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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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
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
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
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别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
生于何時，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
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于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雲亦雲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裡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
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
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迩（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
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
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
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回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檐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
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着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隻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
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着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往返。
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
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
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
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
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
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隻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着我們家大門。
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将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着我們家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
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
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稣，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
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裡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實保佑了他。
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隻有一個，是獨子。
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盡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隻有七個。
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着），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
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于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稣重振家業，卻又不敢。
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
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于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
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随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
遺憾的是由于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内。
于是10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
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
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裡之外。
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
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争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
1996年，父親冒着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
不過我可以想象，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争，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
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号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
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
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
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
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
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
這一天，我背着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裡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别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裡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
不過
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
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
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别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
生于何時，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
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于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雲亦雲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裡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
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
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迩（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
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
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
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回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檐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
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着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隻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
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着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往返。
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
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
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
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
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
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隻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着我們家大門。
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将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着我們家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
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
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稣，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
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裡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實保佑了他。
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隻有一個，是獨子。
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盡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隻有七個。
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着），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
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于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稣重振家業，卻又不敢。
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
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于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
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随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
遺憾的是由于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内。
于是10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
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
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裡之外。
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
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争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
1996年，父親冒着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
不過我可以想象，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争，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
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号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
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
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
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
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
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
這一天，我背着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裡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别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裡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
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