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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試探說。

     東歐人,但哪個國家,他這口音……他打開後窗。

    車子發動了。

    司機重新搖上車窗。

    他穿了件羊毛坎肩,像是自己家裡織的那種,還有拉鍊。

    自從他扔了他自己那件後,卡米爾至少十年沒見過這種衣服了。

    幾分鐘過去了,卡米爾閉上眼睛,舒了口氣。

     “算了,”他說,“還是載我去奧爾菲伍赫河堤的巴黎警署總部吧。

    ” 司機擡起眼從後視鏡裡看他。

     後視鏡完全反射出:卡米爾·範霍文警官身份卡。

     當卡米爾帶着他的獵物回來時,路易正穿上他的亞曆山大·麥昆大衣,準備離開。

    路易吃了一驚。

     “你不趕時間吧?”卡米爾問,但他不等路易回答,就把司機按在了審訊室裡,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面對着他。

     不會太久的。

    卡米爾是這麼對這家夥解釋的:“好的同伴總是可以互相理解,不是嗎?” “好的同伴”的概念,對于一個五十歲的立陶宛人來說,有點兒複雜。

    所以卡米爾就選擇了更加準确的用詞,更加基礎的解釋,所以也更有效:“我們,我想說,警察,我們可以立刻出動。

    我可以立馬發動人馬封鎖北站、東站、蒙帕納斯站、聖拉紮爾車站,甚至榮軍院,阻攔一切去戴高樂機場的火車。

    我們不出一小時就可以消滅巴黎三分之二的黑車,剩下的三分之一兩個月内也别想接活兒。

    我們抓住那些人,就把他們帶來這裡,專挑那些非法移民,身份造假的、證件過期的,根據他們車子的價格索要罰金,但是車子要扣下。

    是的,我們也沒辦法,這是法律,你懂的。

    然後,我們把你們中的一半送上飛機,飛回南斯拉夫的貝爾格拉德,蘇聯的塔林,立陶宛的維爾紐斯,不用擔心,我們會給你們訂機票的!至于那些留下的,我們會把他們關上兩年牢房的。

    你覺得怎麼樣,我的好兄弟?” 他法語不太好,這個立陶宛來的司機,但他聽到了重點。

    他十分擔心,看着自己的護照被扣在桌上,卡米爾用手的側面磨着它,像是要把它切碎一般。

     “我會保留這個,如果你想的話。

    就算紀念我們的相遇。

    我要給你這個。

    ” 他把手機遞給他。

    範霍文長官的臉突然變了,不再嬉笑。

    他一下把手機重重拍在鐵桌上。

     “現在,你給我在你們組織裡好好搜查。

    我要找一個女孩兒,大概三十歲,長得不錯但狼狽不堪。

    髒。

    你們黑車司機中的一個人載過她,十一日星期二,在教堂和龐坦門之間。

    我想知道他把她載去了哪裡。

    我給你二十四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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