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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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 印德鈞堅辭。

     他笑:“你是不是怕我太破費?……這種地方,确實宰人!實話實說,像我這樣的,一般也就隻能在這兒的地下美食街吃吃,再偶爾吃吃自助餐罷了,那點菜的餐廳,如不是有人花公費請我,還真不敢往裡頭邁!……” 印德鈞也笑:“你請我在這兒坐了、喝了……就挺好!我也就知道,你小子今天混到了什麼份兒上!……你我就都别畫蛇添足啦!” 他就打手勢招呼服務小姐:埋單。

     11 他和印德鈞在飯店風雨廊握别。

    印德鈞去存車處取自行車,他等出租車開過來。

     一輛出租車開進風雨廊,還沒等他反應過來,車裡鑽出的人已經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臂:“……您别走啊!” 定睛一看,是閃毅。

     “呆了一下午啦!膩啦!該走啦!” “别,别……” “你怎麼回事兒?” 驚異中,閃毅已經将他引回了前堂:“我好不容易遇上您!……好不容易,這麼巧……這裡有天意!……今晚上,我得把别的事都推了!……我老早憋着,想找個人——就是您,跟您一吐衷腸!求求您!……來來來,先跟我到我那兒!” 他很不高興,甚至有些氣惱——“吐衷腸”?我又不是你的“接嘔袋”!這些個暴發的青年! 可是又在不知不覺中随閃毅已經來到了電梯門前。

    他望到閃毅的一雙眼睛,那眼光裡流洩出的一股真稚之氣讓他心軟了。

     “我還沒吃飯呢!” “我也沒有呀!”閃毅臉上放着光:“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那也算個問題嗎?” “我還有我自己的事!” “我看出來,您今天晚上沒别的什麼安排……再說,這也就是您自己的事!” ……不由分說,閃毅把他帶到了706。

     12 ……是呀,“雍叔”聽着太像“庸俗”,“望輝叔”又太拗口……您呀您的也太矯情……就稱“你”吧……這樣也方便我的叙述,寫小說不是要重視“文本”嗎?就是叙述策略,對吧?不過,别誤會,不是我想寫小說,跟你來讨教,也不是求你:我給你講這些個素材,你去寫吧,為我樹碑立傳,或者,用你的筆,抒我的情,出我的氣……都不是,可我又忍不住,在大堂遇上你以後,心裡面,真叫……如獲至寶!也是老天安排,讓我忙完一趟事,剛回來就撲上了你……你為什麼那麼冷冷地看着我?……你吃飽了嗎?不夠,再讓他們送些來,我平時如果不交際,大都是這樣,打電話讓他們送餐進房,但多半隻是要這種“公司三明治”,就着飲料,一邊看報呀,翻翻雜志呀,也就營養齊全了……你不習慣?…… ……你看,我把電話拔了,我希望能跟你,暢暢快快地談一談……說實在的我的靈魂很不安靜,甚至可以說,很騷動!……我現在究竟在搞什麼?這是個什麼公司?我不想馬上說這個……我想說什麼?我忽然很懷舊!對對對,我才三十出頭,“如今三十歲的人也懷舊?”你的疑問對其他許多三十多歲的人也許合适,對我卻不然——我偏偏懷舊,有很重要的理由懷舊! ……是的,你沒記錯,那是一九七五年吧,搞“向陽院”,我是“向陽院兒童委員”,那一年,我才十二歲。

    當然,那時候我們雖然居住在一個大院裡,甚至住在同一座舊樓裡,可是,你不會特别注意我,我也不會特别注意你,我們各自的生命,順着不同的溝渠流淌……可是你應該記得,我是跟我姥姥,一起住在那座舊樓的三樓上頭的,三樓盡東頭的那兩小間,原是舊社會闊人家當儲藏室的……對,那個高高瘦瘦,總穿着很舊的衣服,可又總顯得異常整潔的老太婆,“地主婆”,你算說對了,你還記得!…… ……“地主婆”,那怎麼沒讓“紅衛兵”轟回農村去?說起來,是托了我父親的福。

    我母親是你們單位的,父親不是……說來也巧,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吧,“紅衛兵”運動剛起,他們剛剛走上街頭“破四舊”。

    那一天,父親騎車路過西單,一群紅衛兵正在砸商店的大招牌,自然是屬于“四舊”的招牌,好多的路人圍着看……忽然有紅衛兵往人群裡扔油印的傳單,傳單上印的大概是些“勒令”,就是讓大家,各個商店什麼的,自覺地把屬于“四舊”的東西消滅掉……什麼是“四舊”?你為什麼打岔?是的,也許,現在比我們更小的一茬,他們多半答不出來了……我,唔,試一試,舊思想,舊意識,舊風俗,舊習慣……對嗎?不要打岔,對我來說,那天,是個很大的悲劇,因為,紅衛兵一撒傳單,我父親就很積極地跳起來接,當時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長大以後,想象過很多回,甚至還到西單的大街上,去實地設想過,如果拍電影,或者電視劇,該怎麼處理,才能合理?那其實是很難合理的。

    可是,那天出現的事實是:在人群的掀動中,父親跳起來抓住了一張傳單。

    但也就在那一刹那間,他摔倒了,并且恰巧就有一輛吉普車開過來,刹住車時,父親已經在輪下……是一些紅衛兵把父親送到醫院搶救的,并且通知了父親單位,單位又通知了我們家……搶救無效,父親死了,他死了,右手還緊緊攥着那張“破四舊”的傳單。

    這個細節讓當事的紅衛兵很感動,他們要求父親單位定父親為“因公犧牲”的烈士,單位照辦了……父親的死,确實不是輕若鴻毛,對我們家來說,真是太重要了!因為有了他的這個犧牲,急風暴雨地往鄉下轟“逃亡地主”時,就沒人來轟我姥姥,盡管有人知道她的成份是地主…… ……我因此得以在姥姥身邊長大。

    父親死于一張傳單時,我才三歲多,我對他幾乎沒有任何鮮活的印象。

    我對母親的印象,也始終不清晰,因為她确實是繼承了父親的遺志,起碼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她狂熱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群衆組織裡當頭頭,後來又到“五·七”幹校……我當“向陽院兒童委員”的時候,她還在幹校,也許,你倒還比我更了解她……好,不去說我的父親和母親,要跟你說的,是我姥姥。

     ……姥姥很寡言。

    但她并不憂郁。

    她把我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我為什麼能當上“向陽院兒童委員”?不是靠“烈士子弟”的身份。

    其實,那時候,人們或者不記得我父親是誰,或者提起來都撇嘴認為“不值”了,人們所記得的,主要是我們家階級成份有問題,還不僅是姥姥該算“地主婆”的問題,我姥爺爺呢?他在監獄裡,是曆史反革命,并且,我舅舅,就是我母親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去了台灣,你想我這是出身在一個什麼家庭?你沒印象嗎?我母親那麼積極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可是後來還是被進駐的工宣隊看成了一個“壞頭頭”,一打發到“幹校”就是好幾年……你在同一座樓裡,居然沒在意,是呀,我們跟你,沒什麼牽扯……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找上你,讓你懂得,當年,就在你身邊,一個我,一條生命,在默默地尋求,一種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時候,按階級成份劃分人群,對待人,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縫隙。

    在學校裡,我不能跟成份好的學生同座,跟我同桌的,是個女生,她出身是資本家,并且沒有我那樣一個說起來多少可以遮點醜的父親,因此,她在班上就更受歧視。

    她叫吉向紅。

     ……說真的,我倒很喜歡跟吉向紅同桌。

    記得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紅毛衣來上課。

    那件紅毛衣非常紮眼。

    不是紅旗、紅領巾的那種紅色,而是一種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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