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壓力
關燈
小
中
大
心不夠強大、無法親自面對這種場面的老闆出面。
我和護士們一起在小病床邊坐下，望着太陽西沉，直到深夜。
我身邊的這些人，沒有一個今晚“當值”。
我們隻是在為這一家人盡最大的努力，順便聽聽常有的廢話。
曾經有人問我：“給一個嬰兒用這台泵真的合适嗎？”我是這麼回答的：“你是更希望這孩子躺去太平間嗎？如果是，那你入錯行了。
”心裡還加了一句：“吃屎去吧你。
”但這句話我不會說出來。
現在卡拉正睡在隔壁病房的小床上，她焦急的父母一人一邊握着她的兩隻小手。
她還沒有從麻醉劑營造的樂園中醒來，但恢複得很好。
在使用萊維創尼斯系統輔助循環三天後，男孩的那顆小心髒才恢複了過來。
确認了它已經變得足夠強壯之後，我們立即把他帶回手術室，取出了那些吓人的機械裝置。
又過了兩周，他就跟着快樂的父母出院了。
要是沒有美國公司最後那件贈品，結果就不會是快樂地回家，而是一場葬禮。
我們的醫療竟要靠慈善來維系。
*** 我之所以記得卡拉出院的那天，是出于一個奇怪的原因：那一天，我給同一家的三個兄弟姐妹都修補了房間隔缺損。
為什麼記得這個？因為他們的母親一想到孩子們要動手術就抓狂，怎麼也決定不了誰先誰後。
為減輕她的痛苦，小兒重症監護團隊決定在同一天收治這三個孩子，并增派護士人手來幫忙。
再次見到卡拉，是四年之後了。
在這四年裡，威爾遜大夫始終在密切觀察她，每半年就給她做一次超聲心動圖。
起初她恢複得很好。
心衰消失了，進食也得到了極大改善。
她長成了一個活潑的幼兒，她的左心室也在不斷成長。
可是漸漸地，進步開始變得緩慢。
胸骨正後方的雜音複又響起，聲音還更大了，超聲圖像也顯示她的心肌進一步增厚，主動脈瓣變得僵硬狹窄。
診所裡人人都拉長了臉，看來是時候再做一次手術了。
威爾遜認定低創的球囊擴張術效果不大，于是我把她又帶回了手術室，想在她上學前盡我所能給她最好的治療。
待我暴露了她的主動脈瓣，我發現它确實長大了一些，但中間的口子再次變緊了。
和上次一樣，我操着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從中間的窄口向外切，解放了兩個變厚的瓣尖。
在這片瓣膜後面，她的心肌變得很厚，阻礙了血流，于是我在心肌上挖出一條通道，以此提升心室的流出血量。
樣子是好看些了，但這并沒有給我多少樂觀的理由，我記得自己當時想：這樣也隻能再多撐兩年而已。
卡拉很快從手術中恢複，開開心心、蹦蹦跳跳地出了院，但是她的父母知道她還會回來的。
她天生就帶了一套自毀裝置，下一次就别無他法了，隻能置換瓣膜。
目前還沒有一款人工瓣膜小到可以用在幼童身上。
但還有一種瓣膜置換術我們可以一試，但這種手術的過程複雜得令人生畏，少有外科醫生敢于嘗試。
我是從它的首創者，我在國家心髒病醫院的前老闆唐納德·羅斯（DonaldRoss）那裡學到這門技術的。
羅斯提出了一個巧妙的想法：切下病人的肺動脈瓣，将它移植到主動脈位置上，再用從死亡捐獻者身上取下的肺動脈瓣，替換掉位于病人的心髒血壓較低那一側的肺動脈瓣。
這種術式在成人身上效果很好，但即使羅斯本人，也從未在一個幼兒身上嘗試過它。
在從羅斯那裡了解完手術的步驟和陷阱後，我于1995年首次在一名嬰兒身上開展了這項手術。
病人是個男孩，經緊急剖宮産手術出生，随即就被發現有心髒雜音。
出生才幾個小時，他那間掙紮的左心室就發生了衰竭，身體也因血流過低而變成藍色。
所以我趕忙把他又帶回手術室，對他做了我對卡拉所做的事：連上心肺機，切開主動脈瓣疏解梗阻。
和當時的卡拉一樣，他也才一天大。
第二天，超聲圖像顯示他的血流有所改善。
在ICU待了幾天後，他和父母被放回了家。
然而六周之後，他的主動脈瓣卻變得前所未有的緊繃，左心室的收縮也變得很差。
我們要是什麼都做不了，這男孩一定會死。
形勢如此緊迫，我決定迎難而上，放手一試羅斯先生的術式，雖然他本人多半會覺得我瘋了，居然敢在這麼小的一顆心髒上嘗試。
決心已定，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去搞備用零件——我在解剖室找到了一片嬰兒的肺動脈瓣。
我們不知道他自己的肺動脈瓣能否在新位置上繼續生長，但我們知道那個死嬰供體的肺動脈瓣肯定長不起來。
我需要一片大點的，但不可能有一排死嬰任我們挑選。
我們很走運，最終從一名3歲的車禍遇難者那裡得到了一片瓣膜——那對可憐的父母非常痛苦，但得知死去的孩子挽救了另一個嬰兒的生命，他們又感到了些許安慰。
這片瓣膜總有一天也會用壞的，但它至少可以幫男孩撐到青春期。
這個病例從一開始就令人膽戰心驚。
男孩的左心室糟透了，他那僵硬的小小肺部全都泡在稻草色的液體裡。
心包裡的心衰液更多，我剛在上面開出一個口子，液體就噴射了出來。
他的主動脈特别狹窄，連最細的灌注插管都差點把它堵死。
我第一次嘗試插管時完全沒對準那細小的切口，搞得我們幾個都濺到了血。
第二次插進去了，我于是給孩子連上心肺機，并用冰冷的心髒停搏液止住了他的心跳。
接下來就是本書中最令人緊張的心髒手術了！它的施展空間極小，而且史無前例。
不過這畢竟仍是羅斯術式，而非我的發明。
我在灌注插管下方切斷主動脈，開始移動幾個關鍵的冠狀動脈紐扣——一個個比大頭針帽還小。
它們待會兒必須被重新植入嬰兒自己那塊疲軟的肺動脈瓣自體移植物裡，不能扭結，也不能拉緊。
生死就取決于此。
手術室裡沒放音樂，也沒人開不必要的口。
我的麻醉醫師搭檔邁克·辛克萊不時從手術巾上方探過頭來，問我進展如何。
我總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慢，真他媽難。
”難歸難，我們還是在拼命與時間賽跑。
因為體外循環的時間越長，心肌缺血的階段越久，病人死亡的風險就越大。
令我腎上
我和護士們一起在小病床邊坐下，望着太陽西沉，直到深夜。
我身邊的這些人，沒有一個今晚“當值”。
我們隻是在為這一家人盡最大的努力，順便聽聽常有的廢話。
曾經有人問我：“給一個嬰兒用這台泵真的合适嗎？”我是這麼回答的：“你是更希望這孩子躺去太平間嗎？如果是，那你入錯行了。
”心裡還加了一句：“吃屎去吧你。
”但這句話我不會說出來。
現在卡拉正睡在隔壁病房的小床上，她焦急的父母一人一邊握着她的兩隻小手。
她還沒有從麻醉劑營造的樂園中醒來，但恢複得很好。
在使用萊維創尼斯系統輔助循環三天後，男孩的那顆小心髒才恢複了過來。
确認了它已經變得足夠強壯之後，我們立即把他帶回手術室，取出了那些吓人的機械裝置。
又過了兩周，他就跟着快樂的父母出院了。
要是沒有美國公司最後那件贈品，結果就不會是快樂地回家，而是一場葬禮。
我們的醫療竟要靠慈善來維系。
*** 我之所以記得卡拉出院的那天，是出于一個奇怪的原因：那一天，我給同一家的三個兄弟姐妹都修補了房間隔缺損。
為什麼記得這個？因為他們的母親一想到孩子們要動手術就抓狂，怎麼也決定不了誰先誰後。
為減輕她的痛苦，小兒重症監護團隊決定在同一天收治這三個孩子，并增派護士人手來幫忙。
再次見到卡拉，是四年之後了。
在這四年裡，威爾遜大夫始終在密切觀察她，每半年就給她做一次超聲心動圖。
起初她恢複得很好。
心衰消失了，進食也得到了極大改善。
她長成了一個活潑的幼兒，她的左心室也在不斷成長。
可是漸漸地，進步開始變得緩慢。
胸骨正後方的雜音複又響起，聲音還更大了，超聲圖像也顯示她的心肌進一步增厚，主動脈瓣變得僵硬狹窄。
診所裡人人都拉長了臉，看來是時候再做一次手術了。
威爾遜認定低創的球囊擴張術效果不大，于是我把她又帶回了手術室，想在她上學前盡我所能給她最好的治療。
待我暴露了她的主動脈瓣，我發現它确實長大了一些，但中間的口子再次變緊了。
和上次一樣，我操着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從中間的窄口向外切，解放了兩個變厚的瓣尖。
在這片瓣膜後面，她的心肌變得很厚，阻礙了血流，于是我在心肌上挖出一條通道，以此提升心室的流出血量。
樣子是好看些了，但這并沒有給我多少樂觀的理由，我記得自己當時想：這樣也隻能再多撐兩年而已。
卡拉很快從手術中恢複，開開心心、蹦蹦跳跳地出了院，但是她的父母知道她還會回來的。
她天生就帶了一套自毀裝置，下一次就别無他法了，隻能置換瓣膜。
目前還沒有一款人工瓣膜小到可以用在幼童身上。
但還有一種瓣膜置換術我們可以一試，但這種手術的過程複雜得令人生畏，少有外科醫生敢于嘗試。
我是從它的首創者，我在國家心髒病醫院的前老闆唐納德·羅斯（DonaldRoss）那裡學到這門技術的。
羅斯提出了一個巧妙的想法：切下病人的肺動脈瓣，将它移植到主動脈位置上，再用從死亡捐獻者身上取下的肺動脈瓣，替換掉位于病人的心髒血壓較低那一側的肺動脈瓣。
這種術式在成人身上效果很好，但即使羅斯本人，也從未在一個幼兒身上嘗試過它。
在從羅斯那裡了解完手術的步驟和陷阱後，我于1995年首次在一名嬰兒身上開展了這項手術。
病人是個男孩，經緊急剖宮産手術出生，随即就被發現有心髒雜音。
出生才幾個小時，他那間掙紮的左心室就發生了衰竭，身體也因血流過低而變成藍色。
所以我趕忙把他又帶回手術室，對他做了我對卡拉所做的事：連上心肺機，切開主動脈瓣疏解梗阻。
和當時的卡拉一樣，他也才一天大。
第二天，超聲圖像顯示他的血流有所改善。
在ICU待了幾天後，他和父母被放回了家。
然而六周之後，他的主動脈瓣卻變得前所未有的緊繃，左心室的收縮也變得很差。
我們要是什麼都做不了，這男孩一定會死。
形勢如此緊迫，我決定迎難而上，放手一試羅斯先生的術式，雖然他本人多半會覺得我瘋了，居然敢在這麼小的一顆心髒上嘗試。
決心已定，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去搞備用零件——我在解剖室找到了一片嬰兒的肺動脈瓣。
我們不知道他自己的肺動脈瓣能否在新位置上繼續生長，但我們知道那個死嬰供體的肺動脈瓣肯定長不起來。
我需要一片大點的，但不可能有一排死嬰任我們挑選。
我們很走運，最終從一名3歲的車禍遇難者那裡得到了一片瓣膜——那對可憐的父母非常痛苦，但得知死去的孩子挽救了另一個嬰兒的生命，他們又感到了些許安慰。
這片瓣膜總有一天也會用壞的，但它至少可以幫男孩撐到青春期。
這個病例從一開始就令人膽戰心驚。
男孩的左心室糟透了，他那僵硬的小小肺部全都泡在稻草色的液體裡。
心包裡的心衰液更多，我剛在上面開出一個口子，液體就噴射了出來。
他的主動脈特别狹窄，連最細的灌注插管都差點把它堵死。
我第一次嘗試插管時完全沒對準那細小的切口，搞得我們幾個都濺到了血。
第二次插進去了，我于是給孩子連上心肺機，并用冰冷的心髒停搏液止住了他的心跳。
接下來就是本書中最令人緊張的心髒手術了！它的施展空間極小，而且史無前例。
不過這畢竟仍是羅斯術式，而非我的發明。
我在灌注插管下方切斷主動脈，開始移動幾個關鍵的冠狀動脈紐扣——一個個比大頭針帽還小。
它們待會兒必須被重新植入嬰兒自己那塊疲軟的肺動脈瓣自體移植物裡，不能扭結，也不能拉緊。
生死就取決于此。
手術室裡沒放音樂，也沒人開不必要的口。
我的麻醉醫師搭檔邁克·辛克萊不時從手術巾上方探過頭來，問我進展如何。
我總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慢，真他媽難。
”難歸難，我們還是在拼命與時間賽跑。
因為體外循環的時間越長，心肌缺血的階段越久，病人死亡的風險就越大。
令我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