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把誰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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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感覺，一種是恐懼，一種是誘惑。
”“大兵瑞恩”留下來的原因是誘惑，正義的誘惑使他不惜肝腦塗地：“大兵隋波”逃跑的原因是恐懼，“比賽的恐懼”讓他在被洗得清白之後一逃了之——這不僅僅是心理素質。
大兵逃跑之後，我隻想起兩句話： 魯迅說：“街市依舊太平，流言耳不忍聞。
” 瑞恩說：這一切都無法抹去——然後他跑在湯姆·漢克斯們的墓前。
假球與放屁 這是一間大屋子，大屋子裡坐滿人。
一陣怪異的聲響後便充滿了怪異的味道。
“誰放的屁？”如果誰膽敢厲聲發問，那他就太蠢了。
按世俗的邏輯，心虛的人率先發難。
因此，通常放屁的人不吱聲，至多臉紅一紅——屁嘛，來無影，去無蹤，實不可能當衆扒了褲子尋找“證據”的。
一切盡在不言中。
“言”，也是遊戲規則。
但事情倒有例外，要是這屁太響（或太臭），引得衆人都盯了他看，為了“絕處逢生”，也是不妨走一步險棋的——“誰放的屁？！”放屁者率先發難，當年韋小寶便屢試不爽，現今已成為一種時尚——比如說“假球”反擊戰。
把“假球”與放屁相提并論實有一種妙趣—— 兩者都登不得大雅之堂，而且人人捂鼻厭之；但它們不是原子彈，絕不會帶來毀滅性打擊（當然，恐龍放屁之毀滅說另當别論）。
屁不可不放，憋在肚子裡會五髒六腑“積怨”甚多，這是生理需要；假球不可不打，一意孤行曲高和寡則樹敵太多，這是“國情”需要。
一屁放之清氣升濁氣降身體舒泰；一球假之人氣升壓力降大家發财。
最重要的是，兩者都隻聞其臭不查其證，具有“無色、透明”的不可知性——所以，褲子扒不下來“取證”，“錄音帶”更是斷然不會公之于衆。
百利一害，自然就有了“精于屁道”的韋小寶，甚至招呼一幹擁趸：“好臭，太不像話……”大有凜然之色。
既保全了自己又慚愧了對手。
倘若這屋子裡人人都在放屁——場面就蔚壯觀了，人人心裡有鬼又争先恐後，“不言”倒成了把柄。
這時。
“證據”一說完全失靈，因為證據隻是一個“屁”罷了，你不可能冒着惡臭的危險高舉一把濁氣——瞧，這就是“證據”。
一個沒放屁的人從屋外走來，冷笑：賊多了，當然就沒賊了。
滿屋子人勢必怒目相向：“胡說，這屋子根本沒人放屁——你要拿出證據……”衆志成城狀。
“假球”多了，自然不假；屁放多了，自然不臭——這是真理。
幽了一默 中國足球玩不懂“性感”之後，就隻能去玩“幽默”。
據說現在吸引異性的主要還不在長相，在于一種特質魅力，這是一種能把你的心髒弄得怦怦直跳的力量。
“性感”者如裡奧納多，“幽默”者如德賽斯——那個在《虎口脫險》裡又蹦又跳的小老頭。
我們的賽季與别人陰陽颠倒，因此當全世界最“性感”的英超開打時，我們的甲A卻在“幽默”中奔向結尾。
關于“孫繼海上場資格風波”就有一種幽默感，平安本在進行捍衛自身利益的悲壯行動，而足協也按着自己的規矩進行辯釋，但偏偏中途殺出個“8月1日”還是“7月29日”的争論（據報載）。
一方是專門負責轉會事宜的權威機構，另一方正在為生存權利苦苦拼争，按理應對這條“時間生死線”一目了然，偏偏忽略了——直到那紙傳真很幽默地出現（也據報載），平安才陡然發現傳真上有一條“天大的線索”。
就像一個警察路邊招手隻不過想搭個“順風車”，不料卻發現駕車之人居然是個酒鬼；或者就像那個保安不過拎了電筒照常巡夜，卻照出個意外的驚奇的“WaterGate（水門事件）”。
還有比這更幽默的。
龔建平隻顧着“發牌”卻忘記了數數，結果讓孫繼海像“ET”般混入人群繼續亂跑。
我現在終于相信“技術失誤”的說法了——而且是“算術失誤”。
但中國足球是一定要亮出點“特質魅力”吸引市場的，既然我們學不來陽光般燦爛的貝帥哥的“性感”，就不妨像德賽斯那樣來點“噱頭”從虎口中脫險。
比如說很幽默的那一句“3号隋波”，就會有很幽默的那一段結尾——錄音帶裡大多是些淫詞穢語。
又比如說很有些“正本清源”意味的“打假行動”，居然拖上一條擺不脫“記者采訪權利”的硬尾巴，就像會揚起支擊的老虎尾巴一樣。
長達20年來，中國足球都在悲劇中掙紮，可能，下一步我們得生存于“喜劇”之中了。
魯迅說過，不能嘲弄别人，不妨有時嘲弄自己罷，這才是一個真的現狀。
中國足球說，不能幽默對手，隻能幽默自己。
這也是一個真的現狀。
因此，性感不了的我們會漸漸變得幽默起來。
好比那個長得如搬運工的老歌星對天嘶嚎，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幽了自己一默，引無數美女競折腰。
這是中國足球求生之道——幽默，幽幽默，幽幽幽默，幽幽幽幽…… 恐怖手段 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庇爾說：缺乏恐怖手段，任何美德都将是對醜惡的縱容。
拿不出對“假球”的恐怖手段，“證據”一說實質就是滑向對醜惡的縱容。
面對橫行猖獗的老鼠，先請科學家論證老鼠是否有害，要向當局申請“狩獵許可證”，如果這樣，這個世界将被鼠輩統治。
再糾纏于“渝沈假球”個案的推斷，或者對“國安精神”簡單的推崇，可能是對自己智商的一種嘲弄——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失控”，源于沒有一個控制醜惡的制度。
馬克思說：“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甘願冒上絞刑架的危險。
”為了保住甲A，中國球隊當然也會冒天下之大不韪。
問題是，建立這種監控制度本身并不難，為什麼沒有一個羅伯斯庇爾現身呢？ 這個世界上有兩個人打“假球”最著名——一個是塔比，另一個是格羅貝拉。
其實他們僅僅推杆了一次假球，就遭受了訴訟之苦。
事情到了中國就有趣得多，“塔議員”會在當上總理時“證據”還未備齊，格羅貝拉則會在津巴布韋老家一處風景迷人的所在頤養天年。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有沒有假球”，而在“有沒有恐怖手段”制約假球，甚至——有沒有願意實施“恐怖的手段”制約“假球”。
我認為，“假球與證據密不可分”存在着邏輯缺陷。
因為“假球”本身就是“證據”，我們完全不必在聽到人人喊“打”的時還幫着老鼠找“證據”。
這個推理表明，鼠輩肆意猖獗罪不在鼠，而在養鼠為患的人。
’99中國職業聯賽之末暴露出的絕不僅僅是個案，它确實應該引起我們對幾年“假球”背景的挖掘，尋找“恐怖手段”及能實施這個手段的“羅伯斯庇爾”——這才是唯一出路。
“打假”還是“假打”，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法官與匪徒沆瀣一氣，這個世界将要毀滅。
曆史的真相 猴子變成人的時候，達爾文不在現場。
但這并不妨礙他得出“人是猴子變來”的結論。
中國足壇的假球交易，你也根本不用直擊現場。
這不妨礙你得出“中國足球比媒炭還黑”的結論。
人，本來就是猴子變來的。
即使沒有達爾文，“達爾武”某一天也會跳将出來，高擎幾枚化石颚骨——“嗨！我的祖先是猴子。
” 曆史的直相，用不着“打假萬裡行”決定，“猴子”早就變成“人”了，它至多不過額外向你提供些零星牙齒或趾骨碎片。
所以，一定要通過“打假秀”才相信真相的人，就如同一
”“大兵瑞恩”留下來的原因是誘惑，正義的誘惑使他不惜肝腦塗地：“大兵隋波”逃跑的原因是恐懼，“比賽的恐懼”讓他在被洗得清白之後一逃了之——這不僅僅是心理素質。
大兵逃跑之後，我隻想起兩句話： 魯迅說：“街市依舊太平，流言耳不忍聞。
” 瑞恩說：這一切都無法抹去——然後他跑在湯姆·漢克斯們的墓前。
假球與放屁 這是一間大屋子，大屋子裡坐滿人。
一陣怪異的聲響後便充滿了怪異的味道。
“誰放的屁？”如果誰膽敢厲聲發問，那他就太蠢了。
按世俗的邏輯，心虛的人率先發難。
因此，通常放屁的人不吱聲，至多臉紅一紅——屁嘛，來無影，去無蹤，實不可能當衆扒了褲子尋找“證據”的。
一切盡在不言中。
“言”，也是遊戲規則。
但事情倒有例外，要是這屁太響（或太臭），引得衆人都盯了他看，為了“絕處逢生”，也是不妨走一步險棋的——“誰放的屁？！”放屁者率先發難，當年韋小寶便屢試不爽，現今已成為一種時尚——比如說“假球”反擊戰。
把“假球”與放屁相提并論實有一種妙趣—— 兩者都登不得大雅之堂，而且人人捂鼻厭之；但它們不是原子彈，絕不會帶來毀滅性打擊（當然，恐龍放屁之毀滅說另當别論）。
屁不可不放，憋在肚子裡會五髒六腑“積怨”甚多，這是生理需要；假球不可不打，一意孤行曲高和寡則樹敵太多，這是“國情”需要。
一屁放之清氣升濁氣降身體舒泰；一球假之人氣升壓力降大家發财。
最重要的是，兩者都隻聞其臭不查其證，具有“無色、透明”的不可知性——所以，褲子扒不下來“取證”，“錄音帶”更是斷然不會公之于衆。
百利一害，自然就有了“精于屁道”的韋小寶，甚至招呼一幹擁趸：“好臭，太不像話……”大有凜然之色。
既保全了自己又慚愧了對手。
倘若這屋子裡人人都在放屁——場面就蔚壯觀了，人人心裡有鬼又争先恐後，“不言”倒成了把柄。
這時。
“證據”一說完全失靈，因為證據隻是一個“屁”罷了，你不可能冒着惡臭的危險高舉一把濁氣——瞧，這就是“證據”。
一個沒放屁的人從屋外走來，冷笑：賊多了，當然就沒賊了。
滿屋子人勢必怒目相向：“胡說，這屋子根本沒人放屁——你要拿出證據……”衆志成城狀。
“假球”多了，自然不假；屁放多了，自然不臭——這是真理。
幽了一默 中國足球玩不懂“性感”之後，就隻能去玩“幽默”。
據說現在吸引異性的主要還不在長相，在于一種特質魅力，這是一種能把你的心髒弄得怦怦直跳的力量。
“性感”者如裡奧納多，“幽默”者如德賽斯——那個在《虎口脫險》裡又蹦又跳的小老頭。
我們的賽季與别人陰陽颠倒，因此當全世界最“性感”的英超開打時，我們的甲A卻在“幽默”中奔向結尾。
關于“孫繼海上場資格風波”就有一種幽默感，平安本在進行捍衛自身利益的悲壯行動，而足協也按着自己的規矩進行辯釋，但偏偏中途殺出個“8月1日”還是“7月29日”的争論（據報載）。
一方是專門負責轉會事宜的權威機構，另一方正在為生存權利苦苦拼争，按理應對這條“時間生死線”一目了然，偏偏忽略了——直到那紙傳真很幽默地出現（也據報載），平安才陡然發現傳真上有一條“天大的線索”。
就像一個警察路邊招手隻不過想搭個“順風車”，不料卻發現駕車之人居然是個酒鬼；或者就像那個保安不過拎了電筒照常巡夜，卻照出個意外的驚奇的“WaterGate（水門事件）”。
還有比這更幽默的。
龔建平隻顧着“發牌”卻忘記了數數，結果讓孫繼海像“ET”般混入人群繼續亂跑。
我現在終于相信“技術失誤”的說法了——而且是“算術失誤”。
但中國足球是一定要亮出點“特質魅力”吸引市場的，既然我們學不來陽光般燦爛的貝帥哥的“性感”，就不妨像德賽斯那樣來點“噱頭”從虎口中脫險。
比如說很幽默的那一句“3号隋波”，就會有很幽默的那一段結尾——錄音帶裡大多是些淫詞穢語。
又比如說很有些“正本清源”意味的“打假行動”，居然拖上一條擺不脫“記者采訪權利”的硬尾巴，就像會揚起支擊的老虎尾巴一樣。
長達20年來，中國足球都在悲劇中掙紮，可能，下一步我們得生存于“喜劇”之中了。
魯迅說過，不能嘲弄别人，不妨有時嘲弄自己罷，這才是一個真的現狀。
中國足球說，不能幽默對手，隻能幽默自己。
這也是一個真的現狀。
因此，性感不了的我們會漸漸變得幽默起來。
好比那個長得如搬運工的老歌星對天嘶嚎，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幽了自己一默，引無數美女競折腰。
這是中國足球求生之道——幽默，幽幽默，幽幽幽默，幽幽幽幽…… 恐怖手段 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庇爾說：缺乏恐怖手段，任何美德都将是對醜惡的縱容。
拿不出對“假球”的恐怖手段，“證據”一說實質就是滑向對醜惡的縱容。
面對橫行猖獗的老鼠，先請科學家論證老鼠是否有害，要向當局申請“狩獵許可證”，如果這樣，這個世界将被鼠輩統治。
再糾纏于“渝沈假球”個案的推斷，或者對“國安精神”簡單的推崇，可能是對自己智商的一種嘲弄——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失控”，源于沒有一個控制醜惡的制度。
馬克思說：“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甘願冒上絞刑架的危險。
”為了保住甲A，中國球隊當然也會冒天下之大不韪。
問題是，建立這種監控制度本身并不難，為什麼沒有一個羅伯斯庇爾現身呢？ 這個世界上有兩個人打“假球”最著名——一個是塔比，另一個是格羅貝拉。
其實他們僅僅推杆了一次假球，就遭受了訴訟之苦。
事情到了中國就有趣得多，“塔議員”會在當上總理時“證據”還未備齊，格羅貝拉則會在津巴布韋老家一處風景迷人的所在頤養天年。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有沒有假球”，而在“有沒有恐怖手段”制約假球，甚至——有沒有願意實施“恐怖的手段”制約“假球”。
我認為，“假球與證據密不可分”存在着邏輯缺陷。
因為“假球”本身就是“證據”，我們完全不必在聽到人人喊“打”的時還幫着老鼠找“證據”。
這個推理表明，鼠輩肆意猖獗罪不在鼠，而在養鼠為患的人。
’99中國職業聯賽之末暴露出的絕不僅僅是個案，它确實應該引起我們對幾年“假球”背景的挖掘，尋找“恐怖手段”及能實施這個手段的“羅伯斯庇爾”——這才是唯一出路。
“打假”還是“假打”，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法官與匪徒沆瀣一氣，這個世界将要毀滅。
曆史的真相 猴子變成人的時候，達爾文不在現場。
但這并不妨礙他得出“人是猴子變來”的結論。
中國足壇的假球交易，你也根本不用直擊現場。
這不妨礙你得出“中國足球比媒炭還黑”的結論。
人，本來就是猴子變來的。
即使沒有達爾文，“達爾武”某一天也會跳将出來，高擎幾枚化石颚骨——“嗨！我的祖先是猴子。
” 曆史的直相，用不着“打假萬裡行”決定，“猴子”早就變成“人”了，它至多不過額外向你提供些零星牙齒或趾骨碎片。
所以，一定要通過“打假秀”才相信真相的人，就如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