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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闆就躺在那裡，但其中一隻已經折斷。
應該是在矮種馬倒下時折斷的。
有一隻羊皮套筒，但步槍沒在裡面。
沒有雪鞋，沒有阿富汗人。
離黎明隻有兩個小時了，現在發展成了一次競賽，一個穿雪鞋的人與十二個蹬滑雪闆的人。
雙方都筋疲力盡，都近乎絕望。
“阿爾法”小分隊攜帶着GPS，即全球定位系統。
當東方的天空露出一抹魚肚白時，負責偵察的那位中士輕聲說：“離邊境隻有半英裡了。
” 二十分鐘後，他們來到了一個懸崖邊，俯瞰下去是一條從左到右的山谷。
一條伐木道路構成了美國與加拿大的邊境。
在他們的正對面也有一片懸崖，上面有一塊開闊地，坐落着一片木屋。
這是加拿大伐木工人在冰雪消融後的工作和生活設施。
林内特俯卧下來，用前臂舉起望遠鏡，觀察着對面的風景。
沒有活動的物體。
天光更亮了。
用不着吩咐，兩名狙擊手就從槍套裡抽出他們的武器，裝上瞄準鏡，分别推入一顆子彈，卧倒，透過瞄準鏡的凹槽注視着對面的情況。
在部隊裡，狙擊手是一群怪異的人。
他們從來不接近他們要殺的人，但顯然他們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逼近地看清目标。
在肉搏戰幾乎已經滅絕的今天，大多數人不是死于敵人之手，而是死于敵人的電腦。
從另一個大洲或從某個海域水下發射出一枚導彈，把他們炸得粉身碎骨。
從他們既看不見又聽不見的高空，一架飛機扔下來一顆聰明的炸彈，把他們炸毀。
在近距離，殺手躲在盤旋在空中的直升機機槍後面，隻是模糊地看到他們的身影在跑動、躲避，試圖開槍回擊，不像是真正的人。
狙擊手就是這麼看敵人的。
他靜靜地、一動不動地卧在地上，看到他的目标已經有三天沒刮胡子了，這個人在伸懶腰，在打哈欠，在把鐵罐裡的扁豆舀出來，在拉開褲子的拉鍊準備撒尿，或者在一英裡外正凝視着他看不見的瞄準鏡鏡頭。
狙擊手是特殊的人，他們能夠洞察心靈。
他們生活在一個隐蔽的世界裡。
他們是如此講究精準，因此他們偏好甯靜，隻着迷于彈頭的重量、火藥的威力、子彈受風影響的程度、子彈在不同距離下的射程以及槍械能否再進行更細微的改進。
與所有專家一樣，他們也有對設備的偏好。
有些狙擊手喜歡一種很輕的子彈，如“雷明頓”M700點三○八，這種子彈是如此細小，以緻必須戴上套子才能滑入槍管裡。
其他人堅持使用M21，這是M14标準作戰步槍的狙擊手版。
最重的是“巴雷特”50輕型，這種怪物能射出食指般粗的子彈，在一英裡之遠仍有足夠的力度把人體炸裂。
伏在林内特上尉身旁的是他的首席狙擊手彼得·比爾鮑軍士長。
他是印第安父親與西班牙母親的混血兒，來自底特律的貧民區，部隊是他的全部。
他長着一副高高的顴骨，眼睛像狼一般斜視着。
他是美軍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中最優秀的神槍手。
他斜着眼睛掃描對面的山谷時，胸前是一支由愛達荷州夏泰兵工廠生産的點四○八“夏延”狙擊步槍。
這是一種新近改進的槍械，經過靶場裡三千多發子彈的試射，他選中這把作為他的武器。
這是一把拉栓式步槍，是他最鐘愛的，因為完全關上槍膛能在子彈擊發的瞬間額外增加槍械的穩定性。
他已經推上了一顆又長又細的子彈，在此之前他已經擦亮了彈頭，以徹底消除在飛射過程中極微小的震動。
槍膛上安裝着一面“萊瑟伍德”二十四倍的瞄準鏡。
“我看見他了，上尉。
”他輕聲說。
望遠鏡沒能發現這個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但瞄準鏡找到了他。
在山谷對面的那片木屋中，有一個三面是木牆一面是玻璃門的電話亭。
“個子很高，頭發很長，留着一蓬黑胡子？” “是的。
” “他在幹什麼？” “他在一個電話亭裡，長官。
” 在關塔那摩灣被囚禁期間，伊茲瑪特·汗很少與獄友接觸，但有一個約旦人，與他在同一座牢房關押過幾個月，也是單獨監禁。
此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曾在波黑作戰，後來成了“基地”組織訓練營的教官，是一個死硬分子。
趁聖誕節期間監獄的警衛有所松懈，犯人們可以從一個囚室到另一個囚室去與獄友說上幾句話。
如果你能從這裡出去，那時約旦人告訴他，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曾一起在訓練營裡待過。
他絕對可靠，願意幫助真正的信徒。
隻要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于是他有了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号碼，雖然伊茲瑪特·汗并不知道這個人住在哪裡。
他不太清楚該如何撥打長途電話。
他倒是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作為話費足夠。
不過糟糕的是，他不知道從加拿大撥往海外的長途号是什麼。
所以他塞進一個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接話務員。
“請問您要撥打什麼号碼？”線路裡傳來了加拿大電話接線員的問話。
緩慢地，他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讀出了他記住的那串數字。
“這是英國的号碼，”接線員說，“您在使用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嗎？” “是的。
” “可以接受。
請投進八枚硬币，然後我會為您接通。
當您聽到‘哔哔’的聲音時，如果想繼續通話，就再投進硬币。
” “你瞄準目标了嗎？”林内特上尉問道。
“是的，先生。
”狙擊手彼得·比爾鮑回答。
“幹掉他。
” “可是他在加拿大呀，長官。
” “幹掉他。
” 彼得·比爾鮑軍士長慢慢地、靜靜地吸了一口氣，屏住呼吸，扣動了扳機。
他的距離儀顯示，射程是靜止空氣中的兩千一百碼，超過了一英裡。
伊茲瑪特·汗正在把硬币投進槽内。
他沒有擡頭看。
電話亭的玻璃門碎裂了，子彈掀去了他的後腦勺。
話務員在耐心等待着。
伐木營地裡的那個人隻塞進了兩枚硬币，然後好像就離開了亭子，話筒垂落在那裡。
最後，她沒有其他選擇，隻能挂斷，取消了這次通話。
因為跨國境射擊的敏感性，此事沒有寫過正式的書面報告。
林内特上尉向他的指揮官作了彙報，後者又轉告了在華盛頓的馬雷克·古米尼。
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當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伐木工人們返回來時，這具屍體被發現了。
懸挂的話筒已經斷了線。
驗屍官沒能發現什麼重大線索，于是寫了一份簡單的筆錄。
那人身穿美國衣物，但在邊境地區這并不奇怪。
他沒有身份證，當地人誰也不認識他。
聚集在驗屍官辦公室的人，大都猜測那人是獵人打鹿時獵槍走火的犧牲品，又一次粗心或子彈崩飛的意外。
他被埋葬在一個沒有标志的墳墓裡。
由于邊境南邊的美國沒人願意掀起波瀾，所以從來沒人想起過去問問那個逃犯要撥的是什麼号碼。
當然如果去詢問就會暴露射擊的來源，所以也就沒人去問。
事實上，他要撥打的号碼是英國伯明翰阿斯頓大學校園附近的一套小公寓的。
那是阿裡·阿齊茲·哈塔蔔博士的住所，而這部電話正被英國軍情五局監聽着。
反恐特工人員在等待截獲足夠的證據之後進行突襲和逮捕。
證據一個月以後他們才得到。
那天早晨，阿富汗人試圖通話的是蘇伊士運河以西唯一知道那艘“鬼船”名字的人。
應該是在矮種馬倒下時折斷的。
有一隻羊皮套筒，但步槍沒在裡面。
沒有雪鞋，沒有阿富汗人。
離黎明隻有兩個小時了，現在發展成了一次競賽，一個穿雪鞋的人與十二個蹬滑雪闆的人。
雙方都筋疲力盡，都近乎絕望。
“阿爾法”小分隊攜帶着GPS，即全球定位系統。
當東方的天空露出一抹魚肚白時，負責偵察的那位中士輕聲說：“離邊境隻有半英裡了。
” 二十分鐘後，他們來到了一個懸崖邊，俯瞰下去是一條從左到右的山谷。
一條伐木道路構成了美國與加拿大的邊境。
在他們的正對面也有一片懸崖，上面有一塊開闊地，坐落着一片木屋。
這是加拿大伐木工人在冰雪消融後的工作和生活設施。
林内特俯卧下來，用前臂舉起望遠鏡，觀察着對面的風景。
沒有活動的物體。
天光更亮了。
用不着吩咐，兩名狙擊手就從槍套裡抽出他們的武器，裝上瞄準鏡，分别推入一顆子彈，卧倒，透過瞄準鏡的凹槽注視着對面的情況。
在部隊裡，狙擊手是一群怪異的人。
他們從來不接近他們要殺的人，但顯然他們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逼近地看清目标。
在肉搏戰幾乎已經滅絕的今天，大多數人不是死于敵人之手，而是死于敵人的電腦。
從另一個大洲或從某個海域水下發射出一枚導彈，把他們炸得粉身碎骨。
從他們既看不見又聽不見的高空，一架飛機扔下來一顆聰明的炸彈，把他們炸毀。
在近距離，殺手躲在盤旋在空中的直升機機槍後面，隻是模糊地看到他們的身影在跑動、躲避，試圖開槍回擊，不像是真正的人。
狙擊手就是這麼看敵人的。
他靜靜地、一動不動地卧在地上，看到他的目标已經有三天沒刮胡子了，這個人在伸懶腰，在打哈欠，在把鐵罐裡的扁豆舀出來，在拉開褲子的拉鍊準備撒尿，或者在一英裡外正凝視着他看不見的瞄準鏡鏡頭。
狙擊手是特殊的人，他們能夠洞察心靈。
他們生活在一個隐蔽的世界裡。
他們是如此講究精準，因此他們偏好甯靜，隻着迷于彈頭的重量、火藥的威力、子彈受風影響的程度、子彈在不同距離下的射程以及槍械能否再進行更細微的改進。
與所有專家一樣，他們也有對設備的偏好。
有些狙擊手喜歡一種很輕的子彈，如“雷明頓”M700點三○八，這種子彈是如此細小，以緻必須戴上套子才能滑入槍管裡。
其他人堅持使用M21，這是M14标準作戰步槍的狙擊手版。
最重的是“巴雷特”50輕型，這種怪物能射出食指般粗的子彈，在一英裡之遠仍有足夠的力度把人體炸裂。
伏在林内特上尉身旁的是他的首席狙擊手彼得·比爾鮑軍士長。
他是印第安父親與西班牙母親的混血兒，來自底特律的貧民區，部隊是他的全部。
他長着一副高高的顴骨，眼睛像狼一般斜視着。
他是美軍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中最優秀的神槍手。
他斜着眼睛掃描對面的山谷時，胸前是一支由愛達荷州夏泰兵工廠生産的點四○八“夏延”狙擊步槍。
這是一種新近改進的槍械，經過靶場裡三千多發子彈的試射，他選中這把作為他的武器。
這是一把拉栓式步槍，是他最鐘愛的，因為完全關上槍膛能在子彈擊發的瞬間額外增加槍械的穩定性。
他已經推上了一顆又長又細的子彈，在此之前他已經擦亮了彈頭，以徹底消除在飛射過程中極微小的震動。
槍膛上安裝着一面“萊瑟伍德”二十四倍的瞄準鏡。
“我看見他了，上尉。
”他輕聲說。
望遠鏡沒能發現這個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但瞄準鏡找到了他。
在山谷對面的那片木屋中，有一個三面是木牆一面是玻璃門的電話亭。
“個子很高，頭發很長，留着一蓬黑胡子？” “是的。
” “他在幹什麼？” “他在一個電話亭裡，長官。
” 在關塔那摩灣被囚禁期間，伊茲瑪特·汗很少與獄友接觸，但有一個約旦人，與他在同一座牢房關押過幾個月，也是單獨監禁。
此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曾在波黑作戰，後來成了“基地”組織訓練營的教官，是一個死硬分子。
趁聖誕節期間監獄的警衛有所松懈，犯人們可以從一個囚室到另一個囚室去與獄友說上幾句話。
如果你能從這裡出去，那時約旦人告訴他，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曾一起在訓練營裡待過。
他絕對可靠，願意幫助真正的信徒。
隻要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于是他有了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号碼，雖然伊茲瑪特·汗并不知道這個人住在哪裡。
他不太清楚該如何撥打長途電話。
他倒是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作為話費足夠。
不過糟糕的是，他不知道從加拿大撥往海外的長途号是什麼。
所以他塞進一個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接話務員。
“請問您要撥打什麼号碼？”線路裡傳來了加拿大電話接線員的問話。
緩慢地，他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讀出了他記住的那串數字。
“這是英國的号碼，”接線員說，“您在使用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嗎？” “是的。
” “可以接受。
請投進八枚硬币，然後我會為您接通。
當您聽到‘哔哔’的聲音時，如果想繼續通話，就再投進硬币。
” “你瞄準目标了嗎？”林内特上尉問道。
“是的，先生。
”狙擊手彼得·比爾鮑回答。
“幹掉他。
” “可是他在加拿大呀，長官。
” “幹掉他。
” 彼得·比爾鮑軍士長慢慢地、靜靜地吸了一口氣，屏住呼吸，扣動了扳機。
他的距離儀顯示，射程是靜止空氣中的兩千一百碼，超過了一英裡。
伊茲瑪特·汗正在把硬币投進槽内。
他沒有擡頭看。
電話亭的玻璃門碎裂了，子彈掀去了他的後腦勺。
話務員在耐心等待着。
伐木營地裡的那個人隻塞進了兩枚硬币，然後好像就離開了亭子，話筒垂落在那裡。
最後，她沒有其他選擇，隻能挂斷，取消了這次通話。
因為跨國境射擊的敏感性，此事沒有寫過正式的書面報告。
林内特上尉向他的指揮官作了彙報，後者又轉告了在華盛頓的馬雷克·古米尼。
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當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伐木工人們返回來時，這具屍體被發現了。
懸挂的話筒已經斷了線。
驗屍官沒能發現什麼重大線索，于是寫了一份簡單的筆錄。
那人身穿美國衣物，但在邊境地區這并不奇怪。
他沒有身份證，當地人誰也不認識他。
聚集在驗屍官辦公室的人，大都猜測那人是獵人打鹿時獵槍走火的犧牲品，又一次粗心或子彈崩飛的意外。
他被埋葬在一個沒有标志的墳墓裡。
由于邊境南邊的美國沒人願意掀起波瀾，所以從來沒人想起過去問問那個逃犯要撥的是什麼号碼。
當然如果去詢問就會暴露射擊的來源，所以也就沒人去問。
事實上，他要撥打的号碼是英國伯明翰阿斯頓大學校園附近的一套小公寓的。
那是阿裡·阿齊茲·哈塔蔔博士的住所，而這部電話正被英國軍情五局監聽着。
反恐特工人員在等待截獲足夠的證據之後進行突襲和逮捕。
證據一個月以後他們才得到。
那天早晨，阿富汗人試圖通話的是蘇伊士運河以西唯一知道那艘“鬼船”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