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蓬萊島案”的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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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坐牢，以及親情糾纏的能力，否則就應該退出第一線！
黨外有人主張現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後再說；有人則表示不忍心批。
為什麼要等到以後再說？不管将來官司結果如何，國民黨早已是大赢家，黨外出現一次政治大走調已是事實、已是結果，有被強烈指責的必要。
為什麼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錯事本來就是應該被批判，更何況有時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錯。
再不痛定思痛，黨外的前途在哪裡？黨外還會有讓人民以及國民黨尊敬及害怕的起碼政治格調嗎？ （二月七日） 四、我對鄧維桢、陳錫福文章的讀後感 （李敖） “蓬萊島案”判決後，當事人黃天福、李逸洋、陳水扁都先後到我家，我站在道義與大義立場上維護，已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事後演變，令我想起黃遵憲的那首《台灣行》。
我為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三十冊中收有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特别選入《台灣行》這首詩，是有深意的。
《台灣行》中寫台灣人争取自由，總是虎頭蛇尾，到頭來弄得灰頭土臉。
《台灣行》最後一段是： 噫籲！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複随轉睫。
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台灣人在轉眼之間反複、轉眼之間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們平時根性的問題、“預備”不足的問題。
根性的問題與“預備”不足的問題，在這次“蓬萊島案”的表現中，已經暴露無遺。
“刑事訴訟法”第三四五條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
”但在法理上，這種上訴，是當事人身陷不自由情況下（包括喪失行為能力等），才有餘地。
但陳水扁他們的人身都好好的，這樣子的由配偶上訴，就說不通了。
“刑事訴訟法”第三四六條明定：“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
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為什麼“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這一規定，隻規定在律師之類的身上，而不規定在配偶之類的身上呢？因為律師之類不是親人，難免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為規定；但配偶之類是親人，理應不會“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話下，不特為規定。
如今親人卻爆出冷門，公開“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這不是荒唐嗎？ 一月二十八日“蓬萊島三位被告家屬獨立上訴敬告各界聲明”中說： 雖然，我們的丈夫在一審宣判之後，堅持拒絕上訴，宣布當初我們并不知情，事後我們也深知他們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因此吾等内心之憂慮與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發。
但他們可曾體會到，這種犧牲，對我們三位與他們分憂分勞的女性來說，痛苦是何等的深、代價是何等的大！ 猶記得方素敏女士在林義雄先生被捕之後，寫了一首題名《盼望》的詩，起頭就說：“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甯願你，隻是孩子的父親！”詩的結尾還是說：“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甯願你，隻是孩子的父親！”素敏姊當年的心境，如今我們更加感受得到。
何況，我們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獨立上訴”，雖然與我們丈夫的意思相反，但與他們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與原則，并不相悖；我們今天的決定，不過是在行使我們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賦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權而已。
相信，我們的丈夫自會尊重我們的抉擇，同時也期盼社會各界，繼續給予密切的關注與支持。
三位被告家屬說她們“深知”她們的丈夫不上訴，“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她們根本就不“深知”。
因為她們如果“深知”，她們怎麼可以在丈夫們走上前去的崇高時刻，不緊追上前，走在丈夫身邊，反倒停下來扯後腿？這種荒唐的“獨立上訴”，是十足扯後腿的行為，怎麼巧辯都沒用、怎麼美化也沒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絕不相信的（當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絕不相信這種行為她們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絕不相信事先不能
為什麼要等到以後再說？不管将來官司結果如何，國民黨早已是大赢家，黨外出現一次政治大走調已是事實、已是結果，有被強烈指責的必要。
為什麼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錯事本來就是應該被批判，更何況有時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錯。
再不痛定思痛，黨外的前途在哪裡？黨外還會有讓人民以及國民黨尊敬及害怕的起碼政治格調嗎？ （二月七日） 四、我對鄧維桢、陳錫福文章的讀後感 （李敖） “蓬萊島案”判決後，當事人黃天福、李逸洋、陳水扁都先後到我家，我站在道義與大義立場上維護，已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事後演變，令我想起黃遵憲的那首《台灣行》。
我為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三十冊中收有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特别選入《台灣行》這首詩，是有深意的。
《台灣行》中寫台灣人争取自由，總是虎頭蛇尾，到頭來弄得灰頭土臉。
《台灣行》最後一段是： 噫籲！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複随轉睫。
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台灣人在轉眼之間反複、轉眼之間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們平時根性的問題、“預備”不足的問題。
根性的問題與“預備”不足的問題，在這次“蓬萊島案”的表現中，已經暴露無遺。
“刑事訴訟法”第三四五條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
”但在法理上，這種上訴，是當事人身陷不自由情況下（包括喪失行為能力等），才有餘地。
但陳水扁他們的人身都好好的，這樣子的由配偶上訴，就說不通了。
“刑事訴訟法”第三四六條明定：“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
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為什麼“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這一規定，隻規定在律師之類的身上，而不規定在配偶之類的身上呢？因為律師之類不是親人，難免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為規定；但配偶之類是親人，理應不會“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話下，不特為規定。
如今親人卻爆出冷門，公開“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這不是荒唐嗎？ 一月二十八日“蓬萊島三位被告家屬獨立上訴敬告各界聲明”中說： 雖然，我們的丈夫在一審宣判之後，堅持拒絕上訴，宣布當初我們并不知情，事後我們也深知他們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因此吾等内心之憂慮與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發。
但他們可曾體會到，這種犧牲，對我們三位與他們分憂分勞的女性來說，痛苦是何等的深、代價是何等的大！ 猶記得方素敏女士在林義雄先生被捕之後，寫了一首題名《盼望》的詩，起頭就說：“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甯願你，隻是孩子的父親！”詩的結尾還是說：“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甯願你，隻是孩子的父親！”素敏姊當年的心境，如今我們更加感受得到。
何況，我們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獨立上訴”，雖然與我們丈夫的意思相反，但與他們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與原則，并不相悖；我們今天的決定，不過是在行使我們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賦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權而已。
相信，我們的丈夫自會尊重我們的抉擇，同時也期盼社會各界，繼續給予密切的關注與支持。
三位被告家屬說她們“深知”她們的丈夫不上訴，“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她們根本就不“深知”。
因為她們如果“深知”，她們怎麼可以在丈夫們走上前去的崇高時刻，不緊追上前，走在丈夫身邊，反倒停下來扯後腿？這種荒唐的“獨立上訴”，是十足扯後腿的行為，怎麼巧辯都沒用、怎麼美化也沒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絕不相信的（當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絕不相信這種行為她們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絕不相信事先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