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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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有些興猶未盡，很想讨論一番。
我在混亂中聽見他說他哥去改稿一年發了三篇新聞，心裡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鄉就被公社的宣傳幹事（人稱陳記者）召去開了一次會，宣布為公社的通訊員，有任務向縣廣播站、省報、省廣播電台乃至《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報導本地的農業學大寨、以糧為綱、多種經營、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産、狠抓階級鬥争這根弦、大割資本主義尾巴、計劃生育、踴躍參軍等等新聞。
陳記者對自己的行當十分盡責，在這次招兵買馬的會上推心置腹地對我們說：我了解過了，你們，在學校裡都是好筆杆，我相信，你們都很關心自己的前途，你們寫報導吧，有好處，把成績報導出去，領導高興，就會重視你們，他們會記住你們的。
你們想不想上大學？ 大家在心裡用力地說：想。
陳記者說：想就努力吧，不會埋沒你們的。
陳記者的話像一個真正的招生人員親口所說，對我們起到了強烈的煽動作用，我們全都信以為真，我們在心裡暗暗慶幸一下來就碰到了陳記者，他在我們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裡打開了一扇窗戶，使我們看到，要做出成績并不難，隻需做些我們本來就熟悉的，自以為得心應手的事情，這真是太好了。
我們一下子心情輕松了。
我們眼前出現了親切的筆、可愛的紙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們曆次作文的優秀成績，牆報上的漂亮文章和大會上的出色發言，它們像寵愛我們的老師、我們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們的身後，在我們身後圍成一溜涼爽的屏障，使我們又安全又輕松又自信，臉上懸挂着才華。
這是多麼的好。
我從小體質差，最怕體力勞動，太陽一曬就頭暈，體力的事總是令我恐懼，下鄉之前學校統一量了一次體重，我隻有七十二斤，聽說在農村隻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氣的表現，隻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現突出。
這使我心生沮喪。
臨行前向語文老師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囑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隻能挑跟自己體重相當的東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應着。
從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鎮農村，公社的小會議室熱氣蒸騰，涼爽的前景從陳記者的身上發出，一陣陣地擴散到我們身上。
我們開始專攻縣廣播站，我們寫稿，一式兩份，另一份寄給省報，因為各地的投稿數字省報要統計。
一時間，有線廣播網回蕩起我們新鮮的名字。
我們新鮮的名字像剛從河裡撈上來的活魚，在有線廣播網裡拼命跳躍，一個比一個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躍起的小小的空間裡（這空間就是小小的B鎮城鄉）閃耀着白色閃亮肥美的魚肚子。
這真是一幅好看的魚躍圖。
有線廣播事業在B鎮十分發達，在縣城，像月餅盒子大小的廣播喇叭安放在每一個機關和家庭，在農村，每個生産隊也都有好幾個。
我家門口騎樓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個，每天早上六點鐘，縣廣播站一放《東方紅》樂曲，所有上學的孩子知道該起床了。
有線廣播網深入人心，是我們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我們的報紙、電視、收音機、戲台和電影院。
十七歲的孩子們下到農村，在夜晚，點着煤油燈寫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訊稿，其中有的被廣播裡那個親切熟悉說着本地方言的女聲讀出，我們的名字也被随之讀出，我們緊張地從廣播裡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們興奮得徹夜難眠，緊接着我們的親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訴我們，我們裝做臉無表情地聽着他們的贊歎，我們是多麼愛聽贊揚聲，我們在心裡一再重複着那一片不同的聲音組成的好聽的贊揚。
每個人都得了一個縣廣播站“優秀通訊員”的稱号，以及獎品：一本塑料皮筆記本，蓋着大印。
是誰在一九七六年在B鎮縣的廣播站任職，使我們得到了獲獎的喜悅？我很想搞清楚這個問題。
那個人是誰？我有時認為這是一個圓臉大眼臉上有酒窩的年輕男人。
這個印象從何而來呢？ 有一次我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題為《農業學大寨》的社論，我按照在學校寫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報》的有關句子，興緻勃勃地編寫成一篇社論，我激動地認為這是我寫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學校，梁振中老師一定會給我打一個“優”，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興沖沖地連夜趕回B鎮，到縣廣播站送稿。
一個二三十歲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費盡了口舌才使我勉強明白社論不應該由我來寫。
我反複問道：為什麼我不能寫社論呢？為什麼？ 我灰頭灰腦地從縣廣播站出來，腦子裡卻奇怪地想到這個男人的臉，他的眼睛又大又黑，雙眼皮，他的臉上還有一個圓圓的酒窩，十分迷人。
迷人這個詞是我上高一的時候聽高二的女生說的，這本來是一個不好說出口的詞，我從來沒聽人說過也從未使用過這個詞。
有些詞中學生是不好意思說出口的，比如愛情、戀愛，甚至結婚這個詞也不大敢說，幸好有人發明了個人問題這個詞，于是有個同學在請假條上就寫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決個人問題，特請假一天望批準。
班主任在班上念了這張請假條，大家會心一笑。
有許多秘密的詞、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學生的心裡，這些詞堆積得太多，其中的某個詞總要伺機溜出來，比如迷人這個詞，在某個下午，在會堂門口，被一群吃吃竊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鮮亮的顔色充滿了魅力，從此成為了那段時間裡我的常用詞。
我回憶起廣播站那個人是因為廣告。
晚上七點半到九點之間，電視上會出現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臉上有一酒窩，他邊走邊說：不要讓你的妻子為瑣事煩惱。
然後他的妻子在鏡頭前看書，美麗地歪着頭，然後妻子又穿着天藍色的制服微笑，等等。
這是一個洗衣機的廣告。
我堅決抵制這個廣告，這是一個男權主義的廣告，為什麼沒有洗衣機妻子就會為瑣事煩惱呢，難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機嗎？簡直豈有此理！ 該廣告對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窩，它使我回憶往事。
往事飄忽如煙，摸不着抓不到，它被歲月層層掩埋，我們找不到它，我們把它全都遺忘了。
但是某一天，就是這一天，我們發現它懸挂在電視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窩裡。
這酒窩裡有我的一個獎狀，一九七六年的縣廣播站的優秀通訊員。
這個光榮稱号是我的通訊生涯的終結，是我文學生涯的開端。
我在知青會上被帶隊幹部批評，說我寫了點報導就驕傲自滿，緊接着就是評選一年一度的先進知青，本以為憑我的突出表現不光大隊能評上，公社也該評上的。
結果就是不評我。
這對我打擊極大。
一九七六年，一個知青要想有出頭之日，帶隊幹部是個關鍵，他的印象不好，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想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時十分灰心。
我們大隊的知青帶隊幹部姓李，知青及農民均稱他李同志，本來是水泥廠的一般幹部，不知怎麼被派來當帶隊幹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為一個叫李慶霖的人給毛主席寫了信，知青的狀況有了改進，下鄉的時候國家配發了被子和蚊帳，給所在生産隊發了安家費和農具費，第一年每人每月發十塊錢，糧油仍由國家供應，等等。
大家都感謝李慶霖。
但從此我們就都戴上了帶隊幹部的緊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頭，永遠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工作服，我們常常看到他推着單車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農民們大聲問：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
他家在鄰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農村。
再有就是竹筒水煙，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時每刻都在抽着竹煙筒，每次開會都看見他捧着長長的竹筒子，腳下一圈濕漉漉的水煙屎。
我天生不會讨好人，李同志到我們生産隊來過幾次，我都沒有跟他彙報思想，他第一次态度還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後來基本不到我們隊來。
我最感震驚的是，我到N城改稿回來，聽說李同志在知青和農民中散布說我被人拐賣了，後來電影廠人事科的幹部通過組織來要我，他一邊跟我說這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一邊跑到公社找文書，不讓文書在公函上蓋章。
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個人，手裡抓着幾十個年輕人的命運前程，弄得像幾十朵向日葵環繞着日頭旋轉，正如歡慶九大召開的歌中唱的：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
但我沒有做成向日葵。
這使我悲觀絕望。
有什麼比文學更适合一個沒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隻需要紙和筆，弱小的人就能變成孫悟空，翻出如來佛的手心，僅憑一筋鬥，文學就永遠成了我心目中最為壯麗的事業。
許多年後我由省城回B鎮，在地區火車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當年那樣穿着一件發白的工作服，頭發完全白了，他伛着腰從火車上下來，人很擠，但我還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鎮的歲月從身邊呼呼掠過，不遠處的田野在陽光下十分耀眼，鐵軌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兩半，除了這金屬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鎮農村的田野，這個情景一再湧來，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覺，鐵軌的金屬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車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見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該打打招呼，這真是一個尴尬的場面。
他最後沒有看見我，也許是看見了裝沒看見，總之他很快就脫離了我的視線。
B鎮歲月在火車啟動中無聲地飄逝。
N城的旖旎風光在我十九歲半的天空上永遠盤旋，亞熱帶的陽光在兩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筆直地流淌，隻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城是多麼的妩媚。
有什麼城市有這樣的兩條街道呢？ 哪怕廣州，哪怕海口。
海口滿城椰樹，永遠不能跟我的N城相比。
誰是自由而快樂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鎮，誰最自由而快樂？ 正是多米。
有誰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間當衆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
所有年輕和不年輕的考學者都在苦讀，隻有一個人，這個人天天去看電影，看粵劇。
這個自由而快樂的人是誰？ 這個自由而快樂的人就是多米。
多米長年生活在B鎮，十九歲了還從未去過任何一個城市，多米在放了學的漫長時間裡，走遍了全B鎮的大小果園，縣委會後園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楊梅林是多米心馳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樹幹，茂密、彎曲、婀娜的枝條，楊梅由青變紅，閃爍在樹葉中間，多米吃遍了B鎮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楊桃、番石榴、金夾子、夾李子、牛甘子、黃皮，大園的荔枝、人面果，醫院的芒果，民警隊的葡萄，B鎮河流裡的魚蝦被我們撈了又撈，沙灘上的沙子被我們玩了又玩，我們一口氣就走完B鎮的主要街道，至于B鎮周圍的田野和山坡，我們在積肥的時候、農忙假的時候、學軍拉練的時候，統統都去過了。
我們有時走過橋，沿着對岸的河邊一直走，我們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蘿蔔地，蘿蔔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時高時低，我們已經走出很遠了，但我們仍然在B鎮。
B鎮的孩子們從小就想到遠處去，誰走得最遠，誰就最有出息，誰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們這個省份最輝煌的地方），那是全班連班主任在内都要羨慕的。
誰走得最遠， 誰就最有出息。
誰要有出息， 誰就要到遠處去。
這是我們牢不可破的觀念。
遠處是哪裡？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國（這是一個遠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還有一個最終極的遠處，那就是： 北京 上大學之後我才知道，在城市裡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場面十分悲壯，汪說她去送她姐姐，火車開動，站台上一片哭聲。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誇張的成分。
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聽吧戰鬥的号角……萬衆一心保衛國土，讓我們再見吧，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别你的兒子吧，再見吧媽媽，别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她們在大學裡有時會滿懷深情地唱起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鎮，我既沒有聽到過這首歌，也沒有看到過火車開動時分生離死别的壯麗場面。
B鎮沒有火車。
現在還是沒有。
因此我是一個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處是想跳出此井，到遠處去。
雷紅在我從青苔滿地的天井向上一躍的過程中擔負了一個怎樣的角色，我無法準确地說出來，她從N城帶回來的歌、故事、筆記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現了一個生動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裡去。
雷紅是我中學時代的鄰居，她的舅父、姨媽、姑母、叔父均勻地分布在我們這個省份的四個城市，就像一個神仙撒下的四顆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贊歎。
雷紅的父親是個教育家，曾經在教育局工作過，在報紙上發表過關于教育的文章，後來被弄到供銷社當采購員。
但他衣着整潔，既在意雷紅們的功課，出差時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給幾個女兒做新衣服。
有這樣的父親真是福氣。
有這樣的父親，雷紅姐妹總是高高興興地獨自玩耍，她們不需要别人，她們穿着同樣的衣服在門前的空地上跳躍，她們跳躍的繩子發出呼呼的響聲，令我羨慕。
所以雷紅永遠對家庭負有責任，時至今日，她還常常在信中說她要為父母盡孝道。
雷紅現在是一個家庭婦女，雷紅至今一事無成，雷紅常常說，等她到了四十歲，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寫出來。
我希望看到這本書。
現在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句子：幸福就是枷鎖。
雷紅是一個幸福的女孩，無所作為不能怪她，但什麼才是有所作為呢？寫一本書就是有所作為嗎？有所作為好呢還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為是不是就會有幸福感了呢？等等，我不知道。
我還是甯願要一個父親。
誰不願意要一個父親呢？ 我中學時代的日記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筆記本組成，它們被我編成了号碼，到現在，已經有幾十本了，它們越來越厚，跨越的時間越來越多，記述的句子越來越短。
我早年的日記本一本都不在身邊，它們本來在B鎮，幾經反複，還是回了B鎮。
B鎮離北京十分遙遠，我隻能依稀地看着它們。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難看的紅色的玫瑰，這就是雷紅從N城回來送給我的。
在中學的某個時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對我的同學說，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顔色要麼是黑底白花，要麼是白底黑花，再也沒有别的顔色比這好看的了。
現在想來，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種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麼的怪異，多麼的觸目驚心。
我自己一直沒有找到這樣一種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鄰班有一個女生，托人從外地買到了這樣一塊布料，濃黑的底，慘白的大花緊貼在上面，那是一種變形的細細長長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猙獰地纏繞在那個女生的身上。
從她的身上，我發現自己的眼光已經變得多麼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對美好顔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記本從雷紅的手上送給了我，如同N城的一個象征，一個暗示，是我與N城的一個預約。
于是這個黑色的日記本便記着從雷紅那裡聽來的基督山的故事，這個故事隻有一個開頭，據說這是一本内部的書，需師級以上的幹部方可閱讀，雷紅的表哥從他的同學那裡偷來看的，雷紅隻來得及看一個開頭。
雷紅對她在N城的親戚不大以為然，說她的表姐連《紅樓夢》都沒看過。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正大興閱讀《紅樓夢》，我和雷紅這些B鎮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讀此書，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著名論斷爛熟于心，我們背誦了所有的詩詞，閱讀了有關解釋，成了年紀小小的紅迷。
我想，我沒有去過N城不算什麼，我通讀了《紅樓夢》，又自學高等數學，我還買了一本厚厚的《宇宙之謎》，并逐期借閱月刊《科學實驗》，我的各科成績聞名于校。
你知道光消失後光子到哪裡去了嗎？ 這就是我當時的問題。
多年以後我回想這一階段，我看到這一切既沒有老師的指點，也沒有家長的引導，一切都是自發的。
遙望B鎮的那個少女，她穿着藍色衣褲，在B鎮鋼藍色的天空下縱身一躍，她堅定地從高處往低處跳，訓練自己的膽量和意志。
這是多麼奇異的少女，她柔軟的身軀和藍色的弧線珍貴地閃耀在B鎮的天邊。
我常常對人說起這個姿勢，這個姿勢永遠停留在我的少女時代。
東風吹 戰鼓擂 現在世界上 究竟誰怕誰 沒有去過N城實在算不了什麼，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個早就預定了的目的地，我們将長上翅膀，乘風破浪，藍色的風在我們的耳邊呼呼鳴響，我們就是海鷗，就是船，就是閃電。
将乘風遠去的少女就是多米。
這是一個輕飄飄的、狂妄自大的時代，如同天上的白雲，輕盈、柔軟、潔白。
此刻，我緊盯着的地方就是N城。
N城伴随着一陣亮麗的綠色進入我的體内，在我的心髒中嘤嘤作響。
我在B鎮農村的田野中間站立着，太陽在流瀉，一個聲音越過太陽對我說： 你要到N城去了。
N城N城，水晶般的N城長期以來囚禁在我的夢境中，現在它轟隆隆地響起來了。
它的音響久埋于我的内心，它的旋律就是雷紅那年從N城回來唱的那支歌子，是朝鮮片《摘蘋果的時候》裡的一個插曲，我一遍遍地把它唱走了樣，這走了樣的曲子就是我對N城的印象。
這段樂曲在那個綠色流淌的下午從天上流瀉下來，N城的樓房和棕榈樹魚貫來到我的眼前。
我來不及跟任何人請假，當天晚上我們大隊的文藝宣傳隊要到鄰隊去演出一台節目，我既是編導又是主演，有一個鐵姑娘開山造田的舞蹈由我領舞，我的缺席将會産生什麼後果，在那一刻我連想都沒有想。
我匆匆回到隊裡，匆匆在印着“為人民服務”的黃綠色帆布挎包裡塞進毛巾牙刷，以及一本藍色封面的《現代詩韻》，在偷偷摸摸練習寫詩的最初生涯中，這本詩韻和《新華字典》被我翻得像陳年的舊書。
我拉出單車，沿着門口窄而斜的下坡飛奔到路上，鍊蓋被路面的泥坑震得砰砰響。
我在山道上呼呼地騎着車，下坡的時候也不抓閘，車體飛快地下墜，很是驚險過瘾。
我身輕如燕心如閃電。
噢，N城，你是如此愛我！ 走上柏油馬路的時候，我看到公路兩旁的薔薇在怒放。
正是在怒放，怒放這個詞發明得多麼好！充滿激情和活力，既像氣體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熱烈，我從未見到過如此茁壯、繁茂、層層疊疊争相開放的薔薇花，在B鎮，哪裡有這如雲堆積的花朵呢？我第一次發現，粉紅和粉白的顔色也是可以鮮豔的，它們白裡透紅，紅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太陽正在落山，濃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蕩在嬌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風從大路的盡頭一路吹來，仿佛來自一個不可名狀的夢幻之所。
這薔薇花多像夢中所賜啊！在我十九歲的時光中，遍布着它們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後，再也沒有看到過如此燦爛的花叢了。
我回到家，母親和繼父都知道了此事，連母親的同事也都知道了。
當下決定，第二天一早就上路，由我母親帶我坐客車到地區，在地區教書的姐夫送我到火車站。
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耳朵裡灌滿了各種叮咛，在排隊等待進站的時候姐夫鄭重地告訴我，在火車上有位子就坐着，沒位子就站着。
他又說：隻要有位子，不管那頭坐的是男是女，是香是臭，都要趕快坐下去，不然就搶不到位子了。
在黑暗中N城越來越近，一個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變化着各種色彩和亮光，轟隆隆地走近我。
我興奮極了，無形的亮光與色彩，無聲的喧響在我身邊湧動，哦，N城，你使我相信，敢于幻想的，就能夠得到！ 火車快到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片燈海，真是輝煌之極，我睜大眼睛仰望每一處高樓和燈光，我一次次地想：我到一個大城市來了，這是一個省會。
後來我在N城居住了八年，無數次到達過N城火車站，從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觀地感到這些街道十分平淡，隻不過是N城這樣一個中等城市的普通的街景。
但我十九歲的時候，以後的日子尚未到來，一切的驚喜都未曾被剝奪，它們如同一個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們隻在一個時刻綻開
我在混亂中聽見他說他哥去改稿一年發了三篇新聞，心裡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鄉就被公社的宣傳幹事（人稱陳記者）召去開了一次會，宣布為公社的通訊員，有任務向縣廣播站、省報、省廣播電台乃至《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報導本地的農業學大寨、以糧為綱、多種經營、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産、狠抓階級鬥争這根弦、大割資本主義尾巴、計劃生育、踴躍參軍等等新聞。
陳記者對自己的行當十分盡責，在這次招兵買馬的會上推心置腹地對我們說：我了解過了，你們，在學校裡都是好筆杆，我相信，你們都很關心自己的前途，你們寫報導吧，有好處，把成績報導出去，領導高興，就會重視你們，他們會記住你們的。
你們想不想上大學？ 大家在心裡用力地說：想。
陳記者說：想就努力吧，不會埋沒你們的。
陳記者的話像一個真正的招生人員親口所說，對我們起到了強烈的煽動作用，我們全都信以為真，我們在心裡暗暗慶幸一下來就碰到了陳記者，他在我們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裡打開了一扇窗戶，使我們看到，要做出成績并不難，隻需做些我們本來就熟悉的，自以為得心應手的事情，這真是太好了。
我們一下子心情輕松了。
我們眼前出現了親切的筆、可愛的紙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們曆次作文的優秀成績，牆報上的漂亮文章和大會上的出色發言，它們像寵愛我們的老師、我們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們的身後，在我們身後圍成一溜涼爽的屏障，使我們又安全又輕松又自信，臉上懸挂着才華。
這是多麼的好。
我從小體質差，最怕體力勞動，太陽一曬就頭暈，體力的事總是令我恐懼，下鄉之前學校統一量了一次體重，我隻有七十二斤，聽說在農村隻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氣的表現，隻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現突出。
這使我心生沮喪。
臨行前向語文老師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囑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隻能挑跟自己體重相當的東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應着。
從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鎮農村，公社的小會議室熱氣蒸騰，涼爽的前景從陳記者的身上發出，一陣陣地擴散到我們身上。
我們開始專攻縣廣播站，我們寫稿，一式兩份，另一份寄給省報，因為各地的投稿數字省報要統計。
一時間，有線廣播網回蕩起我們新鮮的名字。
我們新鮮的名字像剛從河裡撈上來的活魚，在有線廣播網裡拼命跳躍，一個比一個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躍起的小小的空間裡（這空間就是小小的B鎮城鄉）閃耀着白色閃亮肥美的魚肚子。
這真是一幅好看的魚躍圖。
有線廣播事業在B鎮十分發達，在縣城，像月餅盒子大小的廣播喇叭安放在每一個機關和家庭，在農村，每個生産隊也都有好幾個。
我家門口騎樓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個，每天早上六點鐘，縣廣播站一放《東方紅》樂曲，所有上學的孩子知道該起床了。
有線廣播網深入人心，是我們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我們的報紙、電視、收音機、戲台和電影院。
十七歲的孩子們下到農村，在夜晚，點着煤油燈寫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訊稿，其中有的被廣播裡那個親切熟悉說着本地方言的女聲讀出，我們的名字也被随之讀出，我們緊張地從廣播裡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們興奮得徹夜難眠，緊接着我們的親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訴我們，我們裝做臉無表情地聽着他們的贊歎，我們是多麼愛聽贊揚聲，我們在心裡一再重複着那一片不同的聲音組成的好聽的贊揚。
每個人都得了一個縣廣播站“優秀通訊員”的稱号，以及獎品：一本塑料皮筆記本，蓋着大印。
是誰在一九七六年在B鎮縣的廣播站任職，使我們得到了獲獎的喜悅？我很想搞清楚這個問題。
那個人是誰？我有時認為這是一個圓臉大眼臉上有酒窩的年輕男人。
這個印象從何而來呢？ 有一次我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題為《農業學大寨》的社論，我按照在學校寫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報》的有關句子，興緻勃勃地編寫成一篇社論，我激動地認為這是我寫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學校，梁振中老師一定會給我打一個“優”，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興沖沖地連夜趕回B鎮，到縣廣播站送稿。
一個二三十歲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費盡了口舌才使我勉強明白社論不應該由我來寫。
我反複問道：為什麼我不能寫社論呢？為什麼？ 我灰頭灰腦地從縣廣播站出來，腦子裡卻奇怪地想到這個男人的臉，他的眼睛又大又黑，雙眼皮，他的臉上還有一個圓圓的酒窩，十分迷人。
迷人這個詞是我上高一的時候聽高二的女生說的，這本來是一個不好說出口的詞，我從來沒聽人說過也從未使用過這個詞。
有些詞中學生是不好意思說出口的，比如愛情、戀愛，甚至結婚這個詞也不大敢說，幸好有人發明了個人問題這個詞，于是有個同學在請假條上就寫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決個人問題，特請假一天望批準。
班主任在班上念了這張請假條，大家會心一笑。
有許多秘密的詞、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學生的心裡，這些詞堆積得太多，其中的某個詞總要伺機溜出來，比如迷人這個詞，在某個下午，在會堂門口，被一群吃吃竊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鮮亮的顔色充滿了魅力，從此成為了那段時間裡我的常用詞。
我回憶起廣播站那個人是因為廣告。
晚上七點半到九點之間，電視上會出現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臉上有一酒窩，他邊走邊說：不要讓你的妻子為瑣事煩惱。
然後他的妻子在鏡頭前看書，美麗地歪着頭，然後妻子又穿着天藍色的制服微笑，等等。
這是一個洗衣機的廣告。
我堅決抵制這個廣告，這是一個男權主義的廣告，為什麼沒有洗衣機妻子就會為瑣事煩惱呢，難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機嗎？簡直豈有此理！ 該廣告對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窩，它使我回憶往事。
往事飄忽如煙，摸不着抓不到，它被歲月層層掩埋，我們找不到它，我們把它全都遺忘了。
但是某一天，就是這一天，我們發現它懸挂在電視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窩裡。
這酒窩裡有我的一個獎狀，一九七六年的縣廣播站的優秀通訊員。
這個光榮稱号是我的通訊生涯的終結，是我文學生涯的開端。
我在知青會上被帶隊幹部批評，說我寫了點報導就驕傲自滿，緊接着就是評選一年一度的先進知青，本以為憑我的突出表現不光大隊能評上，公社也該評上的。
結果就是不評我。
這對我打擊極大。
一九七六年，一個知青要想有出頭之日，帶隊幹部是個關鍵，他的印象不好，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想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時十分灰心。
我們大隊的知青帶隊幹部姓李，知青及農民均稱他李同志，本來是水泥廠的一般幹部，不知怎麼被派來當帶隊幹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為一個叫李慶霖的人給毛主席寫了信，知青的狀況有了改進，下鄉的時候國家配發了被子和蚊帳，給所在生産隊發了安家費和農具費，第一年每人每月發十塊錢，糧油仍由國家供應，等等。
大家都感謝李慶霖。
但從此我們就都戴上了帶隊幹部的緊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頭，永遠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工作服，我們常常看到他推着單車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農民們大聲問：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
他家在鄰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農村。
再有就是竹筒水煙，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時每刻都在抽着竹煙筒，每次開會都看見他捧着長長的竹筒子，腳下一圈濕漉漉的水煙屎。
我天生不會讨好人，李同志到我們生産隊來過幾次，我都沒有跟他彙報思想，他第一次态度還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後來基本不到我們隊來。
我最感震驚的是，我到N城改稿回來，聽說李同志在知青和農民中散布說我被人拐賣了，後來電影廠人事科的幹部通過組織來要我，他一邊跟我說這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一邊跑到公社找文書，不讓文書在公函上蓋章。
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個人，手裡抓着幾十個年輕人的命運前程，弄得像幾十朵向日葵環繞着日頭旋轉，正如歡慶九大召開的歌中唱的：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
但我沒有做成向日葵。
這使我悲觀絕望。
有什麼比文學更适合一個沒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隻需要紙和筆，弱小的人就能變成孫悟空，翻出如來佛的手心，僅憑一筋鬥，文學就永遠成了我心目中最為壯麗的事業。
許多年後我由省城回B鎮，在地區火車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當年那樣穿着一件發白的工作服，頭發完全白了，他伛着腰從火車上下來，人很擠，但我還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鎮的歲月從身邊呼呼掠過，不遠處的田野在陽光下十分耀眼，鐵軌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兩半，除了這金屬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鎮農村的田野，這個情景一再湧來，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覺，鐵軌的金屬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車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見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該打打招呼，這真是一個尴尬的場面。
他最後沒有看見我，也許是看見了裝沒看見，總之他很快就脫離了我的視線。
B鎮歲月在火車啟動中無聲地飄逝。
N城的旖旎風光在我十九歲半的天空上永遠盤旋，亞熱帶的陽光在兩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筆直地流淌，隻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城是多麼的妩媚。
有什麼城市有這樣的兩條街道呢？ 哪怕廣州，哪怕海口。
海口滿城椰樹，永遠不能跟我的N城相比。
誰是自由而快樂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鎮，誰最自由而快樂？ 正是多米。
有誰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間當衆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
所有年輕和不年輕的考學者都在苦讀，隻有一個人，這個人天天去看電影，看粵劇。
這個自由而快樂的人是誰？ 這個自由而快樂的人就是多米。
多米長年生活在B鎮，十九歲了還從未去過任何一個城市，多米在放了學的漫長時間裡，走遍了全B鎮的大小果園，縣委會後園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楊梅林是多米心馳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樹幹，茂密、彎曲、婀娜的枝條，楊梅由青變紅，閃爍在樹葉中間，多米吃遍了B鎮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楊桃、番石榴、金夾子、夾李子、牛甘子、黃皮，大園的荔枝、人面果，醫院的芒果，民警隊的葡萄，B鎮河流裡的魚蝦被我們撈了又撈，沙灘上的沙子被我們玩了又玩，我們一口氣就走完B鎮的主要街道，至于B鎮周圍的田野和山坡，我們在積肥的時候、農忙假的時候、學軍拉練的時候，統統都去過了。
我們有時走過橋，沿着對岸的河邊一直走，我們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蘿蔔地，蘿蔔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時高時低，我們已經走出很遠了，但我們仍然在B鎮。
B鎮的孩子們從小就想到遠處去，誰走得最遠，誰就最有出息，誰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們這個省份最輝煌的地方），那是全班連班主任在内都要羨慕的。
誰走得最遠， 誰就最有出息。
誰要有出息， 誰就要到遠處去。
這是我們牢不可破的觀念。
遠處是哪裡？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國（這是一個遠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還有一個最終極的遠處，那就是： 北京 上大學之後我才知道，在城市裡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場面十分悲壯，汪說她去送她姐姐，火車開動，站台上一片哭聲。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誇張的成分。
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聽吧戰鬥的号角……萬衆一心保衛國土，讓我們再見吧，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别你的兒子吧，再見吧媽媽，别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她們在大學裡有時會滿懷深情地唱起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鎮，我既沒有聽到過這首歌，也沒有看到過火車開動時分生離死别的壯麗場面。
B鎮沒有火車。
現在還是沒有。
因此我是一個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處是想跳出此井，到遠處去。
雷紅在我從青苔滿地的天井向上一躍的過程中擔負了一個怎樣的角色，我無法準确地說出來，她從N城帶回來的歌、故事、筆記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現了一個生動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裡去。
雷紅是我中學時代的鄰居，她的舅父、姨媽、姑母、叔父均勻地分布在我們這個省份的四個城市，就像一個神仙撒下的四顆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贊歎。
雷紅的父親是個教育家，曾經在教育局工作過，在報紙上發表過關于教育的文章，後來被弄到供銷社當采購員。
但他衣着整潔，既在意雷紅們的功課，出差時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給幾個女兒做新衣服。
有這樣的父親真是福氣。
有這樣的父親，雷紅姐妹總是高高興興地獨自玩耍，她們不需要别人，她們穿着同樣的衣服在門前的空地上跳躍，她們跳躍的繩子發出呼呼的響聲，令我羨慕。
所以雷紅永遠對家庭負有責任，時至今日，她還常常在信中說她要為父母盡孝道。
雷紅現在是一個家庭婦女，雷紅至今一事無成，雷紅常常說，等她到了四十歲，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寫出來。
我希望看到這本書。
現在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句子：幸福就是枷鎖。
雷紅是一個幸福的女孩，無所作為不能怪她，但什麼才是有所作為呢？寫一本書就是有所作為嗎？有所作為好呢還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為是不是就會有幸福感了呢？等等，我不知道。
我還是甯願要一個父親。
誰不願意要一個父親呢？ 我中學時代的日記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筆記本組成，它們被我編成了号碼，到現在，已經有幾十本了，它們越來越厚，跨越的時間越來越多，記述的句子越來越短。
我早年的日記本一本都不在身邊，它們本來在B鎮，幾經反複，還是回了B鎮。
B鎮離北京十分遙遠，我隻能依稀地看着它們。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難看的紅色的玫瑰，這就是雷紅從N城回來送給我的。
在中學的某個時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對我的同學說，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顔色要麼是黑底白花，要麼是白底黑花，再也沒有别的顔色比這好看的了。
現在想來，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種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麼的怪異，多麼的觸目驚心。
我自己一直沒有找到這樣一種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鄰班有一個女生，托人從外地買到了這樣一塊布料，濃黑的底，慘白的大花緊貼在上面，那是一種變形的細細長長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猙獰地纏繞在那個女生的身上。
從她的身上，我發現自己的眼光已經變得多麼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對美好顔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記本從雷紅的手上送給了我，如同N城的一個象征，一個暗示，是我與N城的一個預約。
于是這個黑色的日記本便記着從雷紅那裡聽來的基督山的故事，這個故事隻有一個開頭，據說這是一本内部的書，需師級以上的幹部方可閱讀，雷紅的表哥從他的同學那裡偷來看的，雷紅隻來得及看一個開頭。
雷紅對她在N城的親戚不大以為然，說她的表姐連《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正大興閱讀《紅樓夢》，我和雷紅這些B鎮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讀此書，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著名論斷爛熟于心，我們背誦了所有的詩詞，閱讀了有關解釋，成了年紀小小的紅迷。
我想，我沒有去過N城不算什麼，我通讀了《紅樓夢》，又自學高等數學，我還買了一本厚厚的《宇宙之謎》，并逐期借閱月刊《科學實驗》，我的各科成績聞名于校。
你知道光消失後光子到哪裡去了嗎？ 這就是我當時的問題。
多年以後我回想這一階段，我看到這一切既沒有老師的指點，也沒有家長的引導，一切都是自發的。
遙望B鎮的那個少女，她穿着藍色衣褲，在B鎮鋼藍色的天空下縱身一躍，她堅定地從高處往低處跳，訓練自己的膽量和意志。
這是多麼奇異的少女，她柔軟的身軀和藍色的弧線珍貴地閃耀在B鎮的天邊。
我常常對人說起這個姿勢，這個姿勢永遠停留在我的少女時代。
東風吹 戰鼓擂 現在世界上 究竟誰怕誰 沒有去過N城實在算不了什麼，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個早就預定了的目的地，我們将長上翅膀，乘風破浪，藍色的風在我們的耳邊呼呼鳴響，我們就是海鷗，就是船，就是閃電。
将乘風遠去的少女就是多米。
這是一個輕飄飄的、狂妄自大的時代，如同天上的白雲，輕盈、柔軟、潔白。
此刻，我緊盯着的地方就是N城。
N城伴随着一陣亮麗的綠色進入我的體内，在我的心髒中嘤嘤作響。
我在B鎮農村的田野中間站立着，太陽在流瀉，一個聲音越過太陽對我說： 你要到N城去了。
N城N城，水晶般的N城長期以來囚禁在我的夢境中，現在它轟隆隆地響起來了。
它的音響久埋于我的内心，它的旋律就是雷紅那年從N城回來唱的那支歌子，是朝鮮片《摘蘋果的時候》裡的一個插曲，我一遍遍地把它唱走了樣，這走了樣的曲子就是我對N城的印象。
這段樂曲在那個綠色流淌的下午從天上流瀉下來，N城的樓房和棕榈樹魚貫來到我的眼前。
我來不及跟任何人請假，當天晚上我們大隊的文藝宣傳隊要到鄰隊去演出一台節目，我既是編導又是主演，有一個鐵姑娘開山造田的舞蹈由我領舞，我的缺席将會産生什麼後果，在那一刻我連想都沒有想。
我匆匆回到隊裡，匆匆在印着“為人民服務”的黃綠色帆布挎包裡塞進毛巾牙刷，以及一本藍色封面的《現代詩韻》，在偷偷摸摸練習寫詩的最初生涯中，這本詩韻和《新華字典》被我翻得像陳年的舊書。
我拉出單車，沿着門口窄而斜的下坡飛奔到路上，鍊蓋被路面的泥坑震得砰砰響。
我在山道上呼呼地騎着車，下坡的時候也不抓閘，車體飛快地下墜，很是驚險過瘾。
我身輕如燕心如閃電。
噢，N城，你是如此愛我！ 走上柏油馬路的時候，我看到公路兩旁的薔薇在怒放。
正是在怒放，怒放這個詞發明得多麼好！充滿激情和活力，既像氣體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熱烈，我從未見到過如此茁壯、繁茂、層層疊疊争相開放的薔薇花，在B鎮，哪裡有這如雲堆積的花朵呢？我第一次發現，粉紅和粉白的顔色也是可以鮮豔的，它們白裡透紅，紅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太陽正在落山，濃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蕩在嬌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風從大路的盡頭一路吹來，仿佛來自一個不可名狀的夢幻之所。
這薔薇花多像夢中所賜啊！在我十九歲的時光中，遍布着它們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後，再也沒有看到過如此燦爛的花叢了。
我回到家，母親和繼父都知道了此事，連母親的同事也都知道了。
當下決定，第二天一早就上路，由我母親帶我坐客車到地區，在地區教書的姐夫送我到火車站。
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耳朵裡灌滿了各種叮咛，在排隊等待進站的時候姐夫鄭重地告訴我，在火車上有位子就坐着，沒位子就站着。
他又說：隻要有位子，不管那頭坐的是男是女，是香是臭，都要趕快坐下去，不然就搶不到位子了。
在黑暗中N城越來越近，一個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變化着各種色彩和亮光，轟隆隆地走近我。
我興奮極了，無形的亮光與色彩，無聲的喧響在我身邊湧動，哦，N城，你使我相信，敢于幻想的，就能夠得到！ 火車快到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片燈海，真是輝煌之極，我睜大眼睛仰望每一處高樓和燈光，我一次次地想：我到一個大城市來了，這是一個省會。
後來我在N城居住了八年，無數次到達過N城火車站，從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觀地感到這些街道十分平淡，隻不過是N城這樣一個中等城市的普通的街景。
但我十九歲的時候，以後的日子尚未到來，一切的驚喜都未曾被剝奪，它們如同一個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們隻在一個時刻綻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