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夜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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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中有些表達憂傷的詞語太微妙，太費解，譯成英文無法充分表達出它們的意味。
Setsunai這個詞通常翻譯成“憂傷”，不過，它更适合描述一種悲傷和孤獨的感覺，強烈到你的胸膛好像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一種自然而真實的憂傷。
另外還有一個詞yarusenai，它有“郁郁寡歡”的意思——悲哀或孤獨的感覺太強烈了，你擺脫不了它，也驅散不了它。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随着年齡的增長，你忘卻了那些事情，但每當你想起它們來，就有一種郁郁寡歡的感覺。
其實那些事情從來沒有從你的心頭消失，隻不過被藏了起來，一時想不起了。
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寫過一首優美的兒歌，叫作《月見草》。
月見草是一種黃色（有的是白色）的花卉，它隻在晚上開花；到了清晨，花兒就會帶上一點紅色，然後驟然凋謝。
這首歌幾乎不可能翻譯，因為它有着“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
任何一種翻譯都隻是一種解釋，下面就是我對這首歌的解釋： 你度日如年，翹首以待 那人兒卻可能永遠不會來 這無盡的郁郁寡歡 宛如月見草在焦急地等待 今夜啊，仿佛連月亮都不會出來 [原詩如下： 待てど暮らせど來ぬ人を 宵待ち草のやるせなさ 今宵は月も出ぬそうな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27歲的竹久在避暑旅行中遇見當地一位叫賢的女孩。
他們在海邊漫步，言談甚歡。
翌年，竹久故地重遊，卻聽聞賢出嫁的消息，頓覺惘然。
于是便有了這首詩。
——譯注] 時不時地，你會遇見一個要把你培養成某種人的人，對我來說，就是培養成記者。
大概我在别人眼裡總像一條迎面走來的流浪狗，他們總覺得有必要收容我、照料我。
浜谷麻美在我剛進社會部的時候就一直庇護着我。
她也一直是個警方記者。
我開始負責采訪第四管區的時候，說實在的，給了我一些用得上的熟人的隻有她一個。
不知為什麼，我們一拍即合，或許是因為我們在部裡都是孤家寡人吧。
從2000年初起，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我都把她當作我的幹姐姐了。
浜谷看上去很像長映不衰的卡通片《史酷比》裡的那個戴着寬鏡框、厚鏡片眼鏡的女孩威與瑪。
她長着圓鼻頭，頭發剪得跟披頭士一樣。
她一般不穿裙子，隻穿休閑褲和有領襯衫來上班，打扮有點像個男的。
她和日本國内新聞部的所有女性一樣，堅韌不拔，埋頭苦幹。
整個部門有一種大男子主義的氛圍，女性不多。
2003年的時候，部裡的百餘位記者當中隻有六七個女性。
為了留在社會部裡，女性不得不與男性一樣忍受着痛苦而漫長的工作時間；在社交場合，她們還得為男同行們倒酒，卻一點都不能抱怨。
在許多方面，她們在工作中不得不比男性更勤奮一些。
一個吹毛求疵的電話敲定了我們的友誼。
我當時的工作是值白班，基本上就是坐在編輯部裡接聽電話，等着有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派人去應急。
那時，我就是遊軍（後備軍）——國内新聞部的精銳特别行動小組——的成員，我們的任務就是随時準備應對突發事件的報道；在沒有重大新聞的時候可以自由走動，找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報道一下。
我還負責一個連載了相當長時間的“安全危機”專題系列報道，探讨的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程度、原因及其對國家的影響。
盡管當時的犯罪率依然很低，但在幾類重大犯罪方面，警方的結案率（破案能力）創下了曆史新低，因而這是個熱門話題。
那天本來是風平浪靜的，并沒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發生。
這時，電話響了起來，打電話來的是個怒氣沖沖的讀賣巨人隊球迷，他不喜歡現任的主教練。
我告訴他，我們是報社的新聞部門，既不是體育部門，也不是讀賣巨人隊的經營部門。
我建議他打電話到别的地方去問問。
他自報了姓名，然後要求我也把名字告訴他。
我照他說的做了——按照
Setsunai這個詞通常翻譯成“憂傷”，不過，它更适合描述一種悲傷和孤獨的感覺，強烈到你的胸膛好像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一種自然而真實的憂傷。
另外還有一個詞yarusenai，它有“郁郁寡歡”的意思——悲哀或孤獨的感覺太強烈了，你擺脫不了它，也驅散不了它。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随着年齡的增長，你忘卻了那些事情，但每當你想起它們來，就有一種郁郁寡歡的感覺。
其實那些事情從來沒有從你的心頭消失，隻不過被藏了起來，一時想不起了。
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寫過一首優美的兒歌，叫作《月見草》。
月見草是一種黃色（有的是白色）的花卉，它隻在晚上開花；到了清晨，花兒就會帶上一點紅色，然後驟然凋謝。
這首歌幾乎不可能翻譯，因為它有着“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
任何一種翻譯都隻是一種解釋，下面就是我對這首歌的解釋： 你度日如年，翹首以待 那人兒卻可能永遠不會來 這無盡的郁郁寡歡 宛如月見草在焦急地等待 今夜啊，仿佛連月亮都不會出來 [原詩如下： 待てど暮らせど來ぬ人を 宵待ち草のやるせなさ 今宵は月も出ぬそうな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27歲的竹久在避暑旅行中遇見當地一位叫賢的女孩。
他們在海邊漫步，言談甚歡。
翌年，竹久故地重遊，卻聽聞賢出嫁的消息，頓覺惘然。
于是便有了這首詩。
——譯注] 時不時地，你會遇見一個要把你培養成某種人的人，對我來說，就是培養成記者。
大概我在别人眼裡總像一條迎面走來的流浪狗，他們總覺得有必要收容我、照料我。
浜谷麻美在我剛進社會部的時候就一直庇護着我。
她也一直是個警方記者。
我開始負責采訪第四管區的時候，說實在的，給了我一些用得上的熟人的隻有她一個。
不知為什麼，我們一拍即合，或許是因為我們在部裡都是孤家寡人吧。
從2000年初起，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我都把她當作我的幹姐姐了。
浜谷看上去很像長映不衰的卡通片《史酷比》裡的那個戴着寬鏡框、厚鏡片眼鏡的女孩威與瑪。
她長着圓鼻頭，頭發剪得跟披頭士一樣。
她一般不穿裙子，隻穿休閑褲和有領襯衫來上班，打扮有點像個男的。
她和日本國内新聞部的所有女性一樣，堅韌不拔，埋頭苦幹。
整個部門有一種大男子主義的氛圍，女性不多。
2003年的時候，部裡的百餘位記者當中隻有六七個女性。
為了留在社會部裡，女性不得不與男性一樣忍受着痛苦而漫長的工作時間；在社交場合，她們還得為男同行們倒酒，卻一點都不能抱怨。
在許多方面，她們在工作中不得不比男性更勤奮一些。
一個吹毛求疵的電話敲定了我們的友誼。
我當時的工作是值白班，基本上就是坐在編輯部裡接聽電話，等着有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派人去應急。
那時，我就是遊軍（後備軍）——國内新聞部的精銳特别行動小組——的成員，我們的任務就是随時準備應對突發事件的報道；在沒有重大新聞的時候可以自由走動，找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報道一下。
我還負責一個連載了相當長時間的“安全危機”專題系列報道，探讨的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程度、原因及其對國家的影響。
盡管當時的犯罪率依然很低，但在幾類重大犯罪方面，警方的結案率（破案能力）創下了曆史新低，因而這是個熱門話題。
那天本來是風平浪靜的，并沒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發生。
這時，電話響了起來，打電話來的是個怒氣沖沖的讀賣巨人隊球迷，他不喜歡現任的主教練。
我告訴他，我們是報社的新聞部門，既不是體育部門，也不是讀賣巨人隊的經營部門。
我建議他打電話到别的地方去問問。
他自報了姓名，然後要求我也把名字告訴他。
我照他說的做了——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