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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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更不禁連連喟歎。
同樣，某些大款，從豪華轎車上跳下來，進入五星級大飯店，動辄就開瓶“路易十三X·O”，他們也死不理解，一個大學教授家裡，怎麼就沒一件像樣的家具，卻到處撂着些“破書爛紙”! 我并不認為，我們這個社會上的一個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個層面，去交朋友。
就是作家，他可以為寫一個表現“下層”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結識一些平頭百姓，卻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
所以，要特别說明的是我一點沒有炫耀自己怎麼“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
記得1993年我給《中華兒女》寫了篇談自己現狀的文章，編輯突出了我“為了尊嚴，我不下海”的話，結果就有人來問：“難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嚴嗎?”其實我隻是說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
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依靠寫 作，尚能維持一種有尊嚴的雅緻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
現在我寫到這裡，也隻不過是承認，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這未必是我的什麼優點，我的創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這隻不過是提供一點花絮，讓關心我的讀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個側面罷了。
夏日，在街頭巷尾的路燈下，蹲坐着些甩撲克的人群，這情景，許多身份比他們高的人，是都見到過的，如果發現我也興緻勃勃地混迹其中，那當然會訝怪。
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鄰居，還曾在高層居民樓的電梯過道裡，擺開小炕桌，坐着小馬紮兒，打過一宿的麻将。
小輸小赢，插科打诨，讓過堂風吹得悠哉遊哉的，那情景兒，恐怕“儒林”裡能知道的，就不多了。
在那裡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寬敞，二是樓道燈與電梯的用電，都不與各住戶電表相幹。
你愛怎麼鄙夷就怎麼鄙夷吧，反正我跟他們在一起，感到是處在一種無大惡亦無大善的自然狀态中，這狀态很适合我，能調劑我有時為沉重的思緒弄得無比焦慮的心情。
騎車去野地裡，尋找點野趣，這是我和一兩位平民朋友的共同愛好。
但現在野地已萎縮得所剩無幾了。
1992年我們還曾在三環路外找到個野撂着的廢窯坑，坑邊長着不少蘆葦，還有些蒲草長在水中，我喜歡蘆葦和蒲草，他們就幫我采拔。
其中一位為了拔蒲草，索性脫光了跳進水去。
那窯坑是漏鬥形底，積水裡長滿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還被水草纏住了腳，吓得我們在岸上大喊大叫。
但他終于浮了上來，擺脫了水草糾纏，還為我拔下了若幹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的蒲草。
我還注意到，一般來說，文化人的肢體語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勢，而我的這些平民朋友，他們的肢體語言卻常常表現在頭頸部的搖動上。
我就很喜歡我的一位壯漢朋友，說到興緻處，把他那顆大頭豪邁地一擺的模樣。
總而言之，“讀”作家朋友，自然樂趣全在讀其文章，而“讀”平民朋友，那樂趣往往在有聲的話語之外，在其生動的肢體語言之中。
比如我一位當過消防隊員的朋友，他說到不平事，或僅僅是聽到我說起委屈，便每隔幾分鐘重系一次腰帶，每次胸臂肌肉都塊塊飽脹，他言簡語罕，這肢體符碼的表達，卻含意豐富。
要保持和這些朋友的恒久關系，也不是那樣容易的。
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這些事又往往跟他們所忙的事不在一個社會層面上，交叉點太少。
所以，有的這樣的朋友，我總不去找他，就漸漸疏遠了(雖并不淡忘)。
比如前些時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這樣的朋友，發現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來是些破破爛爛的平房，現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嶄新的居民樓，我到居委會去打聽，人家說原拆遷戶隻有3/10回住此處，其餘的分散到五六個新居民點上去了，哪兒查得出!我隻好怅怅而還。
當然，我為那位朋友高興，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條件。
或者會有人問：你們不見面時，就不通信麼?不打電話麼?是的，我和這樣的朋友，從不通信，他們也極少和我打電話。
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們也就很可能失去聯系。
你如追問：你們這樣交往，算得上朋友麼?那我要告訴你，相互間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朋友，往往是這樣的，在文化人之間，也如是，倘失去了聯系，心裡還是忘不了的。
偶爾回憶起來，友情滋味是不減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樂，是難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認真地對我說：“總聽你說，這個朋友那個朋友，好像你就那麼趁(意為擁有很多)朋友。
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時候，你再轉腦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幾個朋友!”崴了的時候我轉腦袋看了，圈内的所謂朋友，少了許多，而平民朋友，大體都還依舊。
當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補阙而處之欣欣然為标準，則我的所謂平民朋友，說到底也并沒幾個。
友情是一種微妙的感覺，朋友之稱實不應謬安。
什麼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無平與不平之分。
一條溪水清清爽爽長長流淌，穿越世事，不計歲月，滿盈着善意，這便是友誼的象征。
同樣，某些大款，從豪華轎車上跳下來，進入五星級大飯店，動辄就開瓶“路易十三X·O”，他們也死不理解，一個大學教授家裡，怎麼就沒一件像樣的家具，卻到處撂着些“破書爛紙”! 我并不認為，我們這個社會上的一個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個層面，去交朋友。
就是作家，他可以為寫一個表現“下層”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結識一些平頭百姓，卻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
所以，要特别說明的是我一點沒有炫耀自己怎麼“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
記得1993年我給《中華兒女》寫了篇談自己現狀的文章，編輯突出了我“為了尊嚴，我不下海”的話，結果就有人來問：“難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嚴嗎?”其實我隻是說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
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依靠寫 作，尚能維持一種有尊嚴的雅緻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
現在我寫到這裡，也隻不過是承認，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這未必是我的什麼優點，我的創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這隻不過是提供一點花絮，讓關心我的讀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個側面罷了。
夏日，在街頭巷尾的路燈下，蹲坐着些甩撲克的人群，這情景，許多身份比他們高的人，是都見到過的，如果發現我也興緻勃勃地混迹其中，那當然會訝怪。
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鄰居，還曾在高層居民樓的電梯過道裡，擺開小炕桌，坐着小馬紮兒，打過一宿的麻将。
小輸小赢，插科打诨，讓過堂風吹得悠哉遊哉的，那情景兒，恐怕“儒林”裡能知道的，就不多了。
在那裡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寬敞，二是樓道燈與電梯的用電，都不與各住戶電表相幹。
你愛怎麼鄙夷就怎麼鄙夷吧，反正我跟他們在一起，感到是處在一種無大惡亦無大善的自然狀态中，這狀态很适合我，能調劑我有時為沉重的思緒弄得無比焦慮的心情。
騎車去野地裡，尋找點野趣，這是我和一兩位平民朋友的共同愛好。
但現在野地已萎縮得所剩無幾了。
1992年我們還曾在三環路外找到個野撂着的廢窯坑，坑邊長着不少蘆葦，還有些蒲草長在水中，我喜歡蘆葦和蒲草，他們就幫我采拔。
其中一位為了拔蒲草，索性脫光了跳進水去。
那窯坑是漏鬥形底，積水裡長滿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還被水草纏住了腳，吓得我們在岸上大喊大叫。
但他終于浮了上來，擺脫了水草糾纏，還為我拔下了若幹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的蒲草。
我還注意到，一般來說，文化人的肢體語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勢，而我的這些平民朋友，他們的肢體語言卻常常表現在頭頸部的搖動上。
我就很喜歡我的一位壯漢朋友，說到興緻處，把他那顆大頭豪邁地一擺的模樣。
總而言之，“讀”作家朋友，自然樂趣全在讀其文章，而“讀”平民朋友，那樂趣往往在有聲的話語之外，在其生動的肢體語言之中。
比如我一位當過消防隊員的朋友，他說到不平事，或僅僅是聽到我說起委屈，便每隔幾分鐘重系一次腰帶，每次胸臂肌肉都塊塊飽脹，他言簡語罕，這肢體符碼的表達，卻含意豐富。
要保持和這些朋友的恒久關系，也不是那樣容易的。
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這些事又往往跟他們所忙的事不在一個社會層面上，交叉點太少。
所以，有的這樣的朋友，我總不去找他，就漸漸疏遠了(雖并不淡忘)。
比如前些時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這樣的朋友，發現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來是些破破爛爛的平房，現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嶄新的居民樓，我到居委會去打聽，人家說原拆遷戶隻有3/10回住此處，其餘的分散到五六個新居民點上去了，哪兒查得出!我隻好怅怅而還。
當然，我為那位朋友高興，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條件。
或者會有人問：你們不見面時，就不通信麼?不打電話麼?是的，我和這樣的朋友，從不通信，他們也極少和我打電話。
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們也就很可能失去聯系。
你如追問：你們這樣交往，算得上朋友麼?那我要告訴你，相互間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朋友，往往是這樣的，在文化人之間，也如是，倘失去了聯系，心裡還是忘不了的。
偶爾回憶起來，友情滋味是不減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樂，是難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認真地對我說：“總聽你說，這個朋友那個朋友，好像你就那麼趁(意為擁有很多)朋友。
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時候，你再轉腦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幾個朋友!”崴了的時候我轉腦袋看了，圈内的所謂朋友，少了許多，而平民朋友，大體都還依舊。
當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補阙而處之欣欣然為标準，則我的所謂平民朋友，說到底也并沒幾個。
友情是一種微妙的感覺，朋友之稱實不應謬安。
什麼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無平與不平之分。
一條溪水清清爽爽長長流淌，穿越世事，不計歲月，滿盈着善意，這便是友誼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