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要想着學，而要想着忘掉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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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後，我被派到千葉警察本部新聞組去和其他記者共事兩天。
千葉新聞組組長名叫金子，是國内新聞組的前任記者，也是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采訪組的前任組長。
這個新聞組既整潔又新潮，裡面擺着兩個島狀的辦公桌，好幾台傳真機裝在擱架上，所有文件都按年代順序整齊地排放在書架裡。
和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别。
金子熱情地接待了我。
他對我的猶太背景特别感興趣。
我們在新聞組一角的沙發上坐下來以後，他就不停地問這問那，最終還是轉到了他十分想問的問題上：“你會不會說希伯來語？” 我不會。
他顯得很失望，我便問他為什麼對此有興趣。
“是這樣，我注意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在販賣手表、珠寶和名牌貨——當然是冒牌貨——在車站附近的大街上，”他說，“我認為他們都要向壓酷砸支付保護費。
” 當時，我真的對壓酷砸幾乎一無所知。
我知道他們是惡棍，會使用暴力。
但除此之外，我就沒有太在意了。
當然，這種狀況就要改變了。
他一邊向我介紹這裡的情況，一邊遞給我一根煙。
我接過來點着，盡量不讓自己咳嗽。
“這樣吧，你是外國人，”他接着說道，“也許你可以跟他們談談，打聽打聽。
我們想知道壓酷砸勒索一次能得到多少錢，是怎麼成交的。
怎麼樣？” 我說，我很樂意去打聽，不過不會用希伯來語。
金子把一個名叫初甲斐的記者叫了過來，指派他當我的編輯。
我拿到了一支筆、一個采訪本和一台錄音機，進新聞組不到30分鐘就被送出門外了。
街頭攤販到處都是，尤其是在車站附近。
他們大多看上去像在做泛亞旅行的以色列人，在那兒賣他們從尼泊爾或西藏帶過來的小物件。
其中一些人還賣他們在泰國買來的冒牌名表和冒牌名包。
我在一個攤販對面的美仕唐納滋店裡坐下，開始觀察起來。
我等了兩天，消滅了不少甜甜圈，終于看到兩個身穿白色寬松長褲和花裡胡哨的印花襯衫、頭發燙得很卷的日本人朝一個以色列攤販走去。
他們顯然是惡棍，其中一個個頭高高的，額頭寬寬的，卻讓另一個身材矮小的家夥帶路。
我走出甜甜圈店，若無其事地在附近溜達着。
他們堵在攤販桌的兩側，我聽見那矮個惡棍對以色列人說了四五個詞，其中一個詞聽起來像“地場費”，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
那攤販用希伯來語嘟囔着，從攤販桌的抽屜裡掏出一疊現金遞了過去。
矮個兒壓酷砸把錢交給高個兒壓酷砸，高個兒明目張膽地在大庭廣衆之下數起錢來，然後裝進口袋走了，那攤販又繼續做他的生意。
我走到那個以色列人跟前，把他的珠寶打量了一遍，同情地搖着頭說：“沒聽說過街頭攤位還得交租金啊。
” 那個以色列人把他的馬尾辮甩到背後，疑心重重地看了我一眼。
過了一會兒，看我像是個外國人，才放松了警惕：“要是不想讓警察或者那些家夥跟在你屁股後頭轉，你就得交。
他們拿走我賺的30%到35%。
” “咦，他們怎麼知道你賺了多少？” “他們知道，”他說，“他們會先查看攤上擺出來多少，等他們轉回來時再過目少了多少。
你瞞不過他們。
”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警察？” “你一定是剛來這兒的，兄弟。
我拿的是旅遊簽證，要是我去找警察，那還不得坐牢啊。
壓酷砸知道這種情況，我也知道。
這就是在這兒做生意的代價啦，沒辦法。
” “真倒黴，”我說，“我自己也正打算幹這買賣呢。
教英語太沒勁。
” “這有賺頭，”他說，“周末賣得好可以賺到10萬日元（約合1000美元）。
這兒的生意還不錯，但聽說沒有橫濱好。
” 我給了他幾個甜甜圈，泡在那兒聽他講他的泰國曆險記。
大約過了30分鐘，另一個以色列人開着一輛廂式貨車過來了，還帶着他的日本女友，他們便開始卸貨。
原先的那個以色列人把我介紹給他們，後來的那個以色列人名叫伊基，他不失時機地帶着濃重的以色列口音發起牢騷來：“這幫胡（混）蛋！我恨他們。
我們賺得越多，他們拿得越多。
我什麼也不想給他們。
可惠子說……”他說着，指了指他的女友，“那樣會壞事的。
” 惠子點了點頭。
她先問我會不會說日語，接着就聊了起來：“你知不知道住吉會？” 我還是聽說過住吉會的。
他們是在東京圈内活動的規模最大的壓酷砸派系之一，一般不會動粗。
顯然，隻有這樣做才能維持住生意。
我們談着談着，伊基開始顯得煩躁起來，我不說日語了，改用英語跟這兩個攤販談論了一下天氣，然後便返回了新聞組。
我把了解到的情況告訴金子，他喜形于色，這讓我也感到很滿足。
“‘地場費’是什麼意思？”我問。
“這是‘場地費’的行話。
壓酷砸不說‘場地費’，而說‘地場費’。
他們喜歡把一個詞颠過來倒過去地念，這樣，老實巴交的市民就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這是一般的行話，是用來勒索街頭商販的。
” 金子接着對我說：“寫篇文章吧。
” 我就這樣被趕鴨子上架了。
文章的觀點就是，壓酷砸在向那些不敢向警察求助的外國攤販敲竹杠，這是有組織犯罪的一個新财路。
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力，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不太像樣。
我對這個國家新制定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還不是十分了解，也沒有任何警方的人脈關系來加大報道的力度，結果看起來很像是Journalism102網站[Journalism102是提供新聞工作者在線進修課程的教育網站。
——譯注]上的文章。
初甲斐把文章大緻看了一遍，委婉地說道：“不錯，這個出發點很好。
我這就去和千葉警方談談，看看他們是怎麼想的。
然後再綜合一下，争取刊登在地方版上。
” 等我星
千葉新聞組組長名叫金子，是國内新聞組的前任記者，也是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采訪組的前任組長。
這個新聞組既整潔又新潮，裡面擺着兩個島狀的辦公桌，好幾台傳真機裝在擱架上，所有文件都按年代順序整齊地排放在書架裡。
和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别。
金子熱情地接待了我。
他對我的猶太背景特别感興趣。
我們在新聞組一角的沙發上坐下來以後，他就不停地問這問那，最終還是轉到了他十分想問的問題上：“你會不會說希伯來語？” 我不會。
他顯得很失望，我便問他為什麼對此有興趣。
“是這樣，我注意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在販賣手表、珠寶和名牌貨——當然是冒牌貨——在車站附近的大街上，”他說，“我認為他們都要向壓酷砸支付保護費。
” 當時，我真的對壓酷砸幾乎一無所知。
我知道他們是惡棍，會使用暴力。
但除此之外，我就沒有太在意了。
當然，這種狀況就要改變了。
他一邊向我介紹這裡的情況，一邊遞給我一根煙。
我接過來點着，盡量不讓自己咳嗽。
“這樣吧，你是外國人，”他接着說道，“也許你可以跟他們談談，打聽打聽。
我們想知道壓酷砸勒索一次能得到多少錢，是怎麼成交的。
怎麼樣？” 我說，我很樂意去打聽，不過不會用希伯來語。
金子把一個名叫初甲斐的記者叫了過來，指派他當我的編輯。
我拿到了一支筆、一個采訪本和一台錄音機，進新聞組不到30分鐘就被送出門外了。
街頭攤販到處都是，尤其是在車站附近。
他們大多看上去像在做泛亞旅行的以色列人，在那兒賣他們從尼泊爾或西藏帶過來的小物件。
其中一些人還賣他們在泰國買來的冒牌名表和冒牌名包。
我在一個攤販對面的美仕唐納滋店裡坐下，開始觀察起來。
我等了兩天，消滅了不少甜甜圈，終于看到兩個身穿白色寬松長褲和花裡胡哨的印花襯衫、頭發燙得很卷的日本人朝一個以色列攤販走去。
他們顯然是惡棍，其中一個個頭高高的，額頭寬寬的，卻讓另一個身材矮小的家夥帶路。
我走出甜甜圈店，若無其事地在附近溜達着。
他們堵在攤販桌的兩側，我聽見那矮個惡棍對以色列人說了四五個詞，其中一個詞聽起來像“地場費”，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
那攤販用希伯來語嘟囔着，從攤販桌的抽屜裡掏出一疊現金遞了過去。
矮個兒壓酷砸把錢交給高個兒壓酷砸，高個兒明目張膽地在大庭廣衆之下數起錢來，然後裝進口袋走了，那攤販又繼續做他的生意。
我走到那個以色列人跟前，把他的珠寶打量了一遍，同情地搖着頭說：“沒聽說過街頭攤位還得交租金啊。
” 那個以色列人把他的馬尾辮甩到背後，疑心重重地看了我一眼。
過了一會兒，看我像是個外國人，才放松了警惕：“要是不想讓警察或者那些家夥跟在你屁股後頭轉，你就得交。
他們拿走我賺的30%到35%。
” “咦，他們怎麼知道你賺了多少？” “他們知道，”他說，“他們會先查看攤上擺出來多少，等他們轉回來時再過目少了多少。
你瞞不過他們。
”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警察？” “你一定是剛來這兒的，兄弟。
我拿的是旅遊簽證，要是我去找警察，那還不得坐牢啊。
壓酷砸知道這種情況，我也知道。
這就是在這兒做生意的代價啦，沒辦法。
” “真倒黴，”我說，“我自己也正打算幹這買賣呢。
教英語太沒勁。
” “這有賺頭，”他說，“周末賣得好可以賺到10萬日元（約合1000美元）。
這兒的生意還不錯，但聽說沒有橫濱好。
” 我給了他幾個甜甜圈，泡在那兒聽他講他的泰國曆險記。
大約過了30分鐘，另一個以色列人開着一輛廂式貨車過來了，還帶着他的日本女友，他們便開始卸貨。
原先的那個以色列人把我介紹給他們，後來的那個以色列人名叫伊基，他不失時機地帶着濃重的以色列口音發起牢騷來：“這幫胡（混）蛋！我恨他們。
我們賺得越多，他們拿得越多。
我什麼也不想給他們。
可惠子說……”他說着，指了指他的女友，“那樣會壞事的。
” 惠子點了點頭。
她先問我會不會說日語，接着就聊了起來：“你知不知道住吉會？” 我還是聽說過住吉會的。
他們是在東京圈内活動的規模最大的壓酷砸派系之一，一般不會動粗。
顯然，隻有這樣做才能維持住生意。
我們談着談着，伊基開始顯得煩躁起來，我不說日語了，改用英語跟這兩個攤販談論了一下天氣，然後便返回了新聞組。
我把了解到的情況告訴金子，他喜形于色，這讓我也感到很滿足。
“‘地場費’是什麼意思？”我問。
“這是‘場地費’的行話。
壓酷砸不說‘場地費’，而說‘地場費’。
他們喜歡把一個詞颠過來倒過去地念，這樣，老實巴交的市民就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這是一般的行話，是用來勒索街頭商販的。
” 金子接着對我說：“寫篇文章吧。
” 我就這樣被趕鴨子上架了。
文章的觀點就是，壓酷砸在向那些不敢向警察求助的外國攤販敲竹杠，這是有組織犯罪的一個新财路。
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力，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不太像樣。
我對這個國家新制定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還不是十分了解，也沒有任何警方的人脈關系來加大報道的力度，結果看起來很像是Journalism102網站[Journalism102是提供新聞工作者在線進修課程的教育網站。
——譯注]上的文章。
初甲斐把文章大緻看了一遍，委婉地說道：“不錯，這個出發點很好。
我這就去和千葉警方談談，看看他們是怎麼想的。
然後再綜合一下，争取刊登在地方版上。
” 等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