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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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
北華賓館副樓雖然隻有五層，但是有三面牆都是用茶色玻璃裝滿起來的，比起16層的主樓，它更顯出一種雍容華貴的神态，仿佛漫步在古老莊園裡那碎石砌就的甬道上的一個當家少婦，充滿着悠遊的自信和沉穩的矜持。
杜海霞知道，自己最後的日子臨頭了。
給她這個征兆的是，剛才顧三軍打電話給她，他把賓館都托付給了她；隻說他在外頭要“過一段”，但不肯說明這“一段”時間可能會有多長，他何時能回來重新擔負起“賓館經理”的責任。
“總有人跟我們過不去……要跟我們搞資源再分配呀……”電話裡他顯得異常的沮喪，一點都不肯透露他現在到底在哪兒藏身。
“他們或許還會從你身上打點兒主意的。
老馮那兒，還要你多替他擔待着點。
”他突然挺動感情地說了這麼一句，爾後不等杜海霞再追問，就挂斷了電話。
不知為什麼，杜海霞從認識這位“大公子”的那一天起，就挺可憐他的。
她也曾像社會上大多數人一樣，懷着一種特别忌諱、特别戒備的心态去對待這位擁有“衙内”身份的同齡人。
他的确有一些“衙内”習氣。
典型的就是好色。
但據馮祥龍說，實際情況并不能全怪他。
“現在真有那麼一類的女孩兒，特别‘賤’，就為一點蠅頭小利，上趕着要跟他上床，滿不凜，還以此為榮。
”以後有了一點交往——交往之初，他也曾把她當成那一類女孩兒似的試探過，想跟她随便玩兒那麼一兩把。
杜海霞按馮祥龍教給的方法和自己多年的經驗，給他碰了個不軟不硬的釘子後，他倒也不再對她死纏爛攪，有時“海妹子”、“海妹子”地渾叫幾聲，卻再也不動手動腳了。
往深處一接觸，她才得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他的生活也是挺“禁锢”的。
顧副書記當縣委書記那會兒，他大概是在讀小學。
據說，顧副書記對他的管教也是相當嚴厲的，反複向他強調不能給“黨和人民”丢臉。
縣城裡的孩子早不穿帶補釘的衣服了，我們的這位“三軍同學”實實在在地還帶着“補釘”過了兩三年。
父親甚至都不許他跟同學争論——因為他必須要處處表現得十分謙虛。
正因為這樣，他得下了口吃的毛病：許多次想說，話都到了嘴邊，又必須“這……這……這……地往下咽。
許多次想說三句，但吞吞吐吐地最後隻說出一句來。
許多次想說出自己對問題的結論，但一想到父親的教導，明确的思想就變成了哼哼哈哈的呻吟。
15歲以前，他沒有埋怨過。
他覺得自己應該如此。
他活得拘謹、低調。
有兩次同學們選他當中隊長，他父親一個電話打到學校，說，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讓他當”幹部“。
那一晚上，他實實在在地哭了許久許久……但父親執意在他身邊修築的”堤壩“又怎麼能擋得住一個以一社會”的形式和聲勢席卷而來的一浪潮“呢？況且，父親的這”堤壩“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堅固性，尚有很大的探讨餘地。
16歲那年，這建築在沙基上的”堤壩“終于在一個很偶然的夜晚，開始決口…… 事情其實很簡單：當時，他正準備随已定下要調任某地區地委書記的父親離開這個縣。
因為快要走了，幾個平目跟他比較要好的同學（請注意，他一生沒有特别要好特别鐵的朋友） 邀請他去他們家玩玩。
這幾個同學家都在縣城外的鄉村。
報告父親後，父親細問了這幾個同學的情況，得知這幾個同學無論在學業上，還是在共青團支部内擔任的職務，都要比他好比他高。
想到能“讓他深入鄉裡去看看，也許對他思想的成熟品格的鍛煉有好處”，便批準了此次行動。
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走得那麼“遠”。
過去父親都不準他“亂說亂動”，隻怕他給他捅“婁子”。
要到鄉裡農家去住，三軍心裡自然是忐忑的。
但那一晚上和第二天所發生的事情卻完全“深刻”地“教育” 了他
杜海霞知道，自己最後的日子臨頭了。
給她這個征兆的是，剛才顧三軍打電話給她，他把賓館都托付給了她；隻說他在外頭要“過一段”，但不肯說明這“一段”時間可能會有多長，他何時能回來重新擔負起“賓館經理”的責任。
“總有人跟我們過不去……要跟我們搞資源再分配呀……”電話裡他顯得異常的沮喪，一點都不肯透露他現在到底在哪兒藏身。
“他們或許還會從你身上打點兒主意的。
老馮那兒，還要你多替他擔待着點。
”他突然挺動感情地說了這麼一句，爾後不等杜海霞再追問，就挂斷了電話。
不知為什麼，杜海霞從認識這位“大公子”的那一天起，就挺可憐他的。
她也曾像社會上大多數人一樣，懷着一種特别忌諱、特别戒備的心态去對待這位擁有“衙内”身份的同齡人。
他的确有一些“衙内”習氣。
典型的就是好色。
但據馮祥龍說，實際情況并不能全怪他。
“現在真有那麼一類的女孩兒，特别‘賤’，就為一點蠅頭小利，上趕着要跟他上床，滿不凜，還以此為榮。
”以後有了一點交往——交往之初，他也曾把她當成那一類女孩兒似的試探過，想跟她随便玩兒那麼一兩把。
杜海霞按馮祥龍教給的方法和自己多年的經驗，給他碰了個不軟不硬的釘子後，他倒也不再對她死纏爛攪，有時“海妹子”、“海妹子”地渾叫幾聲，卻再也不動手動腳了。
往深處一接觸，她才得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他的生活也是挺“禁锢”的。
顧副書記當縣委書記那會兒，他大概是在讀小學。
據說，顧副書記對他的管教也是相當嚴厲的，反複向他強調不能給“黨和人民”丢臉。
縣城裡的孩子早不穿帶補釘的衣服了，我們的這位“三軍同學”實實在在地還帶着“補釘”過了兩三年。
父親甚至都不許他跟同學争論——因為他必須要處處表現得十分謙虛。
正因為這樣，他得下了口吃的毛病：許多次想說，話都到了嘴邊，又必須“這……這……這……地往下咽。
許多次想說三句，但吞吞吐吐地最後隻說出一句來。
許多次想說出自己對問題的結論，但一想到父親的教導，明确的思想就變成了哼哼哈哈的呻吟。
15歲以前，他沒有埋怨過。
他覺得自己應該如此。
他活得拘謹、低調。
有兩次同學們選他當中隊長，他父親一個電話打到學校，說，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讓他當”幹部“。
那一晚上，他實實在在地哭了許久許久……但父親執意在他身邊修築的”堤壩“又怎麼能擋得住一個以一社會”的形式和聲勢席卷而來的一浪潮“呢？況且，父親的這”堤壩“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堅固性，尚有很大的探讨餘地。
16歲那年，這建築在沙基上的”堤壩“終于在一個很偶然的夜晚，開始決口…… 事情其實很簡單：當時，他正準備随已定下要調任某地區地委書記的父親離開這個縣。
因為快要走了，幾個平目跟他比較要好的同學（請注意，他一生沒有特别要好特别鐵的朋友） 邀請他去他們家玩玩。
這幾個同學家都在縣城外的鄉村。
報告父親後，父親細問了這幾個同學的情況，得知這幾個同學無論在學業上，還是在共青團支部内擔任的職務，都要比他好比他高。
想到能“讓他深入鄉裡去看看，也許對他思想的成熟品格的鍛煉有好處”，便批準了此次行動。
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走得那麼“遠”。
過去父親都不準他“亂說亂動”，隻怕他給他捅“婁子”。
要到鄉裡農家去住，三軍心裡自然是忐忑的。
但那一晚上和第二天所發生的事情卻完全“深刻”地“教育” 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