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的國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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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前便換酒喝了,他對照相之類遠沒有對喝酒感興趣。

    但可能看見母親和我都情緒很高,他就靈機一動,跟母親要了兩塊錢,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塊二之外,他可以貪污八毛錢,足夠買四兩燒酒和一葷一素兩個菜了。

     父親胳膊上的赤衛隊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時是不戴的。

    但那支鋼筆,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

    父母寫字都比我漂亮,喜歡記點筆記、抄點資料什麼的。

    父親廠裡的木匠,寫字都比我現在還要好。

    我給讀者簽名時,心裡經常說: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對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時的衣服。

    母親的小花翻領,大概是那年的時髦打扮吧。

    哈爾濱人很講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講究的普通工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穿過邋邋遢遢的破衣爛衫,他們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齊。

    而我,上了北大,還有幾件衣服是帶補丁的。

    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議說全家隻有我一個人活在舊社會!父親卻罵道:“你一個熊孩子,講什麼吃穿?老子南征北戰那時候,鞋都沒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應該的,你他媽的能跟我比嗎?”就沖父親這種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覺得紅衛兵批鬥批鬥他是應該的。

    對事物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要全盤否定或者全盤肯定的習慣,我從很小就養成了。

     父母的頭發是不是當天新理的,我想不起來了。

    他們都很講個人衛生,特别是父親,在部隊醫院裡工作過一段,簡直是個衛生專家。

    他把理發當成享受,經常埋怨理發師給他服務的時間太短了。

    他最看不慣長頭發——大姑娘的長辮子除外。

    我大學時,受資産階級虛無主義思潮影響,留了很長的頭發。

    假期回家,父親就罵:“大學生,跟流氓一樣,跟長毛鞑子一樣!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們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氣又樂,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關系呀?父親挨過幾次批鬥,就把一切對人生的不滿,都發洩到文革身上。

    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過委屈的人,為什麼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親給我買了不久的玩具。

    我小時候的玩具,連買的帶自己制造的,那是相當地多啊。

    要不是後來聽說文革中很多高幹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夥伴們,真覺得我們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裡。

    可惜天堂裡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劉二他們給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槍,一摟扳機就嗒嗒嗒噴火,是那時最能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玩具了。

     看看這張41年前的國慶照,自然樸素,又端莊大方。

    有對國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溫馨。

    構圖的每一個因素,都在訴說着那個時代普通市民的心聲。

    一個國家剛剛建立短短的17年,一個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這樣的精神風貌。

    這是在舊中國的工農大衆那裡,所看不到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身上的錢和脂肪都越來越多了,我們的玩具和服裝賣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了。

    我們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機,現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數碼相機,照相館大都改成婚紗攝影樓或者少女寫真樓了。

    但是,我們再也照不出那樣的國慶照了。

    正如熒屏上的很多八路軍一個個油頭粉面,熒屏上的紅衛兵一個個張牙舞爪,要想恢複曆史的真實,實在是太難了。

     據記者從公安部身份證号碼查詢服務中心獲悉,全國有40萬人叫國慶,96萬人叫建國,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名叫建國的最多,超過了29萬。

    取名是一種自由自願的行為,可見60年代,是這個國家的人民以新中國自豪,自覺熱愛祖國程度最高的時代。

    另外全國姓國的人有17萬多,其中姓國名慶的有1894人。

    全國姓十的有1180人,其中9人姓十名一。

    這些都說明,盡管人民對這個國家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但從心理上是熱愛這個國家,願意把自己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

    孔老師今年還招收了一名姓國的研究生——是碰巧,可不是故意炒作啊。

     那麼,起碼這些朋友家裡都會保存着各種“國慶照”的。

    偶爾翻出來看兩眼,即使發黃了,破損了,也自有一股清新健康的英氣,可以滋養我們今天幹澀枯萎的靈魂。

    因為那是父母一輩浩然的正氣,是我們這個國家巍然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