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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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韻老師極力勸阻，她說西洋文學對小說創作的啟發要大得多。
她本人出身國文系，卻能做如此客觀的忠告，我對她非常感佩。
台大放榜，父母親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灣學校的風氣，男孩子以理工為上，法商次之，文史則屬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課很好，是系裡的第一名，但那隻是分數高，我對數理的領悟力，并不算強。
我解說了半天，父親看見大勢已定，并不堅持，隻搬出了古訓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我含糊應道：“人各有志。
”母親笑歎道：“随他吧，‘行行出狀元’。
”她心裡倒是高興的，因為我又回台北家中來了。
進入台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學雜志》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志》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說。
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志》拉稿。
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說，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
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
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裡，生怕别人看見。
“作家夢”驚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才不遇，沒有碰到知音。
于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借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業。
一兩次後，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一篇小說遞到他書桌上去。
我記得他那天隻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鬥吸得呼呼響。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
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于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别。
夏先生卻擡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志》上去。
”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後來又在《文學雜志》上繼續發表《我們看菊花去》（原名《入院》），《悶雷》本來也打算投到《文學雜志》，還沒寫完，夏先生隻看了一半，便到美國去了。
雖然夏先生隻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初“登台”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
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
他問我看些什麼作家，我說了一些他沒有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說：“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
”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有時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對于文學作品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樣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脫，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曆程竟是那般崎岖。
他自己曾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起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
黎烈文教授問我：“《玉卿嫂》是什麼人寫的？很圓熟，怕不是你們寫的吧？”我一得意，趕快應道：“是我寫的。
”他微感驚訝，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覺得我那時有點人小鬼大。
現在看來，出國前我寫的那些小說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還在嘗試習作階
雅韻老師極力勸阻，她說西洋文學對小說創作的啟發要大得多。
她本人出身國文系，卻能做如此客觀的忠告，我對她非常感佩。
台大放榜，父母親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灣學校的風氣，男孩子以理工為上，法商次之，文史則屬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課很好，是系裡的第一名，但那隻是分數高，我對數理的領悟力，并不算強。
我解說了半天，父親看見大勢已定，并不堅持，隻搬出了古訓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我含糊應道：“人各有志。
”母親笑歎道：“随他吧，‘行行出狀元’。
”她心裡倒是高興的，因為我又回台北家中來了。
進入台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學雜志》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志》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說。
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志》拉稿。
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說，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
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
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裡，生怕别人看見。
“作家夢”驚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才不遇，沒有碰到知音。
于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借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業。
一兩次後，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一篇小說遞到他書桌上去。
我記得他那天隻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鬥吸得呼呼響。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
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于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别。
夏先生卻擡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志》上去。
”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後來又在《文學雜志》上繼續發表《我們看菊花去》（原名《入院》），《悶雷》本來也打算投到《文學雜志》，還沒寫完，夏先生隻看了一半，便到美國去了。
雖然夏先生隻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初“登台”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
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
他問我看些什麼作家，我說了一些他沒有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說：“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
”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有時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對于文學作品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樣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脫，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曆程竟是那般崎岖。
他自己曾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起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
黎烈文教授問我：“《玉卿嫂》是什麼人寫的？很圓熟，怕不是你們寫的吧？”我一得意，趕快應道：“是我寫的。
”他微感驚訝，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覺得我那時有點人小鬼大。
現在看來，出國前我寫的那些小說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還在嘗試習作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