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重操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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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可靠的線索，該談正事了。
有一個叫做“國際演藝協會”的非營利性組織就在離奢華而極其昂貴的六本木新城公寓綜合樓不遠的地方運營着。
它本該是促進國際友誼的，其實卻幹着為性交易提供外國婦女的勾當。
它的一個職員還有曾因為跟販賣外國婦女和賣淫有關的違反勞動法行為被起訴過。
我想不通這個組織怎麼能夠得到非營利性經營許可。
我讓海倫娜幫我去調查一下這個組織。
她有很多的關系，而且認識六本木的每一個人。
我提醒她要非常小心，但我想她沒有真正地把我的話聽進去。
她興奮不已，想盡力協助我把這件事做好。
我們的分手讓人覺得不太自在。
“聽着，”我對她晃了晃手指說道，“如果你聽到什麼消息，那很好。
但不要做過了頭。
我不太清楚運營這個非政府組織的人的情況，隻知道他們不怎麼樣。
” “我知道了。
我會小心的。
” “稍微打聽一下就好了。
隻要有一點點覺得自己處境危險或者什麼的，就馬上終止一切行動。
你有我的電話号碼，随時給我打電話，不論我是在美國還是在這兒。
” “我保證會小心的。
” “很好，就這樣。
” 我問她計劃還要在日本待多久。
她說她準備在春天離開。
她在澳大利亞買了一棟房子，正在考慮回大學讀書——也許去學點“文學或其他沒用的東西”。
我給了她一些材料之後就起身準備離開。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伸出雙臂，扭了扭屁股。
“來一個離别的擁抱？” “當然。
” 3月，我在美國的家中接到了她打來的電話。
她告訴我說，她一直在打聽消息，她認為國際演藝協會是後藤組的一個幌子組織。
我手上的聽筒差一點掉了下來。
我叫她别再往下查了，她就不高興了——或許是認為我的反應過激，或許是認為我瞧不起她。
她本來是個遇事很容易激動的人，而我一定是指責了她的這種狀态。
總之，我們的談話慢慢變成了争吵，然後她就把電話挂斷了。
我試着跟她取得聯系，但她不接電話。
第二天，我又打了一整天的電話。
我還打電話讓一個朋友去看看她的情況。
他答應了，也去了——她的公寓裡沒有人。
我害怕如果我打電話叫正規警方去找她，她會因為妓女的身份而被捕。
我必須親自去找她，一天也不能耽擱了。
我花高價買了去日本的機票，這把淳氣得大發雷霆。
在漫長的旅途中，我不停地發送電子郵件給她。
抵達成田機場後，我立即跑到她過去幹活的地方。
隻是我到了那兒時她已經不在了，根本就沒有外國婦女在那兒幹活了。
她的電子郵件賬戶也沒有回應，她的電話也停了。
我去了她的公寓，房東說她已經有兩三天沒有回來了。
一周之後，我确信在她的公寓和她平時教英語課的地方（我也去查了）完全找不到她的蹤影了。
她沒有留下托運地址，所有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留在公寓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做了自己唯一能夠想到的事情——去工作。
國際演藝協會與後藤組有關聯，我必須去看看，就這麼定了。
我必須把海倫娜的線索追查到底。
假如後藤對她的消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我還沒有了解到他有責任——我必須去了解清楚。
即使他沒有責任，我也應該回去調查他很久以前進行的肝髒移植的真相。
這偏離了人口販賣調查研究的方向，但并沒有完全跑題。
我知道這樣做會讓自己冒生命危險，有可能會再次得罪後藤，但我真的不太在乎了。
我大概已經得罪他了吧。
就像日本人常說的，既然已經服下了毒，再舔一下盤子又何妨。
有一個叫做“國際演藝協會”的非營利性組織就在離奢華而極其昂貴的六本木新城公寓綜合樓不遠的地方運營着。
它本該是促進國際友誼的，其實卻幹着為性交易提供外國婦女的勾當。
它的一個職員還有曾因為跟販賣外國婦女和賣淫有關的違反勞動法行為被起訴過。
我想不通這個組織怎麼能夠得到非營利性經營許可。
我讓海倫娜幫我去調查一下這個組織。
她有很多的關系，而且認識六本木的每一個人。
我提醒她要非常小心，但我想她沒有真正地把我的話聽進去。
她興奮不已，想盡力協助我把這件事做好。
我們的分手讓人覺得不太自在。
“聽着，”我對她晃了晃手指說道，“如果你聽到什麼消息，那很好。
但不要做過了頭。
我不太清楚運營這個非政府組織的人的情況，隻知道他們不怎麼樣。
” “我知道了。
我會小心的。
” “稍微打聽一下就好了。
隻要有一點點覺得自己處境危險或者什麼的，就馬上終止一切行動。
你有我的電話号碼，随時給我打電話，不論我是在美國還是在這兒。
” “我保證會小心的。
” “很好，就這樣。
” 我問她計劃還要在日本待多久。
她說她準備在春天離開。
她在澳大利亞買了一棟房子，正在考慮回大學讀書——也許去學點“文學或其他沒用的東西”。
我給了她一些材料之後就起身準備離開。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伸出雙臂，扭了扭屁股。
“來一個離别的擁抱？” “當然。
” 3月，我在美國的家中接到了她打來的電話。
她告訴我說，她一直在打聽消息，她認為國際演藝協會是後藤組的一個幌子組織。
我手上的聽筒差一點掉了下來。
我叫她别再往下查了，她就不高興了——或許是認為我的反應過激，或許是認為我瞧不起她。
她本來是個遇事很容易激動的人，而我一定是指責了她的這種狀态。
總之，我們的談話慢慢變成了争吵，然後她就把電話挂斷了。
我試着跟她取得聯系，但她不接電話。
第二天，我又打了一整天的電話。
我還打電話讓一個朋友去看看她的情況。
他答應了，也去了——她的公寓裡沒有人。
我害怕如果我打電話叫正規警方去找她，她會因為妓女的身份而被捕。
我必須親自去找她，一天也不能耽擱了。
我花高價買了去日本的機票，這把淳氣得大發雷霆。
在漫長的旅途中，我不停地發送電子郵件給她。
抵達成田機場後，我立即跑到她過去幹活的地方。
隻是我到了那兒時她已經不在了，根本就沒有外國婦女在那兒幹活了。
她的電子郵件賬戶也沒有回應，她的電話也停了。
我去了她的公寓，房東說她已經有兩三天沒有回來了。
一周之後，我确信在她的公寓和她平時教英語課的地方（我也去查了）完全找不到她的蹤影了。
她沒有留下托運地址，所有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留在公寓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做了自己唯一能夠想到的事情——去工作。
國際演藝協會與後藤組有關聯，我必須去看看，就這麼定了。
我必須把海倫娜的線索追查到底。
假如後藤對她的消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我還沒有了解到他有責任——我必須去了解清楚。
即使他沒有責任，我也應該回去調查他很久以前進行的肝髒移植的真相。
這偏離了人口販賣調查研究的方向，但并沒有完全跑題。
我知道這樣做會讓自己冒生命危險，有可能會再次得罪後藤，但我真的不太在乎了。
我大概已經得罪他了吧。
就像日本人常說的，既然已經服下了毒，再舔一下盤子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