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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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子‘一頭都不占’嘛！”“你祝它失敗，那不就也是祝它票房慘敗嗎？”
盧仙娣滿臉鄙夷不屑：“票房好是成功嗎？票房好，算‘占一頭’嗎？……那你們的思路，跟我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面上嘛！”
她總是這麼振振有詞，這麼掃蕩一片，這麼高高在上，而也總是有聞聽者抱慚而退，至少是大佩服，大開“耳界”，大飽“侃福”……
潘藩恰好跟她站在一處，本是心不在焉地聽着，呷着啤酒，隻是覺得有趣。
有記者順便問潘藩：“您對盧女士的‘祝您失敗’論是什麼看法？” 潘藩笑嘻嘻地答曰：“随便她，還是别的什麼人，無論怎麼祝願，怎麼預測，我都不管，我隻用心演好我的角色罷了……”又指指已擺在廳中的風琴說：“我得抓緊練琴，我不希望銀幕上按鍵的特寫，都用替身的手……” 潘藩這本是幾句很無所謂的話，但是盧仙娣卻如獲至寶，她立刻接上去說：“我對你們這個片子裡非用風琴和鋼琴，很是不以為然！我早跟閃毅和羽亮都說了：為什麼不用琵琶或揚琴？……” 一個記者附和地說：“是呀，那樣，民族特點就更強啦！” 潘藩也并不打算要争論，隻不過随口說了句：“我理解，編劇的用意，是為了使觀衆明白，故事發生在一個中西文化碰撞的時代裡……” 這下盧仙娣可有了辯駁發揮的契機了，她一聳眉，瀑布下瀉般地說：“我最讨厭什麼‘中西文化大碰撞’這類的說法了！中西碰撞，似乎中、西是平等地相互撞擊，這種中性化的提法，是一種語言陰謀！美國的Noam·Chomsky的那本《第五百零一年：征服在繼續》把問題點得很透：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起，從第一個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國家葡萄牙起，整個世界，就一直處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全面膨脹，從開拓殖民地，到資本輸出，到帝國主義的稱霸，到跨國資本，到後殖民的無所不包的文化輸出，生活方式輸出……從來都是強迫性的，蠻橫的，不平等的……哪兒來的什麼東西方互碰互撞的神話！從風琴、鋼琴，一直到麥當勞漢堡包，可口可樂……從莎士比亞，到搖滾樂，以及高速公路、立交橋、玻璃面牆摩天樓、電腦‘信息高速公路’……卷毯式轟炸般地傾瀉到全世界！難道我們還不應當清醒嗎？！還不立即警策起來嗎？！……” 她這一番高論，令幾位年輕記者耳膜一新，有的便問：“您說美國的那人……是誰？”有的便請教：“他那本書什麼名字？有中譯本了嗎？他是不是美國的左派啊？屬于‘新馬列主義’嗎？” 但幾位在各種場合都見識過盧仙娣招數的記者卻都隻是覺得好玩而已，有一位小聲對另一位說：“她可真能‘推陳出新’啊……今天怎麼又不玩‘符号學’，不提什麼蘇珊·朗格，也不玩‘後殖民’，不提賽義德、霍米巴巴啦？” 盧仙娣回答着提問者，繼續發揮着……由于她斜眼一瞥，發現似乎有更多的人在那邊圍聚着祝羽亮和吉虹，于是内心裡更有一種非讓眼前的記者們粘在她這兒的執拗……而視線中更出現了走過來的雍望輝，這也更讓她産生出一種“非把所有人都震了”的沖動……她在滔滔不絕中獲得一種人生的大快樂：“……你以為喬姆斯基是個‘新馬’分子？笑話！……左派那當然是左派，不過，美國的左派跟我們這兒所說的左派，并不是一種概念，其‘所指’與‘能指’都有根本性的區别……” 雍望輝從兩位記者的啟後，注視着伶牙俐齒的盧仙娣，心裡琢磨着：這是怎樣的人物，怎樣的欲求，怎樣的存在，怎樣的成功啊！ 雍望輝認識盧仙娣快二十年了，當時他們都還年輕。
可是，在歲月流逝中，雍望輝不僅自己覺得在一年年地老起來，别人也都随着年齡的增長而調整着對他的态度；然而盧仙娣的年齡似乎永遠凝固在了他們認識的那時候，不僅他對她的年齡感越來越模糊，圈裡人也都“習以為常”地總把她視為“新銳”；其實，盧仙娣的生年，還早于雍望輝起碼兩年。
這裡面有盧仙娣的女性優勢，更因為她有永葆先鋒立場的“生存戰略”。
是的，雍望輝認為那是一種“生存戰略”，并且是極其成功的“生存戰略”。
須知，盧仙娣雖然在文化圈裡混了這麼久，但迄今她卻沒出過一本個人專著；她并無大學學曆，也并不通任何一門外語，别看她可以在發言裡把諾姆·喬姆斯基的名字說得就像美國妹妹在介紹親哥哥般的那麼“神似”，其實她并沒讀過喬姆斯基任何一本著作，但是她就能以那樣的口氣，仿佛她剛跟喬姆斯基通過電話似的，以喬姆斯基的觀點，把你說得一愣又一愣，讓你痛感自己的無知、落伍、幼稚、颟顸！她那點關于喬姆斯基的知識哪兒來的？雍望輝知道，無非是那位台灣的文比人楊緻培，在盧仙娣接待他的時候，從他手裡得到了一份台灣雜志，那雜志裡有兩篇介紹喬姆斯基的文章而已，她現炒現賣，可真叫快啊！這也是一種膽識呢！ 雍望輝總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與盧仙娣相會。
其實盧仙娣所出現的一些場合，往往還沒有雍望輝；有時是雍望輝懶得出席，有時是人家能想到請盧仙娣，而想不到請雍望輝；盧仙娣基本上就是在各種各樣的“場面”裡，以其語驚四座的新銳言論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價值來的。
這算得上是“文化活動家”嗎？在西方，很
有記者順便問潘藩：“您對盧女士的‘祝您失敗’論是什麼看法？” 潘藩笑嘻嘻地答曰：“随便她，還是别的什麼人，無論怎麼祝願，怎麼預測，我都不管，我隻用心演好我的角色罷了……”又指指已擺在廳中的風琴說：“我得抓緊練琴，我不希望銀幕上按鍵的特寫，都用替身的手……” 潘藩這本是幾句很無所謂的話，但是盧仙娣卻如獲至寶，她立刻接上去說：“我對你們這個片子裡非用風琴和鋼琴，很是不以為然！我早跟閃毅和羽亮都說了：為什麼不用琵琶或揚琴？……” 一個記者附和地說：“是呀，那樣，民族特點就更強啦！” 潘藩也并不打算要争論，隻不過随口說了句：“我理解，編劇的用意，是為了使觀衆明白，故事發生在一個中西文化碰撞的時代裡……” 這下盧仙娣可有了辯駁發揮的契機了，她一聳眉，瀑布下瀉般地說：“我最讨厭什麼‘中西文化大碰撞’這類的說法了！中西碰撞，似乎中、西是平等地相互撞擊，這種中性化的提法，是一種語言陰謀！美國的Noam·Chomsky的那本《第五百零一年：征服在繼續》把問題點得很透：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起，從第一個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國家葡萄牙起，整個世界，就一直處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全面膨脹，從開拓殖民地，到資本輸出，到帝國主義的稱霸，到跨國資本，到後殖民的無所不包的文化輸出，生活方式輸出……從來都是強迫性的，蠻橫的，不平等的……哪兒來的什麼東西方互碰互撞的神話！從風琴、鋼琴，一直到麥當勞漢堡包，可口可樂……從莎士比亞，到搖滾樂，以及高速公路、立交橋、玻璃面牆摩天樓、電腦‘信息高速公路’……卷毯式轟炸般地傾瀉到全世界！難道我們還不應當清醒嗎？！還不立即警策起來嗎？！……” 她這一番高論，令幾位年輕記者耳膜一新，有的便問：“您說美國的那人……是誰？”有的便請教：“他那本書什麼名字？有中譯本了嗎？他是不是美國的左派啊？屬于‘新馬列主義’嗎？” 但幾位在各種場合都見識過盧仙娣招數的記者卻都隻是覺得好玩而已，有一位小聲對另一位說：“她可真能‘推陳出新’啊……今天怎麼又不玩‘符号學’，不提什麼蘇珊·朗格，也不玩‘後殖民’，不提賽義德、霍米巴巴啦？” 盧仙娣回答着提問者，繼續發揮着……由于她斜眼一瞥，發現似乎有更多的人在那邊圍聚着祝羽亮和吉虹，于是内心裡更有一種非讓眼前的記者們粘在她這兒的執拗……而視線中更出現了走過來的雍望輝，這也更讓她産生出一種“非把所有人都震了”的沖動……她在滔滔不絕中獲得一種人生的大快樂：“……你以為喬姆斯基是個‘新馬’分子？笑話！……左派那當然是左派，不過，美國的左派跟我們這兒所說的左派，并不是一種概念，其‘所指’與‘能指’都有根本性的區别……” 雍望輝從兩位記者的啟後，注視着伶牙俐齒的盧仙娣，心裡琢磨着：這是怎樣的人物，怎樣的欲求，怎樣的存在，怎樣的成功啊！ 雍望輝認識盧仙娣快二十年了，當時他們都還年輕。
可是，在歲月流逝中，雍望輝不僅自己覺得在一年年地老起來，别人也都随着年齡的增長而調整着對他的态度；然而盧仙娣的年齡似乎永遠凝固在了他們認識的那時候，不僅他對她的年齡感越來越模糊，圈裡人也都“習以為常”地總把她視為“新銳”；其實，盧仙娣的生年，還早于雍望輝起碼兩年。
這裡面有盧仙娣的女性優勢，更因為她有永葆先鋒立場的“生存戰略”。
是的，雍望輝認為那是一種“生存戰略”，并且是極其成功的“生存戰略”。
須知，盧仙娣雖然在文化圈裡混了這麼久，但迄今她卻沒出過一本個人專著；她并無大學學曆，也并不通任何一門外語，别看她可以在發言裡把諾姆·喬姆斯基的名字說得就像美國妹妹在介紹親哥哥般的那麼“神似”，其實她并沒讀過喬姆斯基任何一本著作，但是她就能以那樣的口氣，仿佛她剛跟喬姆斯基通過電話似的，以喬姆斯基的觀點，把你說得一愣又一愣，讓你痛感自己的無知、落伍、幼稚、颟顸！她那點關于喬姆斯基的知識哪兒來的？雍望輝知道，無非是那位台灣的文比人楊緻培，在盧仙娣接待他的時候，從他手裡得到了一份台灣雜志，那雜志裡有兩篇介紹喬姆斯基的文章而已，她現炒現賣，可真叫快啊！這也是一種膽識呢！ 雍望輝總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與盧仙娣相會。
其實盧仙娣所出現的一些場合，往往還沒有雍望輝；有時是雍望輝懶得出席，有時是人家能想到請盧仙娣，而想不到請雍望輝；盧仙娣基本上就是在各種各樣的“場面”裡，以其語驚四座的新銳言論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價值來的。
這算得上是“文化活動家”嗎？在西方，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