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strong>第三編 古代中國的精神中樞</strong></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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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了。

    ” 當時另一位大臣陸賈,他認為要使新建立的漢朝能夠長治久安,必須使劉邦了解治國安邦的道理,所以經常在劉邦面前引用《詩經》《書經》中的話。

    劉邦非常讨厭,有一天竟破口大罵:“你老子是在馬上奪取的天下,要靠《詩經》《書經》幹嗎?”陸賈反問他:“在馬上得的天下,難道可以在馬上治理嗎?”又說了一番大道理,把劉邦說得啞口無言,劉邦心裡雖然不樂意,卻也感到内疚,就對陸賈說:“試着為我寫一點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國成敗的教訓經驗。

    ” 于是陸賈就概括論述了興衰的規律,寫成了十二篇文章。

    每奏上一篇,劉邦沒有不說好的,左右見皇帝高興,一齊高呼萬歲。

    陸賈奏上的書就被稱為《新語》。

     劉邦之所以從善如流,接受陸賈的意見,承認在馬上得天下,不能在馬上治天下,大概已經嘗到了治天下的不易。

    而叔孫通為他制定隆重的禮儀,也使他享受到了皇帝的尊嚴,體會到治天下的妙處。

     但治天下不易到什麼程度呢?史書上沒有明說,讀史者往往缺乏具體的了解,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國曆代都是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

    在這種條件下,要得天下,推翻一個現存的政權,取而代之,自然隻能夠依靠武力和陰謀。

    因為堂堂正正地進行政治鬥争,無異與虎謀皮,不僅成不了氣候,反而是自取滅亡,連試試這種可能性都不現實。

    但這些卻成為企圖得天下者的優勢,因為隻要能達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論。

    無所不用其極,反正不必承擔什麼政治、道義責任。

    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難找到各種借口或者替罪羊。

     治天下者做事就不能太過分,至少不能越過社會公認的底線。

    比如清朝初年,在關外反明,袁崇煥守住了邊關,清朝軍隊屢次被袁崇煥打敗。

    于是就使用反間計:派人到北京散布流言,故意洩露所謂袁崇煥與清朝勾結的密信。

    崇祯皇帝居然信以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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