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班主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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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畢竟是我第一篇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寫出自己真實認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為世人所知。
《班主任》發表後，讀者反響強烈，看到這篇作品的人紛紛給我來信，尤其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後，影響就更大了。
北京一些來往密切的業餘作者，也都紛紛給予鼓勵，我所任職的出版社的同人們也都為我高興。
大家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創辦了《十月》(開頭還不叫刊物，叫叢書，實際就是大型文學刊物)。
我趁熱打鐵，在《十月》創刊号上發表了《愛情的位置》，電台也馬上就廣播了。
我又在複刊不久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醒來吧，弟弟》，電台又予廣播。
這些作品雖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讀者向我表示，他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
如有個工廠的工人，打聽到我家地址，找上門來，他手裡拿着一本發表《班主任》的雜志，遞給我看。
他在那小說的很多文句下劃了線、加了圈，他說那些地方讓他感到很生動，比如小說裡寫到工人下班後，夜晚聚到電線杆底下打撲克，他就覺得那細節“像條活魚，看着過瘾”。
當時文學界一些影響很大的人物，像張光年不消說了，正是他拍闆發出了《班主任》這篇作品，此外像馮牧、陳荒煤、嚴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來支持。
但反對的意見也頗強烈，有人寫匿名信，不是寫給我和編輯部，而是寫給“有關部門”，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這在當時不是個好谥号，因為蘇聯作家愛侖堡曾發表過一部叫《解凍》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配合赫魯曉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始作俑之作。
“傷痕文學”既然屬于“解凍文學”，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了，這罪名可大了)。
也有身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針對我的《班主任》，不過在那種情況下，“傷痕文學”絕對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我也聞之驚心)。
更有文章公開發表，批判這些作品“缺德”，我還接到具名的來信，針對我嗣後發表的《這裡有黃金》(那篇小說對“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遠”(來信者稱他曾犯過“右派錯誤”，而那之後對他的批判鬥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獲很大，不容我輕易抹殺)。
而同時，港、台及海外對《班主任》又大力介紹，有些言辭相當誇張，如說我是“傷痕文學之父”等等。
?那時候，這樣的“海外反響”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對當事人側目。
因此我在頗長一段時間裡，心裡都不是非常踏實。
1981年，我應日本《文藝春秋》社邀請訪日期間，主辦方帶我們參觀一座日本古代監獄模型時，翻譯林美由子小姐“觸景生情”地對我說：“你是不是差一點被關起來”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呆過的人，根據切身體驗，在初讀《班主任》時(那時已回日本)，确實為我捏了一把汗――這種心理狀态，29年過去，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就是我這個當事人，回想起來，也恍若一夢!但以下的事情卻絕不是夢，而是切切實實經曆過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發表之後，1978年3月，報紙上還刊登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強調“兩個凡是”，強調要“繼續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戰果”(隻是說“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而以後必要時還要搞)，還說“四人幫”是“極右”，以此阻撓黨内外批極左的強烈要求。
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随之《人民日報》轉載，這讓我心情為之一振，我意識到這些事情都與我生死相關。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同時“四?五”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我歡欣鼓舞。
1989年，複蘇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班主任》獲第一名。
當時茅盾在世，我從他手中接過了獎狀，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獎。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為是一場浩劫。
緊跟着，改革、開放的勢頭風起雲湧，呈難以逆轉之勢。
說實話，這時候我才覺得懸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劍被徹底地取走了。
但《班主任》作為特殊曆史時期裡，以小說這種形式，承載民間訴求的功能，也便完結。
它被送入了“博物館”(各種當代文學史，或《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一類的資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學愛好者在閱讀中産生出審美愉悅了，甚至于，反而會引出“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一時轟動”的深深疑問。
進入20世紀80年代，想再靠這樣的創作路數和文本一鳴驚人，獲得榮譽，是越來越難了。
自《班主任》以後，我筆耕不辍，一方面堅守社會責任感，越來越自覺地保持民間站位，不放棄以作品抒發浸潤于我胸臆的民間訴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學上的修養，努力使自己的小說更是小說，并大大展拓了以筆馳騁的空間。
《班主任》發表至今已有29年。
我本不願重提這粒“陳芝麻”，但最近我從年輕一代那裡聽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班主任》的寫法，以及一度的轟動，是畸形的文學景觀；另一種說，像那樣的作品，在适當的社會發展階段，還一定會卷土重來，是文學史上慣常的一元、時不時會一閃的正常景觀。
我不能确定他們誰說得更有道理，也許，唯有未來文學發展的軌迹本身，才能确認或否定種種不同的預測。
? 關于《紅樓夢》的問答
［按］這是中央電視台錄制的一個訪談節目，已于2006年7月10日分别在中央電視台1頻道和10頻道播出四次。
現将節目中我對主持人及現場觀衆提問的回答摘錄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讀《紅樓夢》是在多大歲數？ 劉心武：我想應該是在上小學的時候，因為發現父親睡覺的床的枕頭特别高，我就掀開枕頭，發現裡面就有這個，還不是線裝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
書裡面還有繡像，那我就覺得挺有意思，他怎麼看這個，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覺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發現我從枕頭底下薅出來看吧，他們也沒有譴責我。
所以我最早看應該就是在上小學，大概那個時候應該是12歲這個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紅樓夢》的時候，您愛挑着什麼看？ 劉心武：愛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是一個比較内向的，就是肢體語言比較少的人，我讀這個的時候就覺得書裡面的人替我發洩了。
還有那個醉金剛倪二那段我喜歡看，這些都是配角，别人會覺得很奇怪，但是因為我當時住在隆福寺附近，什麼東廊下、西廊下，《紅樓夢》裡面有這個地名，有這個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興趣。
主持人：後來到多大的時候，您覺得開始能懂一點《紅樓夢》這本書的味道了？ 劉心武：我覺得那還是在青年時期了，應該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
那個時候看《紅樓夢》就很安全了，因為毛主席對《紅樓夢》發表了他的一些意見，後來評紅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紅樓夢》又重印了，所以那個時候讀《紅樓夢》。
讀《紅樓夢》我有自己的心得，就是人生的那種滄桑感。
過去讀，比如說裡面有一個角色叫林紅玉，小紅，她說“千裡搭長棚，天下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原來哪能被這種話打
《班主任》發表後，讀者反響強烈，看到這篇作品的人紛紛給我來信，尤其是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後，影響就更大了。
北京一些來往密切的業餘作者，也都紛紛給予鼓勵，我所任職的出版社的同人們也都為我高興。
大家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創辦了《十月》(開頭還不叫刊物，叫叢書，實際就是大型文學刊物)。
我趁熱打鐵，在《十月》創刊号上發表了《愛情的位置》，電台也馬上就廣播了。
我又在複刊不久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醒來吧，弟弟》，電台又予廣播。
這些作品雖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讀者向我表示，他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
如有個工廠的工人，打聽到我家地址，找上門來，他手裡拿着一本發表《班主任》的雜志，遞給我看。
他在那小說的很多文句下劃了線、加了圈，他說那些地方讓他感到很生動，比如小說裡寫到工人下班後，夜晚聚到電線杆底下打撲克，他就覺得那細節“像條活魚，看着過瘾”。
當時文學界一些影響很大的人物，像張光年不消說了，正是他拍闆發出了《班主任》這篇作品，此外像馮牧、陳荒煤、嚴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來支持。
但反對的意見也頗強烈，有人寫匿名信，不是寫給我和編輯部，而是寫給“有關部門”，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這在當時不是個好谥号，因為蘇聯作家愛侖堡曾發表過一部叫《解凍》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配合赫魯曉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始作俑之作。
“傷痕文學”既然屬于“解凍文學”，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了，這罪名可大了)。
也有身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針對我的《班主任》，不過在那種情況下，“傷痕文學”絕對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我也聞之驚心)。
更有文章公開發表，批判這些作品“缺德”，我還接到具名的來信，針對我嗣後發表的《這裡有黃金》(那篇小說對“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遠”(來信者稱他曾犯過“右派錯誤”，而那之後對他的批判鬥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獲很大，不容我輕易抹殺)。
而同時，港、台及海外對《班主任》又大力介紹，有些言辭相當誇張，如說我是“傷痕文學之父”等等。
?那時候，這樣的“海外反響”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對當事人側目。
因此我在頗長一段時間裡，心裡都不是非常踏實。
1981年，我應日本《文藝春秋》社邀請訪日期間，主辦方帶我們參觀一座日本古代監獄模型時，翻譯林美由子小姐“觸景生情”地對我說：“你是不是差一點被關起來”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呆過的人，根據切身體驗，在初讀《班主任》時(那時已回日本)，确實為我捏了一把汗――這種心理狀态，29年過去，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就是我這個當事人，回想起來，也恍若一夢!但以下的事情卻絕不是夢，而是切切實實經曆過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發表之後，1978年3月，報紙上還刊登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強調“兩個凡是”，強調要“繼續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戰果”(隻是說“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而以後必要時還要搞)，還說“四人幫”是“極右”，以此阻撓黨内外批極左的強烈要求。
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随之《人民日報》轉載，這讓我心情為之一振，我意識到這些事情都與我生死相關。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同時“四?五”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我歡欣鼓舞。
1989年，複蘇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班主任》獲第一名。
當時茅盾在世，我從他手中接過了獎狀，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獎。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為是一場浩劫。
緊跟着，改革、開放的勢頭風起雲湧，呈難以逆轉之勢。
說實話，這時候我才覺得懸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劍被徹底地取走了。
但《班主任》作為特殊曆史時期裡，以小說這種形式，承載民間訴求的功能，也便完結。
它被送入了“博物館”(各種當代文學史，或《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一類的資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學愛好者在閱讀中産生出審美愉悅了，甚至于，反而會引出“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一時轟動”的深深疑問。
進入20世紀80年代，想再靠這樣的創作路數和文本一鳴驚人，獲得榮譽，是越來越難了。
自《班主任》以後，我筆耕不辍，一方面堅守社會責任感，越來越自覺地保持民間站位，不放棄以作品抒發浸潤于我胸臆的民間訴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學上的修養，努力使自己的小說更是小說，并大大展拓了以筆馳騁的空間。
《班主任》發表至今已有29年。
我本不願重提這粒“陳芝麻”，但最近我從年輕一代那裡聽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班主任》的寫法，以及一度的轟動，是畸形的文學景觀；另一種說，像那樣的作品，在适當的社會發展階段，還一定會卷土重來，是文學史上慣常的一元、時不時會一閃的正常景觀。
我不能确定他們誰說得更有道理，也許，唯有未來文學發展的軌迹本身，才能确認或否定種種不同的預測。
? 關于《
現将節目中我對主持人及現場觀衆提問的回答摘錄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讀《紅樓夢》是在多大歲數？ 劉心武：我想應該是在上小學的時候，因為發現父親睡覺的床的枕頭特别高，我就掀開枕頭，發現裡面就有這個，還不是線裝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
書裡面還有繡像，那我就覺得挺有意思，他怎麼看這個，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覺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發現我從枕頭底下薅出來看吧，他們也沒有譴責我。
所以我最早看應該就是在上小學，大概那個時候應該是12歲這個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紅樓夢》的時候，您愛挑着什麼看？ 劉心武：愛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是一個比較内向的，就是肢體語言比較少的人，我讀這個的時候就覺得書裡面的人替我發洩了。
還有那個醉金剛倪二那段我喜歡看，這些都是配角，别人會覺得很奇怪，但是因為我當時住在隆福寺附近，什麼東廊下、西廊下，《紅樓夢》裡面有這個地名，有這個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興趣。
主持人：後來到多大的時候，您覺得開始能懂一點《紅樓夢》這本書的味道了？ 劉心武：我覺得那還是在青年時期了，應該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
那個時候看《紅樓夢》就很安全了，因為毛主席對《紅樓夢》發表了他的一些意見，後來評紅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紅樓夢》又重印了，所以那個時候讀《紅樓夢》。
讀《紅樓夢》我有自己的心得，就是人生的那種滄桑感。
過去讀，比如說裡面有一個角色叫林紅玉，小紅，她說“千裡搭長棚，天下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原來哪能被這種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