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劉邦與百姓“約法三章”可信嗎？

《史記》，将“約法三章”載入史冊的漢武帝時代，漢朝的法律和司法早已難見“三章”的蹤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極其嚴酷煩瑣的法律條文，遠遠超過秦朝的“苛法”。

    《漢書·刑法志》記載： “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其後奸滑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于是召集張湯、趙禹等人，編定法令，制訂明知有人犯法不加舉報故意放縱、主管官員必須連坐的法律，對刻意從重從嚴執法造成的後果寬大處理，而對寬大放縱罪犯的罪行從嚴懲罰。

    此後那些不法狡猾的官吏就利用法律的缺陷，通過案例比較擴大其适用範圍，可以羅織的罪狀越來越多，界限越來越密。

    法律條文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可以判死刑砍頭的罪有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項罪名，死刑可參照類比的判例有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件。

    相關文書堆滿了檔案庫，管理人員也看不過來。

    ） “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不法官吏通過對法律條文的引用解釋牟利，想要解脫免罪就找輕判的案例，想要構陷重判就找死刑的案例。

    ） 劉邦當年“約法三章”中的第一章“殺人者死”已經可以列出一千八百多項罪名，需要由一萬三千多件判例作為參照類比，當年怎麼可能靠一個“死”字解決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讀曆史不能僅僅看某件事本身的記載，還要看它的前因後果，區别隻是主觀意願，還是已成客觀事實；是出于宣傳，還是準備實行；是特殊個案，還是有普遍性。

     特别是對未來的勝利者在競争過程中或上台前做出的承諾，發布的政令，采取的臨時性措施，千萬不要都當真，至少要看看他們在獲勝後、上台後做什麼，效果如何，再肯定、再贊揚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