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風險
關燈
小
中
大
作态度預示了即将發生的變化。
我變得煩躁不安，咄咄逼人，不再是去康沃爾時的那個溫和敏感的小夥子了。
1967年還沒有CT掃描，沒法直接看到我受創的大腦皮層，但裡面肯定發生了一些變化。
大家都以為我會在消腫後會恢複原樣，但我沒有——我很走運。
特魯羅醫院把我送回查令十字醫院，我住進一間安靜的單人外科病房，窗外就能望見河岸街。
當晚，我試着勾引一名美女護士，她的回應是抓住我的導尿管用力一扯。
防止滑脫的氣囊從膀胱被一下扯到了前列腺，足以使我的情欲平息一夜了。
可我并沒有長記性，很快又再次出手。
第二天，我就被一群學生護士包圍了，她們都是從周五夜舞會上認識我的。
接着我的隊友們帶來了《花花公子》雜志和幾瓶啤酒，都是他們藏在衣櫃裡的。
我感覺自己正享受着皇室待遇。
一位來自哈雷街[倫敦的醫院診所一條街。
——譯注]的神經科醫生戴着眼鏡，穿着定制的晨禮服，前來查看我這名受傷的醫學生。
我還記得自己覺得他像隻企鵝。
他問我對事發時的情況還記得多少，我無禮地答道：“怕是屁都不記得了！”我平常絕不會用這種粗陋語言跟高級主任醫師講話的。
他顯然被我逗樂了，也由此确認了他對傷勢嚴重程度的看法。
他測試了我所有的反射和動作，宣布我的運動能力完好無損，同時注意到了我的雙半球互連情況。
他叫來了一位心理學家。
她給我做了進一步的測試，而後決定就前腦受傷的後果給我上一課。
她解釋說，右腦半球是批判性推理和避免冒險的思維過程的大本營。
我顱骨的裂縫正好位于右側額葉皮層上方。
這個部位的腦腫脹大概可以解釋照料我的醫護人員反映的問題：缺乏自控，易怒，偶有攻擊性。
我自認為對查令十字醫院的護士禮貌友善，但或許并非如此。
根據她的幾項測試，我在一個名為“精神病态人格量表”的東西上得分很高。
“但也不用擔心，”她說，“大部分成功人士都是精神病态，尤其是外科醫生。
”然後，她用給心理系學生上課時的經典案例解釋了我眼下的個性變化。
1848年，一隊建築工人在美國中西部挖掘岩石，為一條鐵軌騰地方，他們的工頭名叫菲尼亞斯·蓋奇（PhineasGage）。
工人們在巨大的岩石上深深地鑽孔，而後在孔内填入炸藥，再塞進引線，放進沙子，并用鐵制填塞棒把沙子壓緊。
就在這個過程中，鐵棒和岩石之間擦出火花，引爆了炸藥，那根一米多長的鐵棒被炸飛，高速穿透了蓋奇的顱骨。
它從蓋奇的左側顴骨刺入，從後面的頭皮穿出，落在了距事發現場近30米遠的地方。
雖然受了如此重傷，蓋奇卻始終神志清醒，爬上一輛牛車找醫生去了。
當地的醫生哈洛大夫（DrHarlow）為他清理了大大小小的顱骨碎片，然後用膠布蓋住了傷口。
不幸的是，蓋奇的腦部受到真菌感染，随後陷入昏迷。
他的家人連棺材都準備好了，但哈洛給他做了手術，從頭皮的傷口下面排出了8液量盎司的膿汁。
蓋奇奇迹般地康複了，不出幾周就“完全恢複了理智”。
但他的妻子和身邊的人卻發現他的性情發生了邪惡的變化，這一點哈洛也在《麻省醫學會公報》（BulletinoftheMassachusettsMedicalSociety）上做了描述： 現在他變得喜怒無常，粗野無禮，時而還會說出最下流的髒話（他本來沒這個習慣），對工友也沒了什麼尊重，一旦别人的約束或規勸違逆了他的欲望，他就會很不耐煩。
他有時一意孤行，有時又反複多變…… 就這一點來看，他的心智已經發生了決定性變化，以至于熟人們都說他“不是蓋奇了”。
這個故事顯然引起了我的共鳴。
我的前額葉皮層也受了傷，可能會改變我的個性，卻不影響其他高級神經功能。
但我不接受自己和從前有任何不同。
可憐的蓋奇丢了工作，最後隻能在紐約的巴納姆（Barnum's）馬戲團和那根鐵棒一起展出。
他在35歲那年發癫痫而死，葬在了舊金山。
但是沒過多久，無恥的小舅子就把遺體掘了出來。
時至今日，蓋奇的顱骨和那根鐵棒仍陳列在哈佛醫學院。
聽到這裡，我總覺得這位和藹的心理學家是在溫柔地向我傳達：“回老家斯肯索普參加馬戲團去吧。
”大腦消腫後，我确實回了趟老家去過複活節假。
我可憐的父母感到迷惑不解：醫學院的教育竟對兒子造成了如此意想不到的影響。
然後，我帶着空前的決心回了倫敦，繼續醫學研究。
我不推薦用腦殼受傷的策略來助推職業生涯，但是從中期看，這次頭部創傷确實帶給了我非同一般的好處。
我本來是朵打蔫的紫羅蘭，現在卻變得無拘無束、膽大自負
我變得煩躁不安，咄咄逼人，不再是去康沃爾時的那個溫和敏感的小夥子了。
1967年還沒有CT掃描，沒法直接看到我受創的大腦皮層，但裡面肯定發生了一些變化。
大家都以為我會在消腫後會恢複原樣，但我沒有——我很走運。
特魯羅醫院把我送回查令十字醫院，我住進一間安靜的單人外科病房，窗外就能望見河岸街。
當晚，我試着勾引一名美女護士，她的回應是抓住我的導尿管用力一扯。
防止滑脫的氣囊從膀胱被一下扯到了前列腺，足以使我的情欲平息一夜了。
可我并沒有長記性，很快又再次出手。
第二天，我就被一群學生護士包圍了，她們都是從周五夜舞會上認識我的。
接着我的隊友們帶來了《花花公子》雜志和幾瓶啤酒，都是他們藏在衣櫃裡的。
我感覺自己正享受着皇室待遇。
一位來自哈雷街[倫敦的醫院診所一條街。
——譯注]的神經科醫生戴着眼鏡，穿着定制的晨禮服，前來查看我這名受傷的醫學生。
我還記得自己覺得他像隻企鵝。
他問我對事發時的情況還記得多少，我無禮地答道：“怕是屁都不記得了！”我平常絕不會用這種粗陋語言跟高級主任醫師講話的。
他顯然被我逗樂了，也由此确認了他對傷勢嚴重程度的看法。
他測試了我所有的反射和動作，宣布我的運動能力完好無損，同時注意到了我的雙半球互連情況。
他叫來了一位心理學家。
她給我做了進一步的測試，而後決定就前腦受傷的後果給我上一課。
她解釋說，右腦半球是批判性推理和避免冒險的思維過程的大本營。
我顱骨的裂縫正好位于右側額葉皮層上方。
這個部位的腦腫脹大概可以解釋照料我的醫護人員反映的問題：缺乏自控，易怒，偶有攻擊性。
我自認為對查令十字醫院的護士禮貌友善，但或許并非如此。
根據她的幾項測試，我在一個名為“精神病态人格量表”的東西上得分很高。
“但也不用擔心，”她說，“大部分成功人士都是精神病态，尤其是外科醫生。
”然後，她用給心理系學生上課時的經典案例解釋了我眼下的個性變化。
1848年，一隊建築工人在美國中西部挖掘岩石，為一條鐵軌騰地方，他們的工頭名叫菲尼亞斯·蓋奇（PhineasGage）。
工人們在巨大的岩石上深深地鑽孔，而後在孔内填入炸藥，再塞進引線，放進沙子，并用鐵制填塞棒把沙子壓緊。
就在這個過程中，鐵棒和岩石之間擦出火花，引爆了炸藥，那根一米多長的鐵棒被炸飛，高速穿透了蓋奇的顱骨。
它從蓋奇的左側顴骨刺入，從後面的頭皮穿出，落在了距事發現場近30米遠的地方。
雖然受了如此重傷，蓋奇卻始終神志清醒，爬上一輛牛車找醫生去了。
當地的醫生哈洛大夫（DrHarlow）為他清理了大大小小的顱骨碎片，然後用膠布蓋住了傷口。
不幸的是，蓋奇的腦部受到真菌感染，随後陷入昏迷。
他的家人連棺材都準備好了，但哈洛給他做了手術，從頭皮的傷口下面排出了8液量盎司的膿汁。
蓋奇奇迹般地康複了，不出幾周就“完全恢複了理智”。
但他的妻子和身邊的人卻發現他的性情發生了邪惡的變化，這一點哈洛也在《麻省醫學會公報》（BulletinoftheMassachusettsMedicalSociety）上做了描述： 現在他變得喜怒無常，粗野無禮，時而還會說出最下流的髒話（他本來沒這個習慣），對工友也沒了什麼尊重，一旦别人的約束或規勸違逆了他的欲望，他就會很不耐煩。
他有時一意孤行，有時又反複多變…… 就這一點來看，他的心智已經發生了決定性變化，以至于熟人們都說他“不是蓋奇了”。
這個故事顯然引起了我的共鳴。
我的前額葉皮層也受了傷，可能會改變我的個性，卻不影響其他高級神經功能。
但我不接受自己和從前有任何不同。
可憐的蓋奇丢了工作，最後隻能在紐約的巴納姆（Barnum's）馬戲團和那根鐵棒一起展出。
他在35歲那年發癫痫而死，葬在了舊金山。
但是沒過多久，無恥的小舅子就把遺體掘了出來。
時至今日，蓋奇的顱骨和那根鐵棒仍陳列在哈佛醫學院。
聽到這裡，我總覺得這位和藹的心理學家是在溫柔地向我傳達：“回老家斯肯索普參加馬戲團去吧。
”大腦消腫後，我确實回了趟老家去過複活節假。
我可憐的父母感到迷惑不解：醫學院的教育竟對兒子造成了如此意想不到的影響。
然後，我帶着空前的決心回了倫敦，繼續醫學研究。
我不推薦用腦殼受傷的策略來助推職業生涯，但是從中期看，這次頭部創傷确實帶給了我非同一般的好處。
我本來是朵打蔫的紫羅蘭，現在卻變得無拘無束、膽大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