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販賣人口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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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向死者表達敬意的方式各有不同。
我應該買一束鮮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屍體至今還沒有找到。
因此，我隻是從我的錢包裡抽出一張1萬日元的紙币，交給了在“日本北極星計劃”工作的藤原女士。
“北極星計劃”在東京開設了一條人口販賣受害者的熱線電話，那裡的工作人員在緻力于提高公衆意識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說，去年，打給“北極星計劃”的電話數量增加了不少，大多數來電者都是韓國和東歐的女性。
她感謝我的捐款，并問我是否認識會講俄語的人。
我答應試着幫她找一個。
我認為，我不再熱衷于記者這一職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開始采訪日本色情業非常肮髒的那一面的時候。
等我真的意識到這種采訪耗盡了我的精力的時候，我已經回天乏術了。
當犯罪采訪記者的年頭多了，人會變得麻木。
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如果你為每個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對那些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遲早會神經衰弱。
謀殺、縱火、武裝搶劫、家庭自殺……這些事件都成了家常便飯。
這份工作有一種不把受害者當人看的傾向，我有時甚至會因為他們斷送了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計劃好的假期而惱火。
這聽起來很可怕，但的确如此。
不過，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我認為，我對日本的“陰暗面”有了大量的認識。
我采訪過露茜·布萊克曼案，調查過一個連環殺手，險些觸到了一具帶電的屍體，目睹過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認為自己還是相當頑強的——在某種程度上吧。
我覺得自己已經變得非常憤世嫉俗了，甚至變得有點冷漠，但是，一個記者心開始涼下來，就很難再熱血沸騰。
我們都為自己編織了一層精神甲胄，來應付情緒的波動，保持克制的狀态，應付若幹個截稿時間……我們别無選擇。
我采訪過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尋過情報。
“女傭站”的女孩們從來不隐瞞她們的整個業務流程。
我相當熟悉日本的性産業的合法性。
事實上，我曾經認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了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憑空臆造出來的某種都市神話。
但是，我即将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訓。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我拿起了手機。
對方是個外國女性，我認識的外國人裡面沒有人日語說得還可以的。
我聽了一會兒，但還是沒有完全聽懂她在說什麼。
“你會說英語嗎？”我終于開口問道。
“嗯，會說。
顯然你也會。
很抱歉我這口爛日語讓你遭罪了。
” “你的日語不成問題，相當不錯了。
不過，既然英語是我們的母語，也許用英語會說得更清楚點，對吧？” “一個朋友把你的電話号碼給了我，她是‘愛經’店裡的脫衣舞娘，她說你可能幫得上忙。
” “說來聽聽。
” “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來的女孩——都是從波蘭、俄羅斯和愛沙尼亞來的——她們看起來好像是……被迫的。
” “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們是被強迫去工作的，她們得不到報酬。
她們就……像奴隸。
” “像什麼？” “奴隸。
在我看來就是這樣的。
” “那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的？” “我想你可能會說我是個妓女吧，”她直截了當地答道，語氣裡沒有一點尴尬，“我表面上是個英語教師，實際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謀生的。
” “你這麼做是出于自己的選擇？” “當然。
不過，他們帶進俱樂部的這些新人……她們就不一樣了。
她們不想幹這一行，但被騙了——被強迫——去幹這一行。
她們總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準出門。
” “我聽懂了。
”我說。
我知道這種反應很差勁，但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而且我需要時間來消化她說的情況。
我問她想要我做些什麼。
“你是報社的記者。
寫一篇報道吧。
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幫着把那些女孩弄出來吧。
” 這簡直就像是個離譜至極的要求，而且還是一個突然打電話給我的人提出來的。
我正想說我會去調查一下，忽然覺得她的聲音有點耳熟：“你說是你的朋友把我的電話号碼給了你。
我們見過面嗎？” 對方頓了一下。
“見過嗎？”我又問了一遍。
“嗯……你在調查露茜·布萊克曼的時候，和那些在酒吧裡工作的女孩交談過吧，我就是那個當面侮辱過你的人。
” 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已經掌握了從脫衣舞娘、舞女及其他從事晚間娛樂行當的女性那裡獲取消息的規則。
顯然，這個年輕女子在我學會那些規則之前跟我打過照面。
也許是我當時出言不遜，或者說隻是表現得不那麼精明老練，不管怎麼樣，她當時叫過我混蛋，我記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倫娜，這當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确實适合她。
我們在六本木的一家星巴克的二樓見了面。
她穿着一條黑裙子、一件緊身的黑皮夾克（裡面是一件淡綠色襯衫）和一雙及膝的黑皮靴。
我必須說，她看起來不錯。
她的頭發向後梳成一個馬尾辮，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妝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
她的上唇有一顆小痣。
我作了自我介紹，就好像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給了她。
她當時并沒有把她的名片給我，那是後來的事情了。
我們談論了一下天氣，喝了會兒咖啡，她就跟我講起她的故事來。
海倫娜是2001年從澳大利亞來到日本的，剛開始是在“貝立茲”教英語，私下偶爾做一做女招待。
一天晚上下課之後，她跟一個學生去喝酒，他是個五十來歲的商人，最後她陪他去了情人旅館。
完事之後，他在床上放了5張1萬日元的紙币（約合500美元），說這是給她的“車馬費”。
海倫娜漸漸找到了更多的顧客，最終，為了确保有份穩定的收入，她在一家名叫“美味小窩”的高級“紳士俱樂部”找了一份工作。
她有自己的私人客戶，而白天就為找上門的顧客提供服務。
“我是自願當妓女的，我喜歡性，這樣賺錢遠比教英語容易得多。
我自己做這一行并沒有什麼。
讓我煩惱的是，那些不想當妓女的婦女卻被迫去做那樣的事情。
讓我氣憤的是，那些混蛋竟然逼迫她們去做那樣的事情。
“有兩個家夥在六本木操縱着這一切，還給我在澀谷上班的那家俱樂部提供女孩子。
一個家夥是日本人——大家都叫他‘滑頭’[這個“滑頭”就是我采訪露茜·布萊克曼謀殺案時遇到的那個人。
]——還有一個是名叫維克托的荷蘭和以色列的混血兒。
他們開着五六家俱樂部，從海外招募婦女，大多是從貧困國家，通過廣告或掮客，把她們帶到日本來。
他們強迫她們到性愛俱樂部去上班，而且剝削她們。
那些婦女完全受這些混蛋的支配。
因此，她們最終就成了性奴。
“我聽到的事情是這樣的，起先，他們答應的錢數超出了她們的想象，可她們到了這兒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她們不得不去賣身才能填飽肚子，因為她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然後，她們的收入中還要扣除她們從未聽說過的這樣那樣的費用。
‘滑頭’跟她們說，她們是在非法打工，所以隻能為他工作，因為他是合法的——如果你能相信他的話。
如果她們不想為他工作，就請自便，不過在六本木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報了警，結果被威脅說是自投羅網，最後她還不得不為他媽的警察提供服務。
“維克托跟别人說他在這兒已經有6年了。
他剛開始是做舞男，進而去賣淫，他感到非常自豪。
他說，他知道日本男人喜歡什麼樣的女孩——金發藍眼睛的。
多花點時間弄清楚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幫幫她們，否則她們就别無選擇，隻能聽人擺布了。
“維克托喜歡裝成好人的樣子——隻要不涉及錢的話。
其實他是個他媽的披着人皮的狼……‘滑頭’呢，他是結了婚的，還有個女兒。
” 海倫娜說的聽起來像是确有其事，我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理由要撒謊。
但我不清楚她會不會撒謊。
她是個旁觀者，而不是受害者本人；這些都是道聽途說，也許她别有用心。
我告訴她，我得跟其中的一個女孩面談一下。
這讓她感到有點不安：“如果這些女孩因為跟你交談被抓到的話，她們可能會惹上麻煩，真正的麻煩。
你明白是怎麼回事，對吧？” 我說：“我明白，我會小心行事。
”于是，海倫娜答應把我介紹給其中一個女孩。
然後我們便分手了。
我自己做了一些調查。
我突然想起關口來，但轉念一想，這不是他管轄的區域。
然後我又想到了帶我充分見識了歌舞伎町的“異類警察”。
“異類警察”打那以後就從新宿警察署調到東京都警視廳總部去了，他在那兒也許能打聽到一些可靠的消息。
他應該是個可靠的消息來源。
不過，要得到我想要的消息，我就得出血——晚上到鬧市區去逛逛？當然可以。
到酒吧或脫衣舞俱樂部找個外國小妞？一點問題沒有。
費用不便宜啊，不過那時我已經有了一些關系。
我打電話給一個熟識的律師，他在為一家推廣混合武術比賽的公司做事。
那種比賽就像是拳擊、摔跤和空手道的結合，非常受歡迎。
我磨到他勉強給了我兩個第二排的座位，然後轉手給了“地獄第八界”脫衣舞俱樂部的經理，他答應晚上免費招待我。
我發了個短信給“異類警察”，約了碰頭時間。
“異常警察”還是那麼體面而率直。
我們交流了一下近況，後來，一個名叫茉莉的胸部豐滿的紅發女孩過來把豐腴的臀部擱在他的胯上，用手指撫摩着他的小平頭。
我把海倫娜說的事情告訴了他，茉莉在一旁若無其事地啜飲着“異類警察”為她點的香槟酒。
我一說完，“異類警察”就皺起了眉頭。
他把腿上坐着的茉莉抱了起來，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告訴她：“請去給我拿幾根煙來，安琪兒。
我現在要跟朋友說點事兒。
5分鐘後再回來吧。
”茉莉順從地告退了。
“你知道的，”“異類警察”說着吸了一口煙，然後改用日語說道，“我會去調查一下。
你的朋友說的很可能是真的。
我認為現在這樣的女性應該更多了，可惜我幫不了她們什麼忙。
這種事情一直困擾着我啊。
” “困擾你？” “我喜歡幹這一行的女人。
我知道我是在花錢買她們的殷勤，但我還是喜歡她們。
這是一場遊戲。
不過，如果一個女人不想幹這一行，又被強迫去幹，那我就不想跟她一起玩了。
那樣就不好玩了，就不是遊戲了。
你的朋友說得對：如果她們沒有得到報酬，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 他從口袋裡掏出記事本，我把自己所能找到的信息都給了他：“滑頭”的辦
我應該買一束鮮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屍體至今還沒有找到。
因此，我隻是從我的錢包裡抽出一張1萬日元的紙币，交給了在“日本北極星計劃”工作的藤原女士。
“北極星計劃”在東京開設了一條人口販賣受害者的熱線電話，那裡的工作人員在緻力于提高公衆意識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說，去年，打給“北極星計劃”的電話數量增加了不少，大多數來電者都是韓國和東歐的女性。
她感謝我的捐款，并問我是否認識會講俄語的人。
我答應試着幫她找一個。
我認為，我不再熱衷于記者這一職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開始采訪日本色情業非常肮髒的那一面的時候。
等我真的意識到這種采訪耗盡了我的精力的時候，我已經回天乏術了。
當犯罪采訪記者的年頭多了，人會變得麻木。
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如果你為每個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對那些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遲早會神經衰弱。
謀殺、縱火、武裝搶劫、家庭自殺……這些事件都成了家常便飯。
這份工作有一種不把受害者當人看的傾向，我有時甚至會因為他們斷送了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計劃好的假期而惱火。
這聽起來很可怕，但的确如此。
不過，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我認為，我對日本的“陰暗面”有了大量的認識。
我采訪過露茜·布萊克曼案，調查過一個連環殺手，險些觸到了一具帶電的屍體，目睹過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認為自己還是相當頑強的——在某種程度上吧。
我覺得自己已經變得非常憤世嫉俗了，甚至變得有點冷漠，但是，一個記者心開始涼下來，就很難再熱血沸騰。
我們都為自己編織了一層精神甲胄，來應付情緒的波動，保持克制的狀态，應付若幹個截稿時間……我們别無選擇。
我采訪過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尋過情報。
“女傭站”的女孩們從來不隐瞞她們的整個業務流程。
我相當熟悉日本的性産業的合法性。
事實上，我曾經認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了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憑空臆造出來的某種都市神話。
但是，我即将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訓。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我拿起了手機。
對方是個外國女性，我認識的外國人裡面沒有人日語說得還可以的。
我聽了一會兒，但還是沒有完全聽懂她在說什麼。
“你會說英語嗎？”我終于開口問道。
“嗯，會說。
顯然你也會。
很抱歉我這口爛日語讓你遭罪了。
” “你的日語不成問題，相當不錯了。
不過，既然英語是我們的母語，也許用英語會說得更清楚點，對吧？” “一個朋友把你的電話号碼給了我，她是‘愛經’店裡的脫衣舞娘，她說你可能幫得上忙。
” “說來聽聽。
” “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來的女孩——都是從波蘭、俄羅斯和愛沙尼亞來的——她們看起來好像是……被迫的。
” “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們是被強迫去工作的，她們得不到報酬。
她們就……像奴隸。
” “像什麼？” “奴隸。
在我看來就是這樣的。
” “那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的？” “我想你可能會說我是個妓女吧，”她直截了當地答道，語氣裡沒有一點尴尬，“我表面上是個英語教師，實際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謀生的。
” “你這麼做是出于自己的選擇？” “當然。
不過，他們帶進俱樂部的這些新人……她們就不一樣了。
她們不想幹這一行，但被騙了——被強迫——去幹這一行。
她們總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準出門。
” “我聽懂了。
”我說。
我知道這種反應很差勁，但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而且我需要時間來消化她說的情況。
我問她想要我做些什麼。
“你是報社的記者。
寫一篇報道吧。
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幫着把那些女孩弄出來吧。
” 這簡直就像是個離譜至極的要求，而且還是一個突然打電話給我的人提出來的。
我正想說我會去調查一下，忽然覺得她的聲音有點耳熟：“你說是你的朋友把我的電話号碼給了你。
我們見過面嗎？” 對方頓了一下。
“見過嗎？”我又問了一遍。
“嗯……你在調查露茜·布萊克曼的時候，和那些在酒吧裡工作的女孩交談過吧，我就是那個當面侮辱過你的人。
” 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已經掌握了從脫衣舞娘、舞女及其他從事晚間娛樂行當的女性那裡獲取消息的規則。
顯然，這個年輕女子在我學會那些規則之前跟我打過照面。
也許是我當時出言不遜，或者說隻是表現得不那麼精明老練，不管怎麼樣，她當時叫過我混蛋，我記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倫娜，這當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确實适合她。
我們在六本木的一家星巴克的二樓見了面。
她穿着一條黑裙子、一件緊身的黑皮夾克（裡面是一件淡綠色襯衫）和一雙及膝的黑皮靴。
我必須說，她看起來不錯。
她的頭發向後梳成一個馬尾辮，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妝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
她的上唇有一顆小痣。
我作了自我介紹，就好像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給了她。
她當時并沒有把她的名片給我，那是後來的事情了。
我們談論了一下天氣，喝了會兒咖啡，她就跟我講起她的故事來。
海倫娜是2001年從澳大利亞來到日本的，剛開始是在“貝立茲”教英語，私下偶爾做一做女招待。
一天晚上下課之後，她跟一個學生去喝酒，他是個五十來歲的商人，最後她陪他去了情人旅館。
完事之後，他在床上放了5張1萬日元的紙币（約合500美元），說這是給她的“車馬費”。
海倫娜漸漸找到了更多的顧客，最終，為了确保有份穩定的收入，她在一家名叫“美味小窩”的高級“紳士俱樂部”找了一份工作。
她有自己的私人客戶，而白天就為找上門的顧客提供服務。
“我是自願當妓女的，我喜歡性，這樣賺錢遠比教英語容易得多。
我自己做這一行并沒有什麼。
讓我煩惱的是，那些不想當妓女的婦女卻被迫去做那樣的事情。
讓我氣憤的是，那些混蛋竟然逼迫她們去做那樣的事情。
“有兩個家夥在六本木操縱着這一切，還給我在澀谷上班的那家俱樂部提供女孩子。
一個家夥是日本人——大家都叫他‘滑頭’[這個“滑頭”就是我采訪露茜·布萊克曼謀殺案時遇到的那個人。
]——還有一個是名叫維克托的荷蘭和以色列的混血兒。
他們開着五六家俱樂部，從海外招募婦女，大多是從貧困國家，通過廣告或掮客，把她們帶到日本來。
他們強迫她們到性愛俱樂部去上班，而且剝削她們。
那些婦女完全受這些混蛋的支配。
因此，她們最終就成了性奴。
“我聽到的事情是這樣的，起先，他們答應的錢數超出了她們的想象，可她們到了這兒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她們不得不去賣身才能填飽肚子，因為她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然後，她們的收入中還要扣除她們從未聽說過的這樣那樣的費用。
‘滑頭’跟她們說，她們是在非法打工，所以隻能為他工作，因為他是合法的——如果你能相信他的話。
如果她們不想為他工作，就請自便，不過在六本木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報了警，結果被威脅說是自投羅網，最後她還不得不為他媽的警察提供服務。
“維克托跟别人說他在這兒已經有6年了。
他剛開始是做舞男，進而去賣淫，他感到非常自豪。
他說，他知道日本男人喜歡什麼樣的女孩——金發藍眼睛的。
多花點時間弄清楚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幫幫她們，否則她們就别無選擇，隻能聽人擺布了。
“維克托喜歡裝成好人的樣子——隻要不涉及錢的話。
其實他是個他媽的披着人皮的狼……‘滑頭’呢，他是結了婚的，還有個女兒。
” 海倫娜說的聽起來像是确有其事，我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理由要撒謊。
但我不清楚她會不會撒謊。
她是個旁觀者，而不是受害者本人；這些都是道聽途說，也許她别有用心。
我告訴她，我得跟其中的一個女孩面談一下。
這讓她感到有點不安：“如果這些女孩因為跟你交談被抓到的話，她們可能會惹上麻煩，真正的麻煩。
你明白是怎麼回事，對吧？” 我說：“我明白，我會小心行事。
”于是，海倫娜答應把我介紹給其中一個女孩。
然後我們便分手了。
我自己做了一些調查。
我突然想起關口來，但轉念一想，這不是他管轄的區域。
然後我又想到了帶我充分見識了歌舞伎町的“異類警察”。
“異類警察”打那以後就從新宿警察署調到東京都警視廳總部去了，他在那兒也許能打聽到一些可靠的消息。
他應該是個可靠的消息來源。
不過，要得到我想要的消息，我就得出血——晚上到鬧市區去逛逛？當然可以。
到酒吧或脫衣舞俱樂部找個外國小妞？一點問題沒有。
費用不便宜啊，不過那時我已經有了一些關系。
我打電話給一個熟識的律師，他在為一家推廣混合武術比賽的公司做事。
那種比賽就像是拳擊、摔跤和空手道的結合，非常受歡迎。
我磨到他勉強給了我兩個第二排的座位，然後轉手給了“地獄第八界”脫衣舞俱樂部的經理，他答應晚上免費招待我。
我發了個短信給“異類警察”，約了碰頭時間。
“異常警察”還是那麼體面而率直。
我們交流了一下近況，後來，一個名叫茉莉的胸部豐滿的紅發女孩過來把豐腴的臀部擱在他的胯上，用手指撫摩着他的小平頭。
我把海倫娜說的事情告訴了他，茉莉在一旁若無其事地啜飲着“異類警察”為她點的香槟酒。
我一說完，“異類警察”就皺起了眉頭。
他把腿上坐着的茉莉抱了起來，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告訴她：“請去給我拿幾根煙來，安琪兒。
我現在要跟朋友說點事兒。
5分鐘後再回來吧。
”茉莉順從地告退了。
“你知道的，”“異類警察”說着吸了一口煙，然後改用日語說道，“我會去調查一下。
你的朋友說的很可能是真的。
我認為現在這樣的女性應該更多了，可惜我幫不了她們什麼忙。
這種事情一直困擾着我啊。
” “困擾你？” “我喜歡幹這一行的女人。
我知道我是在花錢買她們的殷勤，但我還是喜歡她們。
這是一場遊戲。
不過，如果一個女人不想幹這一行，又被強迫去幹，那我就不想跟她一起玩了。
那樣就不好玩了，就不是遊戲了。
你的朋友說得對：如果她們沒有得到報酬，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 他從口袋裡掏出記事本，我把自己所能找到的信息都給了他：“滑頭”的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