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露茜·布萊克曼到底出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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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打個電話給蒂姆·布萊克曼,他人在英國。

    我答應過給他打電話的。

     他希望我一知道他的女兒露茜出了什麼事就告訴他。

    布萊克曼先生在要求尋找他女兒的問題上跟東京都警視廳鬧得太僵了,他們有消息恐怕也是最後一個通知他。

    東京都警視廳知道,隻要他們告訴他什麼,他就會跑去告訴記者,而他們不喜歡他這樣做。

    他也意識到他們再也不會把最新的消息告訴他了,所以希望從他認識的人那裡得到消息,而不是在報紙上讀到它。

    我答應過他,不論是白天還是晚上,隻要有确切的消息,我随時都會打電話告訴他。

    現在就到這樣的時候了。

     他的大女兒露茜·布萊克曼在2000年7月1日那天失蹤了。

    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件事,更沒承想這起案件竟成了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契機。

    日本色情業盡管有着逍遙自在、無所顧忌的外表,裡面卻充斥着卑鄙龌龊的勾當和性剝削,而我卻對此一無所知。

    在我的人生詞典裡,甚至可以說在我的意識領域裡還沒有“人口販賣”這個詞。

    這起案件發生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終于理解了在尋找露茜的過程中自己應該領悟的事情。

     露茜是個英國女孩,2000年5月4日來到日本。

    她本來一直在英國航空公司當兼職空姐,但她最要好的朋友路易絲·菲利普邀她一起去日本,說在那兒當女招待有好日子過,還能賺不少錢。

    露茜在英國背了一些債,而空姐的活兒也一直讓很難倒時差的她覺得疲憊不堪。

    所以,她覺得來一次“帶薪休假”或“工作假期”也挺不錯。

     路易絲的姐姐已經在日本當了幾年的女招待,對這種行當的技巧和賺錢的潛力有所了解。

    露茜和路易絲拿着旅遊簽證一起來到日本,立即住進了一棟很不安全的外國人公寓,那是一種大部分居民都是外國人的大樓,押金低,還不用交“禮金”[keymoney,在日本租房時,除了租金和押金外,一般都要向房東一次性交納相當于一兩個月租金的“禮金”,這種禮金原則上是不予返還的。

    ——譯注]——通常要付給房東的一種酬金,更不存在檢查簽證的事情。

     在法律上,持旅遊簽證的人是不能在日本工作的。

    而實際上,當時的日本當局一般對此采取容忍的态度。

    大多數在日本當女招待的外國女孩都是幹了幾個星期之後才明白她們的工作是非法的,這樣,管理層就可以利用這個問題作為交涉工資以及出現别的問題時的籌碼。

     露茜身材高挑,一頭金色秀發,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她和路易絲去了六本木。

    六本木就是“六棵樹”的意思,長期以來一直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和那些想跟外國人交往(相識,拍拖,然後結婚)的日本人出沒的地方。

    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經濟泡沫時期,這裡是高檔消費區,一個精心布置的迪斯科舞廳光門票動辄就得30美元,而且還有嚴格的着裝規定。

    然而,經濟泡沫崩潰的時候,這些場所還是一如既往,把下等人拒之門外,結果,一些更便宜的陪酒屋、小夜總會、性按摩院、賣淫酒吧、各種麻藥一應俱全的深夜酒吧以及用廉價酒和免門票的噱頭來迎合那些外來人口中的平庸之輩的巨型俱樂部逐漸占據了這個地區。

    那些上等俱樂部遷往西麻布,留下破舊的六本木在那裡自認倒黴。

     有個沒學過幾天英語的日本無名氏給六本木取了個“High-TouchTown”(高層次區)的綽号,還把這幾個字刻在一座跨越六本木岔口的天橋的混凝土牆面上。

    這裡在許多方面和歌舞伎町很相似,但略顯寒酸,而且到處都是老外——由此得名“老外歌舞伎町”。

    這裡隻要發生罪案,受害者就多半是外國人,麻布警方早已對整頓這個地區失去了興趣。

    露茜來到這兒的時候,這個地區實際上才剛剛開始從寒酸走向肮髒。

     6月9日那天,露茜和路易絲就在“卡薩布蘭卡”上班了。

    這是一家陪酒屋,就在六本木的第一家外國女脫衣舞酒吧的斜對面。

    當時,這家陪酒屋裡還有另外9個女孩,除路易絲外,全都是金發的。

    她們的工資是每小時5000日元(約合50美元),外加酒水回扣[顧客為他自己和陪酒女點的每一杯酒裡都有一部分錢算作是陪酒女的回扣。

    這就是陪酒女們都偏愛點昂貴的整瓶白蘭地、香槟及其他烈酒的顧客的原因。

    ]以及對個人提出的特别邀請的回扣。

     三個星期之後,7月1日那天,露茜從澀谷打電話給路易絲說:“我要去跟陪酒屋的一個顧客碰面,他要給我買一部手機。

    我太高興了。

    ”晚上,她再次打電話給路易絲,說她正在回家的路上。

    但她再也沒有回來。

     7月3日,路易絲的手機接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電話,是一個自稱“高木晃”的日本男子打來的,他告訴路易絲:“露茜已經加入了千葉縣的一個邪教組織。

    她不能回家,不用擔心她。

    ” 這下路易絲變得非常擔心起來。

    她到英國大使館去咨詢了一下,然後就去麻布警署報案說有人失蹤。

    麻布警方剛開始并不打算接這個案子,但大使館已經得到了通知,而且對那個神秘電話也不能不聞不問。

    沒有那個電話也許就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調查了。

    7月9日,東京都警視廳調查科(負責兇殺、搶劫及其他暴力犯罪)正式決定接手此案。

    這起案件就不歸當地警察管了,現在成了總部的一個難題。

     就在那前後,我接到了一個資深警方記者(他叫西島,又名“巴勃羅”)的電話,要我幫忙采訪這事,盡管當時還算不上是一篇報道;東京都警視廳還沒有正式公布,《讀賣新聞》也是剛剛啟動準備工作,露茜失蹤的一些細節還相當模糊,巴勃羅提醒我暫時不要聲張。

     我很喜歡巴勃羅,他是個優秀的記者,而且很有教養。

    山本和巴勃羅當時都在負責東京都警視廳的警方采訪,主要采訪暴力犯罪和國際犯罪(分别由調查一科和國際犯罪科負責),巴勃羅是山本的得力助手。

     巴勃羅不像日本人。

    他的家譜裡有一個美國人祖先,讓他有了一副近乎拉丁人的相貌。

    有個同事常常開玩笑說,國内新聞部裡實際上有3個外國人:一個蒙古人(山本),一個猶太人(我)和一個墨西哥人(巴勃羅)。

     電話裡,巴勃羅的話坦率得令人振奮:“嘿,傑克,看來你真的派上用場了,換換口味吧。

    受害者是外國人,她的朋友也全都是外國人。

    我們需要一個人既能配合工作,還可以跟認識她和她家人的人交談。

    這個人就是你了。

    你有興趣嗎?” 當然!我向他保證。

     說實話,當時我覺得整個事情是被誇大了。

    我認為露茜也就是又一個被男友或她傍的大款帶到泰國或巴厘島去的老外女招待,隻不過忘了通知别人罷了。

     不過,我還是提交了申請——批準我把平時的工作放一放,去協助東京都警視廳采訪組幾個星期。

    7月9日,調查正式開始的時候,我去了東京都警視廳總部,警衛擺手讓我進了門;我上到9樓,巴勃羅和山本已經在那兒等着我了,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的主管兼隊長三澤泥醉在沙發上。

    那裡看上去和1993年的時候一模一樣,隻是麥當娜的寫真集《性》早已不在書架上了。

     山本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熱情地跟我打着招呼:“傑克,好久不見了。

    還在吸海洛因?” “不吸了,山本。

    我現在正把它賣給小學生呢,自己已經不用了。

    ” “真的?難怪你變得這麼胖。

    ” 這是真的——不是說我已經不吸(或吸過)海洛因,而是說我已經變得相當胖了。

     而山本卻掉了不少膘——也許掉得太多了。

    在警方采訪的所有任務當中,兇殺案和暴力犯罪的采訪是最艱苦的,這已經損害到了他的健康。

    關于種種風化行為的采訪不容易進行,但你很少會在半夜被叫出去采訪警方的突擊搜查。

    風化行為不是不知不覺間發生的犯罪活動——我在負責采訪第四管區的時候明白了這一點。

    警方突擊搜查性愛俱樂部或沒收色情光碟的社會影響充其量是象征性的,不是那種需要迅速而深入地進行報道的新聞。

    風化糾察隊采取的大部分行動隻要不公布就甭想登報。

    唉,但你總得寫一些文章,盡管心裡明白你的努力很可能都是白費力氣。

    兇殺事件和暴力犯罪是不一樣的。

    在一個很少發生殺人事件的國度裡,這類事件幾乎都會成為重大的新聞報道。

    這類事件的發生和發現的時間沒有規律,還可能來得很不是時候,但作為新聞報道就得有真正的即時性——你必須迅速趕到現場,在激烈的競争中搶到那轟動社會的獨家新聞報道。

    我并不羨慕山本。

     而巴勃羅興許是因為沒有一官半職,似乎活得非常滋潤。

    他很快就讓我參照他的記錄熟悉了案件的情況。

    警方當時已經掌握了下列有關露茜的情報: 露茜失蹤的當天,最後的目擊者看到她穿的是黑禮服、黑涼鞋,挎着一個黑包。

    她的錢包是棕色鳄魚皮的、對折式,裡面有一些零錢。

    她戴着一條心形鑽石項鍊和一塊方形阿瑪尼手表。

    她在英國航空公司當了近一年半的空姐。

    她父親并沒有不讓她來日本;露茜手頭有錢,她父親還會給她寄錢。

    她曾跟她的父母說過,她有可能去日本觀光,順便打零工掙點錢。

    她并沒有長期逗留日本的打算。

     東京都警視廳不相信跟邪教有關的說法,尤其是考慮到以前的類似事件。

    處理兇殺案的警察認為她很可能是被陪酒屋一個顧客綁架并殺害了,“高木晃”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極有可能是對她的失蹤負有責任的人制造的一個假身份。

     他們正從兇殺組調一些隊員來調查這起案件,其中有幾個警探會講英語(或者說是英語講得不怎麼樣卻還想講的人),都有處理性犯罪的經驗。

    巴勃羅把負責這起案件的警探的名字給了我,裡面有一個是我認識的人。

     巴勃羅還在對情況做簡要介紹的時候,山本來到了我們身邊。

     “那你們要我來幹什麼?” 山本接過話頭:“我們要你去找和跟她一起住在外國人公寓裡的人談談,同時開始在六本木附近尋找認識她、有可能曾經是她的顧客的人。

    你在那兒應該會有些朋友吧?” 實際上,我像躲避瘟疫一樣躲着六本木。

    我的朋友大多是日本人。

    我覺得在歌舞伎町、澀谷、惠比壽甚至韓國街閑逛更開心。

    我有淳,不必(也不想)去六本木找一個放蕩的、沒有附帶條件的女孩來搞。

    我不嗑藥,也不迷戀大胸外國脫衣舞娘、迪斯科舞廳或昂貴的餐館。

    我根本沒有和其他老外交往的欲望。

    六本木跟我毫不相幹,就像它跟巴勃羅或山本毫不相幹一樣。

     我把這些話對山本說了。

     他隻是搖了搖頭:“你是美國人,卻不去六本木,不知道棒球的規則。

    你一定不是真正的美國人,其實是朝鮮間諜吧。

    坦白交代。

    ” 巴勃羅加入進來:“連我現在都還偶爾去一趟六本木,我還是日本人呢。

    ” “巴勃羅先生,你看上去比我更像外國人。

    所以大家才叫你巴勃羅嘛。

    你是屬于六本木的。

    我敢肯定,菲律賓女孩都會愛上你的。

    ” “阿德爾斯坦,真的?嘿,起碼我不像伊朗人吧。

    ” 我和巴勃羅正在拿我們的民族特征互相揶揄着,山本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現金遞給了我。

     “這是幹什麼?” “我很少去六本木,”山本解釋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那兒是個昂貴的遊樂場。

    可能的話,别忘了開發票。

    ”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尋找,但我心想,露茜的老東家應該是個最合适的地方。

    遺憾的是,我到了那兒才發現門上貼着“閉店整修”的告示。

    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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