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高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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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80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哈爾濱市第三中學。
哈三中在黑龍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國的地位還要崇高。
因為北大還有其他的大學與之競争，而哈三中在黑龍江則是"寶刀屠龍，惟我獨尊"，别的重點中學一概拱手稱臣，不能望其項背的。
一名哈三中的學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學生還要受人尊敬。
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産生了一種責任感，仿佛全省三千萬父老鄉親的期望和重托，"誇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從小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各門成績都很出色。
但上了高中以後，面臨着考文科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選擇。
這個選擇對我個人來說，是不存在的。
我有一種很頑固的偏見，我認為理科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
我雖然一向熱衷學習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但認為它們的價值隻在于為人所用的工具性。
"批林批孔"時知道孟子的一句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這句話對我的毒害非常大。
我至今都認為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屬于"勞力者"，認為文科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貴族"——盡管他們的現實處境是那麼的可悲可憐！所以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心裡就有一個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最好的系。
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會的普遍觀念是重理輕文，似乎"愛科學，學曆文化"就是要當陳景潤、李四光，社會上流傳着什麼"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個别報紙還宣傳1985年要實現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産主義。
有的老師聽我決心要考文科，而且還是中文系，都無比歎息地說："唉！這孩子，糟蹋了。
"我今天回憶起這懇切的話語，不禁真有點懷疑當初的選擇，是不是給國家糟蹋了一個陳景潤的坯子。
在重理輕文的大氣候下，哈三中遲遲不開設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學，與學校展開了艱苦的鬥争。
"高三·八"不是一個普通的班級号碼，那是我們用青春的熱血換來的勝利果實。
下面我略講幾則與"高三·八"有關的事迹，獻給有過類似經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車上書 高一的上學期一過，開不開文科班，就成為一個争論焦點。
其他重點中學，在總體上不是哈三中的對手，便早早辦了文科班，集中優勢師資和生源，力圖在文科上名列前茅。
而哈三中嚴格執行上級關于不許辦文科班的指示，名義上是反對偏科，實際上一是有重理輕文的傳統，二是作為标兵單位，不敢犯任何錯誤，三是對文科沒有把握，反正辦也已經晚了，不如不辦，将來高考文科成績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績好了，更成為堅持正确路線的典範。
這樣一來，想考文科的同學，提出了"救亡國存"的口号。
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年，根據所學的那點粗淺的曆史，一本正經地把校領導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認為隻有自己起來争取，才能扭轉局勢，促使當局"變法"。
我們分頭到各班串聯，各班人同此心。
就連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學，也從學校大局着眼，支持我們。
于是，我們就發動了一場"文科班運動"。
第一，廣泛宣傳，到處議論，造成一種"民不聊生"的輿論。
政治老師講過列甯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口頭呼籲和交涉，争取教師的支持，是勝利的最大保障。
這裡面要注意兩點，即對文科教師的絕對倚重和對理科教師的絕對尊重。
第三，正式提交意見書，形式分為個人的，各班的和全體的。
這項舉措我們命名為"公車上書"。
我以個人名義和全體名義，送上了兩份意見書，言辭很激烈，還賣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過全市一等獎。
鄭濱和張欣也各寫了一份。
當全體意見書簽名時，産生了一個讓誰簽在頭裡的問題，我記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
要出事兒，我先兜着！"便第一個簽了。
鄭濱是個老陰謀家，說這樣不好，咱們找幾個大碗，畫幾個圓，都圍着圓來簽，就分不出先後了。
其實我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是多餘，領導上早都知道誰是宋江誰是李逵。
很快校長就請我們六位同學去談話——具體哪六位我記不清了，反正我們既興奮又緊張，自稱是"戊戌六君子"。
表面上氣宇軒昂，實際上心跳得跟上體育課差不多。
周校長慈眉善目，滿頭銀發。
雖然六十來歲了，仍修飾得風度翩翩，一塵不染，看得出年輕時一定是個英俊小生。
他平常有兩件事特别受到廣大同學稱贊。
一是每天要腰裡暗藏一把鐵錘和幾枚鐵釘到各班巡視，一旦發現有活動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從來不問桌椅是誰弄壞的，興緻勃勃地幹完，心滿意足地離去。
所以三中的同學沒有不愛護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潔如洗。
後來我到北大看見那麼多殘桌破椅沒人管，便給北大校長寫了封信，建議他也買把錘子，可是至今也沒收到回信。
周校長第二件頗得人心的事是經常在周末和節假日組織老師們跳舞。
那時跳舞還是很時髦的事。
小流氓們跳舞時都要鄭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褲，覺得自己很高雅。
正經人跳舞則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幾位校長，同學們對他們的分工不大清楚，我們隻覺得由周來接見我們，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來處理，心裡說不清是放松還是失望。
周校長帶着一種嚴肅的微笑，你們的要求我們看了。
首先，你們的立場是錯誤的。
你們稱學校領導為"校方"，請問，你們是哪一方？難道你們不是學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嗎？你們甚至還稱學校領導為"當局"，請問，什麼叫"當局"？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咱們學校這座大樓，從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廳，趙一曼烈士在這裡戰鬥過，金日成同志在這裡戰鬥過，還有李兆麟将軍。
我趕緊說，李兆麟将軍是在哈一中附近犧牲的，是國民黨女特務用美人計把他殺害了，兇手現在還在台灣。
周校長說，對，你們可不能忘本哪！你們管我們叫"當局"，讓我們多傷心哪！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一輩子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都沒挨過鬥，到今天可好，我成了"當局"，你們幹脆說我是劊子手。
那多解恨呢！ 我們六君子頓時覺得自己是六小人。
慌忙向校長道歉，說我們錯了，今後一定改。
周校長說，凡事都要從大局出發，你們這樣一鬧，要是上級知道了，就會認為咱們學校領導不力，不夠安定團結，你們願意換校長嗎？我們齊說不願意。
周校長說，就是嘛，上級不許辦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帶這個頭。
給你們開一個文科班，到高考時，萬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嗎？學校現在決定，文科班不能辦，但是考慮到你們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學後的時間，開一點文科的選修課，你們要是真心的，就報名選修，其實我看，也沒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來，我們明白了，現在的關鍵是要先抓住選修課，經過宣傳鼓動，報名選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學并不是要考文科，而隻是想多學知識，我們那時不像現在的學生隻認分數，我們是誠心誠意為了中華之崛起而廢寝忘食地抓緊一切學習的機會，誰的知識最淵博誰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種"恥一物之不知"的精神。
可是，選修課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悶熱，冬天酷寒，加上"當局"的分化瓦解，家長的威逼利誘，漸漸地人數少了，教室由兩個壓縮到一個。
我們用魯迅的話來安慰自己：隊伍越走到後來，就越精純。
我們頑強堅持着，互相勉勵着，我們堅信"當局"的心也是肉長的。
選修班的人數減到六十左右就沒有再
哈三中在黑龍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國的地位還要崇高。
因為北大還有其他的大學與之競争，而哈三中在黑龍江則是"寶刀屠龍，惟我獨尊"，别的重點中學一概拱手稱臣，不能望其項背的。
一名哈三中的學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學生還要受人尊敬。
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産生了一種責任感，仿佛全省三千萬父老鄉親的期望和重托，"誇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從小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各門成績都很出色。
但上了高中以後，面臨着考文科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選擇。
這個選擇對我個人來說，是不存在的。
我有一種很頑固的偏見，我認為理科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
我雖然一向熱衷學習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但認為它們的價值隻在于為人所用的工具性。
"批林批孔"時知道
"這句話對我的毒害非常大。
我至今都認為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屬于"勞力者"，認為文科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貴族"——盡管他們的現實處境是那麼的可悲可憐！所以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心裡就有一個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最好的系。
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會的普遍觀念是重理輕文，似乎"愛科學，學曆文化"就是要當陳景潤、李四光，社會上流傳着什麼"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個别報紙還宣傳1985年要實現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産主義。
有的老師聽我決心要考文科，而且還是中文系，都無比歎息地說："唉！這孩子，糟蹋了。
"我今天回憶起這懇切的話語，不禁真有點懷疑當初的選擇，是不是給國家糟蹋了一個陳景潤的坯子。
在重理輕文的大氣候下，哈三中遲遲不開設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學，與學校展開了艱苦的鬥争。
"高三·八"不是一個普通的班級号碼，那是我們用青春的熱血換來的勝利果實。
下面我略講幾則與"高三·八"有關的事迹，獻給有過類似經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車上書 高一的上學期一過，開不開文科班，就成為一個争論焦點。
其他重點中學，在總體上不是哈三中的對手，便早早辦了文科班，集中優勢師資和生源，力圖在文科上名列前茅。
而哈三中嚴格執行上級關于不許辦文科班的指示，名義上是反對偏科，實際上一是有重理輕文的傳統，二是作為标兵單位，不敢犯任何錯誤，三是對文科沒有把握，反正辦也已經晚了，不如不辦，将來高考文科成績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績好了，更成為堅持正确路線的典範。
這樣一來，想考文科的同學，提出了"救亡國存"的口号。
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年，根據所學的那點粗淺的曆史，一本正經地把校領導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認為隻有自己起來争取，才能扭轉局勢，促使當局"變法"。
我們分頭到各班串聯，各班人同此心。
就連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學，也從學校大局着眼，支持我們。
于是，我們就發動了一場"文科班運動"。
第一，廣泛宣傳，到處議論，造成一種"民不聊生"的輿論。
政治老師講過列甯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口頭呼籲和交涉，争取教師的支持，是勝利的最大保障。
這裡面要注意兩點，即對文科教師的絕對倚重和對理科教師的絕對尊重。
第三，正式提交意見書，形式分為個人的，各班的和全體的。
這項舉措我們命名為"公車上書"。
我以個人名義和全體名義，送上了兩份意見書，言辭很激烈，還賣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過全市一等獎。
鄭濱和張欣也各寫了一份。
當全體意見書簽名時，産生了一個讓誰簽在頭裡的問題，我記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
要出事兒，我先兜着！"便第一個簽了。
鄭濱是個老陰謀家，說這樣不好，咱們找幾個大碗，畫幾個圓，都圍着圓來簽，就分不出先後了。
其實我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是多餘，領導上早都知道誰是宋江誰是李逵。
很快校長就請我們六位同學去談話——具體哪六位我記不清了，反正我們既興奮又緊張，自稱是"戊戌六君子"。
表面上氣宇軒昂，實際上心跳得跟上體育課差不多。
周校長慈眉善目，滿頭銀發。
雖然六十來歲了，仍修飾得風度翩翩，一塵不染，看得出年輕時一定是個英俊小生。
他平常有兩件事特别受到廣大同學稱贊。
一是每天要腰裡暗藏一把鐵錘和幾枚鐵釘到各班巡視，一旦發現有活動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從來不問桌椅是誰弄壞的，興緻勃勃地幹完，心滿意足地離去。
所以三中的同學沒有不愛護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潔如洗。
後來我到北大看見那麼多殘桌破椅沒人管，便給北大校長寫了封信，建議他也買把錘子，可是至今也沒收到回信。
周校長第二件頗得人心的事是經常在周末和節假日組織老師們跳舞。
那時跳舞還是很時髦的事。
小流氓們跳舞時都要鄭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褲，覺得自己很高雅。
正經人跳舞則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幾位校長，同學們對他們的分工不大清楚，我們隻覺得由周來接見我們，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來處理，心裡說不清是放松還是失望。
周校長帶着一種嚴肅的微笑，你們的要求我們看了。
首先，你們的立場是錯誤的。
你們稱學校領導為"校方"，請問，你們是哪一方？難道你們不是學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嗎？你們甚至還稱學校領導為"當局"，請問，什麼叫"當局"？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咱們學校這座大樓，從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廳，趙一曼烈士在這裡戰鬥過，金日成同志在這裡戰鬥過，還有李兆麟将軍。
我趕緊說，李兆麟将軍是在哈一中附近犧牲的，是國民黨女特務用美人計把他殺害了，兇手現在還在台灣。
周校長說，對，你們可不能忘本哪！你們管我們叫"當局"，讓我們多傷心哪！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一輩子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都沒挨過鬥，到今天可好，我成了"當局"，你們幹脆說我是劊子手。
那多解恨呢！ 我們六君子頓時覺得自己是六小人。
慌忙向校長道歉，說我們錯了，今後一定改。
周校長說，凡事都要從大局出發，你們這樣一鬧，要是上級知道了，就會認為咱們學校領導不力，不夠安定團結，你們願意換校長嗎？我們齊說不願意。
周校長說，就是嘛，上級不許辦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帶這個頭。
給你們開一個文科班，到高考時，萬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嗎？學校現在決定，文科班不能辦，但是考慮到你們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學後的時間，開一點文科的選修課，你們要是真心的，就報名選修，其實我看，也沒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來，我們明白了，現在的關鍵是要先抓住選修課，經過宣傳鼓動，報名選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學并不是要考文科，而隻是想多學知識，我們那時不像現在的學生隻認分數，我們是誠心誠意為了中華之崛起而廢寝忘食地抓緊一切學習的機會，誰的知識最淵博誰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種"恥一物之不知"的精神。
可是，選修課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悶熱，冬天酷寒，加上"當局"的分化瓦解，家長的威逼利誘，漸漸地人數少了，教室由兩個壓縮到一個。
我們用魯迅的話來安慰自己：隊伍越走到後來，就越精純。
我們頑強堅持着，互相勉勵着，我們堅信"當局"的心也是肉長的。
選修班的人數減到六十左右就沒有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