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我的牛郎(女招待)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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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高築,有朝一日債主就會介紹她們去涉足性産業來償還她們的債務。

    有的時候,開牛郎俱樂部的家夥還同時開着性愛俱樂部。

    還有一些女孩子就開始到商店裡偷東西去賣,然後拿這些錢去付牛郎俱樂部的賬單。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這些情況并非個案。

    ” 同年7月,新宿警方接到過一個辍學高中生的家長打來的電話,說他們的女兒收到了一張400萬日元(當時相當于近3.8萬美元)的賬單,是從歌舞伎町的一家牛郎俱樂部寄來的,打那以後,他們一直過着焦慮不安的日子。

     警方查到了那家俱樂部,發現是無證營業。

    他們在8月逮捕了那個年輕的老闆。

    9月,警方擴大了調查範圍,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歌舞伎町裡已經開了71家牛郎俱樂部。

    三年前還隻有區區20家,為什麼會發展得這麼快?按野島的話說,現在,女孩們想的就是尋歡作樂,而牛郎們想的就是掙錢,有性開放思想和經濟能力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無憂無慮地買春了。

     從一個警察口中說出來的社會學理論聽起來總覺得有點怪怪的,不過,話說回來,野島可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種普通警察。

    他是上智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主修的是心理學,他還是個有執照的咨詢師呢。

    他敏銳地捕捉到了經濟上的誘因:一個人氣牛郎的年收入可達30萬美元以上。

    野島再次用社會學家的口吻建議我寫一篇關于牛郎俱樂部的報道,當時人們對它的存在知之甚少。

    他提到了三個店,我逐一做了采訪。

    剛開始的時候,我遇到了日本人面對一個為《讀賣新聞》寫稿的外國人通常會表現出來的困惑,不過,後來我驚喜地發現,那些老闆其實都很願意跟我交談。

    其中的一個老闆甚至邀請我去當一個晚上牛郎試試,我當時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不過,在那之前,我把調查記錄整理了出來,跟我的編輯談了搜查行動的内情——這是一篇爆炸性的報道。

    笠間是社會部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她幫我修改好文章,并說服總編把它刊登在國内版上。

    浜谷是部裡的另一位女性,她對我的成果不痛不癢地說了幾句恭維話,提了幾點善意的建議。

    感覺還不錯。

     這篇報道發表在10月6日的《讀賣新聞》早刊上,搶在了那天下午發表的官方公告的前面——雖然事情不大,卻是條不折不扣的獨家新聞。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挑選出自己最好的一套西服,把耳朵和鼻子裡的茸毛修整了一番,噴上點古龍水。

    我的襯衫燙得平平整整,領帶打得筆挺挺的,指甲修得光溜溜的,牙縫剔得幹幹淨淨,連自己都覺得頗為惬意,看上去一點都不像衣着寒酸的私人警探,也不像努力謀生的英語教師,更不像饑不擇食的報社記者——活脫脫是個牛郎。

     “愛”是歌舞伎町小街裡的一家牛郎俱樂部,就在離風林會館不遠的一家站式酒吧附近。

     店面顯得花裡胡哨的,入口的上方霓虹閃爍,還挂着用聚光燈打着的人氣牛郎照片和一面寫着“女性俱樂部”的金箔牌匾。

    兩尊呈青銅色的肌肉男鑄像守在門前,鑄像身上寫着紅彤彤的“愛”字,看上去既有奢華的裝飾派藝術風格,又帶有美國20世紀50年代小餐館招牌的那種豔俗俗氣。

     走下台階就進了俱樂部,俱樂部裡挂着水晶吊燈,但依然顯得異常昏暗。

    舞池裡的燈光就像池塘上的點點漣漪,房間裡四處零散地擺放着絲絨圓沙發。

    燈光折射在青銅色的塑像、銀白色的鏡子和亮閃閃的裝飾上,宛如夏夜裡的點點繁星,讓人頗有點置身于天文館内的感覺。

    這種描繪也許有點過于富有詩意了,但給人的印象确實如此。

     我6點就到了,這個時間來牛郎俱樂部上班未免過早了,不過,“愛”俱樂部連鎖店老闆兼會長愛田武已經在等着我了。

    他滿頭燙的都是羊毛卷,留着一撮墨西哥小胡子,戴着一副橢圓形變色太陽鏡,身穿一套價格不菲、色澤華麗的西服,一條絲綢花領帶緊緊地打着結,讓人擔心他那圓圓的娃娃臉會不會因此而缺氧。

    他59歲了,雖然具體說不上表現在哪兒,但渾身還是散發着一種無可挑剔的魅力,讓你覺得惬意是他的拿手好戲。

     愛田出生于新潟縣,在9個兄弟裡排行老六。

    20歲那年,他離開新潟到大城市去闖蕩。

    在一家制床公司工作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推銷員。

    後來創業,搞預防犯罪用品的生意,破了産,接着去做假發生意,這一次,他見識到了女性經濟。

     這一啟迪讓他成了一名牛郎。

    一年後,另一家牛郎俱樂部把他挖走了,又過了幾年,城裡最大的牛郎俱樂部就把他雇去了。

    顯而易見,愛田身上具有某種别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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