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6（星期六）

，就會喪失自己身上的美德，而這美德是唯一支撐自己活下去的心力來源。

     就像小說中斯通納教授的朋友所說：“即便像我們這樣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強，滿身污穢，比外面那些世界的渾蛋強。

    我們不做壞事，我們心口一緻，我們為此得到報償，這是一種天然美德的勝利，或者快他媽的接近了吧。

    ” 可同樣的題材，我卻更喜歡納博科夫寫的《普甯》，小說内容相似，講一個在美國教書的俄羅斯教授普甯的一生，他和斯通納一樣學術平庸，婚姻失敗。

     《普甯》讓我的共鳴更甚，因為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像。

    中國“知識分子”借用日文的“知識（chishiki）”，和西方的“intellectual”并不一樣。

    自古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是為了讀聖賢書，讀聖賢書是為了考學，考學是為了做官，做官才可以改變自己的家族以及改變社會。

    不同于西方滿足于專業知識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像是“契诃夫式的俄羅斯知識分子”。

     納博科夫筆下契诃夫式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一類人：他集高貴情操和軟弱無能于一身，這種情操到達人類所能及的最深層次，而同時他又無力将其理想與原則付諸行動，簡直無能到了近乎荒謬的地步。

    他投身于道德的美善、人民的幸福、宇宙的安甯，但個人生活上卻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事情。

    他在模糊的烏托邦夢想中耗費着自己鄉村的生命。

    他明知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值得追求的，但同時又越來越陷入平凡的泥淖。

     我們不是威廉·斯通納，“斯通納們”生活在潔白的象牙塔中，把世界拒之門外，并且企圖阻止一切屬于這個世界的灰塵、細菌進來；相反地，我們一直生活在鴿灰色的天空下、凄黯的風景裡、泥濘的道路旁，我們并不排斥這個世界，而是日複一日地籌劃建造一個我們不能建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