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在癡昧／魑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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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般的方式演繹？就他的作品看來，有一種愛情如此“一言難盡”，以緻隻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說出。
或者說愛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難以置信？或更存在主義式的，不論多麼驚天動地的愛情，一旦說出口，也不過就是故事，或“故”事罷了。
在《斷代》裡，郭強生俨然有意将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
盡管表面情節繁複，他最終要處理的是筆下人物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甚或是前世。
小說的标題《斷代》顧名思義，已經點出時間的“惘惘的威脅”。
以第一人稱出現的小锺俨然是叙事者的分身。
小锺自知來日無多，回顧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險，隻有滿目瘡痍的喟歎——一切都要過去了。
檢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場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銘心的愛的啟蒙。
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叙事的起點。
但小說真正的關鍵人物是姚。
相對于小锺，姚周旋在同性與異性世界、執政黨與反對黨，還有上流與底層社會間，是個謎樣的人物。
他一樣難以告别過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尋和解之道。
姚是強勢的，但在欲望深處，他卻有難言之“瘾”。
小說最後，故事急轉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線索都沾上瓜葛。
如果時光倒流，小锺與姚未必不能成為伴侶。
然而俱往矣。
小锺和姚不僅分道揚镳，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們回到郭強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試啼聲之作。
故事中的主人翁無不帶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雙性豐采，而當時的少年果然不識愁滋味。
一切的羅曼蒂克不過是有情的呢喃。
然而就着二?一五年的《斷代》往回看，我們有了後見之明。
原來《作伴》那樣清麗的文字是日後悲傷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場打滾，成為難以超生的孤魂野鬼。
回首三十年來的創作之路，有如前世與今生的碰撞，難怪郭強生覺得不勝滄桑了。
＊ 現代中國文學對同志題材的描寫可以追溯到五四時代。
葉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寫一個男教員和男學生之間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傷。
廬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濱故人》（一九二五）則寫大學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點出同性友誼的惘然。
以今天的角度而言，這些作品遊走情愛想象的邊緣，隻是點到為止。
主流論述對同志關系的描述，基本不脫道德窠臼。
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貴的《重陽》（一九六?）等。
後者将一九二?年代國共兩黨合作投射到同性戀愛的關系裡，熔情欲與政治于一爐，在現代中國小說獨樹一幟。
但論當代同志小說的突破，我們不得不歸功白先勇。
從六七?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滿天亮晶晶的星星》、《紐約客》系列的《火島之行》等，白先勇寫出一個時代躁動不安的欲望，以及這種欲望的倫理、政治坐标。
一
或者說愛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難以置信？或更存在主義式的，不論多麼驚天動地的愛情，一旦說出口，也不過就是故事，或“故”事罷了。
在《斷代》裡，郭強生俨然有意将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
盡管表面情節繁複，他最終要處理的是筆下人物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甚或是前世。
小說的标題《斷代》顧名思義，已經點出時間的“惘惘的威脅”。
以第一人稱出現的小锺俨然是叙事者的分身。
小锺自知來日無多，回顧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險，隻有滿目瘡痍的喟歎——一切都要過去了。
檢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場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銘心的愛的啟蒙。
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叙事的起點。
但小說真正的關鍵人物是姚。
相對于小锺，姚周旋在同性與異性世界、執政黨與反對黨，還有上流與底層社會間，是個謎樣的人物。
他一樣難以告别過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尋和解之道。
姚是強勢的，但在欲望深處，他卻有難言之“瘾”。
小說最後，故事急轉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線索都沾上瓜葛。
如果時光倒流，小锺與姚未必不能成為伴侶。
然而俱往矣。
小锺和姚不僅分道揚镳，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們回到郭強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試啼聲之作。
故事中的主人翁無不帶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雙性豐采，而當時的少年果然不識愁滋味。
一切的羅曼蒂克不過是有情的呢喃。
然而就着二?一五年的《斷代》往回看，我們有了後見之明。
原來《作伴》那樣清麗的文字是日後悲傷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場打滾，成為難以超生的孤魂野鬼。
回首三十年來的創作之路，有如前世與今生的碰撞，難怪郭強生覺得不勝滄桑了。
＊ 現代中國文學對同志題材的描寫可以追溯到五四時代。
葉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寫一個男教員和男學生之間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傷。
廬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濱故人》（一九二五）則寫大學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點出同性友誼的惘然。
以今天的角度而言，這些作品遊走情愛想象的邊緣，隻是點到為止。
主流論述對同志關系的描述，基本不脫道德窠臼。
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貴的《重陽》（一九六?）等。
後者将一九二?年代國共兩黨合作投射到同性戀愛的關系裡，熔情欲與政治于一爐，在現代中國小說獨樹一幟。
但論當代同志小說的突破，我們不得不歸功白先勇。
從六七?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滿天亮晶晶的星星》、《紐約客》系列的《火島之行》等，白先勇寫出一個時代躁動不安的欲望，以及這種欲望的倫理、政治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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