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記錄:史書的“官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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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或早或晚而已。

     由于唐太宗與貞觀史臣的合謀,要完全複原“玄武門之變”的真相已無可能。

    但我們完全可以推測,這是唐太宗蓄謀已久的一場政變,而皇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卻毫無戒備,以緻在獲得準确情報後也沒有采取相應對策,遭到伏擊後才奪路而逃,自然必死無疑。

    被武力脅迫的唐高祖隻能就範,在宣布兒子建成、元吉的罪狀,殺死了十個年幼的孫子後,改立太子,拱手交權,老老實實做了太上皇。

     同樣,二十二年前的隋朝仁壽四年(公元604年),太子楊廣因為有被廢的危險,就發動宮廷政變,殺死父親隋文帝楊堅和他的哥哥廢太子楊勇自立。

    所不同的是,發動政變的人,一個是“法定繼承人”的位置受到威脅,另一個卻根本不是“繼承人”;一個是殺了父親,一個是讓父親做了太上皇。

    不過要是唐高祖不願就範,不主動配合的話,讓已經六十歲的皇上“駕崩”,誰知道是不是尉遲敬德執行的方案之一? 留在史書中的隋炀帝楊廣是一個荒淫無恥、滅絕人性的暴君,而導演了一場同樣宮廷政變的李世民,卻是大唐帝國的締造者,是曆史上少有的明君。

    之所以會有天壤之别,當然與兩人的所作所為有關,但更是隋炀帝亡國的結果。

    要是隋朝不亡,隋炀帝也像唐太宗那樣在《實錄》上下些功夫,今天我們了解的楊廣就不會是那樣,也絕不會獲得“炀帝”這樣的惡谥,遺惡萬年了。

     評判一個曆史人物,不能隻用道德标準,而要根據他的全部功過。

    尤其是對帝王和政治領袖,應主要看他對當時的社會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而不必過分注重他的個人品質或私生活。

     盡管李世民是以殘酷、卑劣的手段當上皇帝的,但唐太宗的曆史貢獻還是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這并不等于我們應該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來的史書,讓“玄武門之變”的真相永遠湮沒在曆史的迷霧之中。

     就是對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唐太宗的“天可汗”的尊号,也不要太當真。

    在隻有漢文史料的情況下,誰知道這是不是哪位唐朝詞臣的傑作或蓄意誤譯呢? 在蒙古高原上發現的“阙特勤碑”,正面是唐玄宗親自寫的碑文,贊揚了唐朝跟突厥首領之間情同父子的友好關系;但是在碑的兩側和背後卻是用突厥文寫的一篇突厥人自己撰寫的曆史,這些話恰恰跟唐玄宗寫的碑文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我們有機會看到當初那些突厥和所謂的“四夷”留下的記錄,我們也許就不會天真地相信李世民真的是各族人民衷心擁戴的“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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