！”）。
書架裡的書全都是親戚朋友家屢見不鮮的——《殺死一隻知更鳥》、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藍色書脊的《俄詩彙編》、灰色的契诃夫、綠色的狄更斯。
擱架上擺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頭狗和黃色塑料狗，還有一個熊拿小旗的懸挂雕件。
它們全部像遠行之前那樣集體默坐，仿佛對自我價值産生了深刻懷疑。
幾天後，當我坐下來整理故紙堆時，在無數照片和賀卡中間幾乎沒有發現一頁手稿。
有成疊的内衣和男式軍裝襯褲；漂亮簇新的西裝上衣和短裙——預備逢年過節出門穿的，還沒有上過身，散發着蘇聯商店的味道；還有一件戰前的男式繡花襯衫；幾枚小巧的象牙胸針，镂空的，少女風——玫瑰，玫瑰，仙鶴，它們是姑媽的媽媽、我的奶奶朵拉留下來的，已經四十多年無人佩戴了。
在所有這些東西之間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聯系，它們隻有作為一個整體，作為延續生命的共同結界時才有其意義和價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塵。
我在一本關于大腦結構的書裡讀到，為了意識到人臉之為臉，為了辨别出某張臉，臉型比五官更管用。
沒有臉型是絕對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們的故事
八十出頭。
我們并不親，由于一長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
我媽我爸跟她，怎麼說呢，關系複雜。
我們不常走動，也談不上什麼感情。
隻是偶爾通個電話，再偶爾見個面；後來，她把電話線給掐了（“誰的電話也不想接！”），一頭紮進了自己親手打造的結界裡：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兒中間——這些東西擠滿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媽生前對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來挪去，牆壁刷了又刷，窗簾換了又換。
有一次，好幾年前了，她發動了一場大清掃，清掃逐漸席卷了整個屋子：對于必需之物審視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門别類，一碗一碟都費盡思量，書籍紙張八方彙聚，一堆堆，一疊疊，街壘縱橫。
總共就倆房間，随着東西不斷侵吞地盤，姑媽帶上必需之物，從一間遷居到了另一間。
但那裡随即展開了新一輪的審視與評估。
房子還活着，内髒卻被掏出來，塞不回去了。
再無所謂重要與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價值，特别是那些數十年間積攢下來的泛黃的報紙，以及羅馬柱一樣支撐着床和牆壁的一摞摞剪報。
女主人的立身之所隻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發。
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見面，我倆就坐在這片孤島上，周圍是明信片和電視雜志掀起的海浪。
姑媽殷勤地給我做了點什麼西葫蘆，又往我嘴裡塞待客專用的高級巧克力，都被我嫌棄了。
離我最近的剪報柱最頂上一張是《十二星座專屬聖像》，頂部工整地标注着報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體，藍色的墨迹，死掉的紙張。
*** 接到護理員電話後一個小時，我們趕到了姑媽家。
樓梯烏壓壓的，仿佛在吱呀作響：台階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
他們不知道從哪兒得到的消息，竟然趕在頭裡了：殡葬服務的，代辦手續的，這個那個的。
誰告訴他們的——警方還是醫院？其中一個尾随我們走進屋子，杵在那兒，連個大衣外套也不脫。
姑媽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沒能趕上為金合歡和小黃鴨賀卡所裝點的蘇聯節日。
在那個法定節假日，我們一大家子通常會聚在一起，擺上一大桌，汽水在紅寶石色高腳杯裡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動的四份：胡蘿蔔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還有滿足一切口味的“奧利維爾”沙拉。
但這一切離我們遠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國、姑媽憤然留蘇之前很久就不複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報紙上各種撩動人心的内容：星座運勢，美食菜譜，家庭醫療。
加利娅姑媽十分排斥醫院，而這是不無原因的。
她的父母、我的爺爺奶奶都是在醫院裡去世的，姑媽本人也曾“遭遇”過公費醫療。
但她的病情還是發展到了不得不叫救護車的地步。
叫了也許就沒事了，偏巧趕上過節，決定等到周一醫院上班再說；于是，姑媽在夢裡翻了個身，便一睡不醒了。
在護理員暫住的隔壁房間，滿牆滿壁貼着我父親的攝影和繪畫作品，如同一方棋盤。
離門最近的是一張黑白照，攝于20世紀60年代，屬于我最鐘愛的獸醫系列。
那是一張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牆邊等獸醫，小男孩十四歲左右，眉頭緊蹙，身旁緊貼着一頭拳師犬。
*** 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縮頭縮腦，滿滿當當的東西驟然貶值。
大間角落裡的電視機啞然失聲。
嶄新的大冰箱裡塞滿了帶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頭面包（“米沙愛吃面包，多買點備着！”）。
書架裡的書全都是親戚朋友家屢見不鮮的——《殺死一隻知更鳥》、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藍色書脊的《俄詩彙編》、灰色的契诃夫、綠色的狄更斯。
擱架上擺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頭狗和黃色塑料狗，還有一個熊拿小旗的懸挂雕件。
它們全部像遠行之前那樣集體默坐，仿佛對自我價值産生了深刻懷疑。
幾天後，當我坐下來整理故紙堆時，在無數照片和賀卡中間幾乎沒有發現一頁手稿。
有成疊的内衣和男式軍裝襯褲；漂亮簇新的西裝上衣和短裙——預備逢年過節出門穿的，還沒有上過身，散發着蘇聯商店的味道；還有一件戰前的男式繡花襯衫；幾枚小巧的象牙胸針，镂空的，少女風——玫瑰，玫瑰，仙鶴，它們是姑媽的媽媽、我的奶奶朵拉留下來的，已經四十多年無人佩戴了。
在所有這些東西之間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聯系，它們隻有作為一個整體，作為延續生命的共同結界時才有其意義和價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塵。
我在一本關于大腦結構的書裡讀到，為了意識到人臉之為臉，為了辨别出某張臉，臉型比五官更管用。
沒有臉型是絕對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