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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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茅嶺是在六月一個突兀的暑天裡，氣溫高達三十六度，小車沒有空調裝置，烈日曬透了車頂棚，中午時分，卻又抛錨。
公路在陽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點水洗臉，有一個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處，繞了一圈沒看到井卻又繞回到那男人跟前。
後來有一個賣冰棍的人來，就買了冰棍。
到白茅嶺勞改農場場部時，已近三點。
晚上，場部為我們接風，還安排看一場電影《大偵探》，因這一天又熱又倦，便謝絕了電影。
原以為山區是避暑的地方，有許多參天的大樹，且又泉水淙淙。
可是展目望去，隻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幾棵柏樹孤零零地站着，被驕陽最後的光熱，烤灼得焦枯了。
以後才知，這是丘陵地帶，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熱，冬天則更寒冷。
這時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寫什麼，或者準備寫什麼，我不期待會有“米尼”。
到白茅嶺來采訪，原因是有兩個：第一，這裡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這裡的女人沒法拒絕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
就是說，我們保證可以在此得到故事。
這将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呢？它和我們通常的經驗有什麼不同？這些故事又會使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看法産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充滿期待的。
在這之前的一個夏季裡，我每逢周五這一日，就去上海市婦聯信訪接待站旁聽。
上門尋求幫助的婦女，所遇問題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上的困難，比如産後繼續請假的障礙，雙胞胎的獨生子女費和托育費的處理，因未婚先孕而單位給予懲罰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資的有無多少等等情況；另一類是婚姻戀愛糾紛，故事往往是在這一類裡。
上門的婦女以女工居多，還有一些無業或待業的青年。
因為知識婦女解決問題的渠道和方式比較多，一般也不願旁人插手個人的事情，私有觀念比較重吧！坐在婦聯明亮的大廳裡，落地窗外是陽光普照的花園，麻雀在法國梧桐的蔭地裡叽喳，聽一個發生于火車站個體戶小餐館裡的故事，心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我想：就在這一刻裡，在這個城市的許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裡，究竟在發生着什麼呢？自己的經驗顯得很不夠用了。
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懸案，有一日，一個母親陪了她遍體鱗傷的女兒來，訴說一段冤情：這女兒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幫助某小廠生産，周末才回。
樓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則住隔壁一幢房内。
一日清晨六點，公公看見樓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賊，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驚，松了手去，那人奪門而去，刀卻落在地上，據認，這是媳婦房内的水果刀。
於是公公興師動衆，叫回兒子，逼着媳婦說出隐情，媳婦大叫冤枉，被責打了一個通宵。
裡委和各方單位都來進行調查，結果是：媳婦死不承認留宿過一個男人；公公咬定有一個男人清晨從樓上走下；而沒有任何一人見過他所描繪的男人在清早時走過弄堂，唯一的證據是這把水果刀。
媳婦說這刀并不在她房裡，就吵嚷着要去查驗刀上的指紋，一時也不知上哪裡去查驗，於是就來到了婦聯。
這極像是一部推理片的開頭，可能性極多。
我和信訪站的同志聚在一處，從各個角度追究這個事件，卻也毫無結果。
後來，那母女倆再也沒有來過，便也無從了解事情的發展和結局。
這裡的故事往往是一個開頭或者片斷，充滿了暗示和預兆，使我們開動了想象力，但因經驗和認識的局限，終於也無法推測成完整的故事。
有些話又不能問得太多，這會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聽的身分，常常遭到人們戒備和讨厭的目光。
而白茅嶺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們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權利向她們提問，這不符合人權精神，可這就是我來此地的動機了。
雖然我不知道會有“米尼”。
炎熱使我意氣消沈，由於電力不足，風扇旋動得非常緩慢，有氣無力的，燈光也昏暗。
隔窗可見一條柏油路，隐在路燈下，路邊是一些花圃，有乘涼的人們走着或坐着。
女勞教大隊在距此三十裡的楓樹林，已經有許多記者、作者、編劇、導演去過那裡，寫回許多報告，還拍攝了一個多集電視劇，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據說幹警和勞教人員都參加了表演。
我不知道這一趟來會不會有新鮮的發現。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飯，就去路口等着上車。
原先，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幹警們很不方便。
往往她們的丈夫是在另一個勞改或勞教大隊工作，一周也僅能來回一次，孩子就無人照管了。
在白茅嶺農場，主要的職業隻有一個：幹警。
現在，女勞教大隊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輛專門的大客車，開車的是一個卷頭發的小夥子。
七點半時準時開車,沿途會停幾次，有去楓樹林小學讀書的孩子搭車，他們下車時便齊聲喊道：“謝謝爺叔！”我注意到他們說的是上海話，将“叔叔”說成“爺叔”，雖然，上海對他們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
在一九五三年從上海來到此地，披荊斬棘開創農場的墾荒者，當是他們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車走的是一條土路，起伏蜿蜒，當拖拉機迎面而過時，便揚起漫天的塵土，蒙住了視線，路邊是茶林和稻田，柏樹總是孤零零的，在視野中停留很長時間才消失。
車中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女孩，她們往往是在幼年的時候，跟了母親到這裡來。
其時，父親們已在此鋪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隻留給她們模模糊糊的記憶。
到了女勞教大隊，女孩子們下車各赴各的崗位，一位姓王的大隊内勤管理向我們介紹了概況。
我們知道女勞教大隊是在五八年開始辦的，文革中停辦，七二年時再成立，是中隊的規模，八四年又重為大隊。
其間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七百，目前是三百多。
在編幹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從職工中提幹上來，百分之十七從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嶺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過來。
大隊的編制為四個中隊，有正副大隊長三人，黨支部書記一人，正副中隊長共八人。
一二中隊是普通中隊。
三中隊稱為“二進宮”中隊，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處罰記錄，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經勞教；十一人婦教（即婦女教養所），判過刑十人；少教過四人。
四中隊名叫“出所中隊”，是臨近解教三個月前轉入的，對她們的管理比較寬松，使之回到社會中時較易适應。
在目前三百三十四個勞教人員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點六，“偷竊”百分之九點七，“詐騙”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點四。
勞教的生活主要是生産勞動，然後讀書、學習、伫列操練，等等。
如今白茅嶺努力要實現經濟自給，各大隊都有經營的任務，女勞教大隊主要是服裝、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
由於勞教人員流動性大，很難有熟手，所以定額指标無法提高。
并且白茅嶺地處邊遠，交通不利，又很難向廠方争取加工活兒，工廠往往把難做、利薄的活兒給她們，條件又極苛刻。
於是在我們去到白茅嶺的時候，女勞教大隊正被一股緊張的生産熱潮席卷，管生産的副大隊長急得跳腳，隻聽其聲不見其人，到處是她的指令，不可違背，刻不容緩。
在此同時，文化統考逼在眼前，隊部又正組織一場歌詠比賽，都在向大隊長讨時間。
下午，我們翻閱了全部的檔案卡片，預備一張采訪的名單。
卡片做得極其簡單，有一幀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發不起想象。
我們感到無從下手選擇采訪的對象，竟想以抽簽的方式決定，最後，我們還是兼顧考慮，各種案情都挑選一些，各種家庭狀況也都挑選一些，年齡則“老中青”都有選擇，“老”是指四十歲以上，“中”是三十歲以上，“青”則是二十歲以下的。
後來，管教幹部向我們推薦了一些。
她們所推薦的人選确實都很有意義，比較有“故事”，可是我們也發現，這些人是經常由幹部們推選去和采訪者談話，她們的表述過於完熟和流利，使我們也懷疑：其間真實的東西是不是很多，這是後話了。
傍晚回場部的途中，汽車将放學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淨淨的一身，這時已泥猴一般，手裡還用塑膠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針似的小魚在遊。
天氣還是炎熱，夜間一聲悶雷，下了幾個豆大的雨點。
這一天開始了采訪，許多人向我們推薦二中隊的一名女勞教，這是使人感到非常頭痛的一個角色，她們描繪她道：她的氣質顯然同一般勞教不同，很文雅，長得也清秀，膚色白淨，高鼻大眼，說話毫不粗魯，教養很好似的，從不與人争吵，也不與幹部頂嘴，然而卻也不聽從指揮，自行其事。
比如，隊長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門去站隊，隻有她躺在床上，等隊長跑到床前喊道：起來！她才慢慢坐起說：起來嗎？喊她做活，她很溫和地說：我不會做啊！於是就教她，比如釘扣子，她把扣子釘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還要下功夫拆。
她就是這樣和隊長糾纏，隊長受不了她，隻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勞動，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
她聲稱她會英語，時常以英語回答隊長的問題，弄得人不知所措。
這天，隊幹部們正在讨論針對她專門成立一個嚴管組，一天二十四小時監督，住單人房間，直到她聽話了才歸隊。
同時，她們又很懷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個醫院為她作精神病鑒定。
眼下醫院一般不願接受這種檢查，因精神病鑒定本來就極複雜，再要委任它承擔法律的責任，就更不敢輕易下判斷了。
她們建議我們與她談談，從她們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了期望，她們說：你們作家和她談談，會不會有結果呢？她們與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齡，雖是管教與被管教，卻并沒有超凡的經驗和手段，相比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們的廣闊豐富，是要比她們更為老道和成熟，這一場鬥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這些女孩子們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種挫敗感。
我很想試一試，我想到有一些讀者曾把我們當作醫生，将他們的困惑和憂慮告訴我們，希望從我們這裡得到治療。
也許，我想，我能夠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後，她來了。
如她們所說，她文靜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頭發齊頸項，一條淡黃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腳下穿了白襪，一雙搭絆黑布鞋。
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還有一些茫然。
隊長告訴她，我們是上海來的記者，要與她談話，她要有問必答，老老實實的。
她說：好呀，好呀，聲音有些飄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聲。
然後，我們就帶了她離開二中隊去大隊部接待室。
二中隊的院門鎖着，有一個身體高大，臉色黝黑的勞教過來為我們開門，并向我們微笑，她的眼睛很黑。
我們走向大隊部的路上，有些發窘似的，開始沒說話，互相看着，她輕盈地走在我身邊，态度很閑适。
過了一會，我問她：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她歌唱似的說：不知道啊！我又問：你什麼時候出去呢？她說：不知道啊！我碰了釘子，心裡有些惱火，又執着地問：你為什麼進來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帶了一點攻擊地說：你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就進來吧！她還是微笑着，說：我正想請你們幫我去問一問，我到底是為什麼進來的！我還想請教你們，究竟什麼是勞教？她變得滔滔不絕起來：我要讀法律的書，你們能幫我找一本法律的書嗎？什麼是勞改，什麼是勞教，難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嗎？我們這裡吃的飯好比是給雞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發出這麼多東西，全是吃這裡飯吃出來的。
她卷起袖子給我看，我說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
這時，我們已通過門衛，到了大隊部。
她坐在我們對面，坐相還端正，她的眼睛在我們臉上掃視。
應當問什麼呢？心裡不由有點惶惑，停了停，就問她家裡有幾口人，她總算回答了這個問題，說有父親母親和一個哥哥。
又問她在外面時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說上班有什麼意思？那麼不上班又做什麼呢？她說：不上班當然很開心，咖啡館坐坐，逛逛馬路，這時，她忽然抖起腿，說話的口氣也變得粗重而生硬。
她不再有笑容，目光裡有一種緊張，問我們在上海的什麼單位，能否請我們做她的老師，幫助她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
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說：做你的老師很累啊！她就笑，聲音銀鈴似的。
我們不知道還能問什麼，又坐了一會兒，隻得将她送回二中隊去了。
跑出來開門的還是那個黑臉蛋的女孩，她的眼睛裡有一股熱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
中隊長們問我們談得怎麼樣，我們說她也許精神是有問題。
中隊長們說，可是有時她頭腦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氣死，她的母親和哥哥來探望，和她說什麼，她都不好好回答，隻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親則哭個不停。
她進來的原因是偷竊和流氓，原單位是上棉十三廠，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勞教，因表現不好延長三個月。
出師就很不利，情緒有些低落，要是個個都這樣難弄，咱們趁早打道回府算了。
中隊長問我們還想找哪一個談，我們草草地看着名單，胡亂點了一個。
此人生於一九五五年，在某農場所屬工廠的總機工作，與多人發生兩性關系，判為賣淫。
我們是從繡花工場将她帶出來的，她較為高大，剪了短發，臉龐寬寬的，濃眉寬鼻，看上去健康質。
走在路上，我們問她怎麼樣？她說活兒實在太重，腳都腫了，說着就彎腰揿她的腳踝處給我們看。
我們說：是有點腫，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達的樣子說：吃官司嘛！我們走進大隊部，坐定下來，我們剛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淚噎得大口大口喘氣，一邊說道：沒想到會吃官司，怎麼會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話也說不出來，隻得等她哭好了才說，可她的眼淚就像流不盡似的，而且越來越洶湧，這樣等下去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幾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
她艱難地吞咽着眼淚，斷斷續續地說了起來，大概情況是這樣：她已結婚，有一十歲的女兒，後來她與一男人發生關系，此人承包了一個豆制品廠，比較富裕，對她很好，問她如何地對她好，她哭道：幫我打開水什麼的，反正很好。
他為她家買了許多東西，因此，她丈夫對這事也就眼開眼閉，甚至有幾回在家裡撞上，他也高擡貴手。
我們不禁要說：這怎麼可能呢？她便氣憤地擡高了聲音說道：他身上穿的短褲都是我那男的給買的，他能說什麼呢？我們便啞然。
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買這買那的，後來就鬧翻了，将這事抖落了出來，那男的妻子也來一起鬧，最後将她送進了派出所。
在承辦員例行公事地查問下，她卻還說出了其他許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幾次和多少個男的發生關系。
這回我們真的奇怪了，她說她們那裡的風氣就是這樣，男的随時會打上門來，向女的提出這種要求，她在總機工作，認識的男的又很多。
都是認識的，怎麼好意思拒絕人家呢？她反問我們。
然後又一陣突兀的悲傷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辦員看我太老實了，好幾次對我說：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現在改口還來得及，到了明天就來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話。
到了晚上，他又說：現在還來得及，明天就來不及啦，我一點也不懂啊！我們便默然。
哭了一陣，她稍稍安靜下來，我們就問她丈夫有沒有向她提出離婚，她點頭，并說要與丈夫争奪女兒，提到女兒又是一陣号啕，哽咽着說她給女兒小學的校長寫了一信，卻沒有回信，問我們可不可以回上海後去看看她的女兒。
哭了一陣，她舒出一口長氣，似有些欣慰地說：離了婚，電冰箱什麼的倒都是歸她的。
我們說她丈夫肯放棄嗎？她就說，那些東西都是那男的買給她的呀！這時候，她徹底平靜了下來，說她還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兒太重，腳都腫了，裡面的勞教又都厲害，成天亂哄哄的。
這時天已近中午，我們說我們談話耽誤了你做活，會不會給你減些定額呢？她嘴裡說沒關系，眼睛卻期待地看着我們。
她使我們掃興并且莫名其妙。
賣淫和淫亂這一樁事被她說得那麼簡單和自然，我們的問題倒顯得很無常識似的。
後來，我們漸漸發現，這是另一個世界裡的故事和法則，這個世界是我們永遠難以了解的。
然後我們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點，召開全體勞教的每月一次評點會，勞教們在中隊長的帶領下，排了隊端了小闆凳去大禮堂開會，評點會有這麼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揚的名單，表揚分兩種，口頭和書面的，三次口頭表揚等於一次書面表揚，三次書面表揚可得嘉獎，比如減少服教期，回滬探親。
表揚之後是批評，有一個外号叫“黑魚精”的勞教上台作檢查。
此人名氣很大，才來兩天我們就時時聽說她的劣迹了。
她曾以流氓罪服過刑，服刑期間，與同監房的女犯搞同性戀，出獄就多了一手。
這回進來，隻能将她安排在單人房間，晚上必須上鎖。
她周期性的會出現瘋狂的狀态，傷人或者自傷，喊叫她的“B角”。
在這裡，凡在同性戀中處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則為A角。
有時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給她，才可使她安靜。
而在她正常的時候，卻是詭計多端，老奸巨猾。
不久前，開大會時，她坐相不好，隊長便用腳踢了踢她，說：坐好！她立即給了隊長一個嘴巴，大叫：隊長踢我！隊長也無話可說，還須向她道歉，用腳踢她自然是有錯的。
當然她也須作檢查，可是她檢查的姿态和聲音裡都充斥了勝利的得意。
雖是小事一件，也可見得她是如何地時時伺機與隊長作對。
她已四十歲出頭，極短的頭發
公路在陽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點水洗臉，有一個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處，繞了一圈沒看到井卻又繞回到那男人跟前。
後來有一個賣冰棍的人來，就買了冰棍。
到白茅嶺勞改農場場部時，已近三點。
晚上，場部為我們接風，還安排看一場電影《大偵探》，因這一天又熱又倦，便謝絕了電影。
原以為山區是避暑的地方，有許多參天的大樹，且又泉水淙淙。
可是展目望去，隻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幾棵柏樹孤零零地站着，被驕陽最後的光熱，烤灼得焦枯了。
以後才知，這是丘陵地帶，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熱，冬天則更寒冷。
這時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寫什麼，或者準備寫什麼，我不期待會有“米尼”。
到白茅嶺來采訪，原因是有兩個：第一，這裡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這裡的女人沒法拒絕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
就是說，我們保證可以在此得到故事。
這将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呢？它和我們通常的經驗有什麼不同？這些故事又會使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看法産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充滿期待的。
在這之前的一個夏季裡，我每逢周五這一日，就去上海市婦聯信訪接待站旁聽。
上門尋求幫助的婦女，所遇問題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上的困難，比如産後繼續請假的障礙，雙胞胎的獨生子女費和托育費的處理，因未婚先孕而單位給予懲罰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資的有無多少等等情況；另一類是婚姻戀愛糾紛，故事往往是在這一類裡。
上門的婦女以女工居多，還有一些無業或待業的青年。
因為知識婦女解決問題的渠道和方式比較多，一般也不願旁人插手個人的事情，私有觀念比較重吧！坐在婦聯明亮的大廳裡，落地窗外是陽光普照的花園，麻雀在法國梧桐的蔭地裡叽喳，聽一個發生于火車站個體戶小餐館裡的故事，心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我想：就在這一刻裡，在這個城市的許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裡，究竟在發生着什麼呢？自己的經驗顯得很不夠用了。
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懸案，有一日，一個母親陪了她遍體鱗傷的女兒來，訴說一段冤情：這女兒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幫助某小廠生産，周末才回。
樓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則住隔壁一幢房内。
一日清晨六點，公公看見樓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賊，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驚，松了手去，那人奪門而去，刀卻落在地上，據認，這是媳婦房内的水果刀。
於是公公興師動衆，叫回兒子，逼着媳婦說出隐情，媳婦大叫冤枉，被責打了一個通宵。
裡委和各方單位都來進行調查，結果是：媳婦死不承認留宿過一個男人；公公咬定有一個男人清晨從樓上走下；而沒有任何一人見過他所描繪的男人在清早時走過弄堂，唯一的證據是這把水果刀。
媳婦說這刀并不在她房裡，就吵嚷着要去查驗刀上的指紋，一時也不知上哪裡去查驗，於是就來到了婦聯。
這極像是一部推理片的開頭，可能性極多。
我和信訪站的同志聚在一處，從各個角度追究這個事件，卻也毫無結果。
後來，那母女倆再也沒有來過，便也無從了解事情的發展和結局。
這裡的故事往往是一個開頭或者片斷，充滿了暗示和預兆，使我們開動了想象力，但因經驗和認識的局限，終於也無法推測成完整的故事。
有些話又不能問得太多，這會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聽的身分，常常遭到人們戒備和讨厭的目光。
而白茅嶺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們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權利向她們提問，這不符合人權精神，可這就是我來此地的動機了。
雖然我不知道會有“米尼”。
炎熱使我意氣消沈，由於電力不足，風扇旋動得非常緩慢，有氣無力的，燈光也昏暗。
隔窗可見一條柏油路，隐在路燈下，路邊是一些花圃，有乘涼的人們走着或坐着。
女勞教大隊在距此三十裡的楓樹林，已經有許多記者、作者、編劇、導演去過那裡，寫回許多報告，還拍攝了一個多集電視劇，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據說幹警和勞教人員都參加了表演。
我不知道這一趟來會不會有新鮮的發現。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飯，就去路口等着上車。
原先，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幹警們很不方便。
往往她們的丈夫是在另一個勞改或勞教大隊工作，一周也僅能來回一次，孩子就無人照管了。
在白茅嶺農場，主要的職業隻有一個：幹警。
現在，女勞教大隊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輛專門的大客車，開車的是一個卷頭發的小夥子。
七點半時準時開車,沿途會停幾次，有去楓樹林小學讀書的孩子搭車，他們下車時便齊聲喊道：“謝謝爺叔！”我注意到他們說的是上海話，将“叔叔”說成“爺叔”，雖然，上海對他們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
在一九五三年從上海來到此地，披荊斬棘開創農場的墾荒者，當是他們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車走的是一條土路，起伏蜿蜒，當拖拉機迎面而過時，便揚起漫天的塵土，蒙住了視線，路邊是茶林和稻田，柏樹總是孤零零的，在視野中停留很長時間才消失。
車中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女孩，她們往往是在幼年的時候，跟了母親到這裡來。
其時，父親們已在此鋪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隻留給她們模模糊糊的記憶。
到了女勞教大隊，女孩子們下車各赴各的崗位，一位姓王的大隊内勤管理向我們介紹了概況。
我們知道女勞教大隊是在五八年開始辦的，文革中停辦，七二年時再成立，是中隊的規模，八四年又重為大隊。
其間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七百，目前是三百多。
在編幹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從職工中提幹上來，百分之十七從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嶺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過來。
大隊的編制為四個中隊，有正副大隊長三人，黨支部書記一人，正副中隊長共八人。
一二中隊是普通中隊。
三中隊稱為“二進宮”中隊，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處罰記錄，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經勞教；十一人婦教（即婦女教養所），判過刑十人；少教過四人。
四中隊名叫“出所中隊”，是臨近解教三個月前轉入的，對她們的管理比較寬松，使之回到社會中時較易适應。
在目前三百三十四個勞教人員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點六，“偷竊”百分之九點七，“詐騙”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點四。
勞教的生活主要是生産勞動，然後讀書、學習、伫列操練，等等。
如今白茅嶺努力要實現經濟自給，各大隊都有經營的任務，女勞教大隊主要是服裝、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
由於勞教人員流動性大，很難有熟手，所以定額指标無法提高。
并且白茅嶺地處邊遠，交通不利，又很難向廠方争取加工活兒，工廠往往把難做、利薄的活兒給她們，條件又極苛刻。
於是在我們去到白茅嶺的時候，女勞教大隊正被一股緊張的生産熱潮席卷，管生産的副大隊長急得跳腳，隻聽其聲不見其人，到處是她的指令，不可違背，刻不容緩。
在此同時，文化統考逼在眼前，隊部又正組織一場歌詠比賽，都在向大隊長讨時間。
下午，我們翻閱了全部的檔案卡片，預備一張采訪的名單。
卡片做得極其簡單，有一幀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發不起想象。
我們感到無從下手選擇采訪的對象，竟想以抽簽的方式決定，最後，我們還是兼顧考慮，各種案情都挑選一些，各種家庭狀況也都挑選一些，年齡則“老中青”都有選擇，“老”是指四十歲以上，“中”是三十歲以上，“青”則是二十歲以下的。
後來，管教幹部向我們推薦了一些。
她們所推薦的人選确實都很有意義，比較有“故事”，可是我們也發現，這些人是經常由幹部們推選去和采訪者談話，她們的表述過於完熟和流利，使我們也懷疑：其間真實的東西是不是很多，這是後話了。
傍晚回場部的途中，汽車将放學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淨淨的一身，這時已泥猴一般，手裡還用塑膠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針似的小魚在遊。
天氣還是炎熱，夜間一聲悶雷，下了幾個豆大的雨點。
這一天開始了采訪，許多人向我們推薦二中隊的一名女勞教，這是使人感到非常頭痛的一個角色，她們描繪她道：她的氣質顯然同一般勞教不同，很文雅，長得也清秀，膚色白淨，高鼻大眼，說話毫不粗魯，教養很好似的，從不與人争吵，也不與幹部頂嘴，然而卻也不聽從指揮，自行其事。
比如，隊長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門去站隊，隻有她躺在床上，等隊長跑到床前喊道：起來！她才慢慢坐起說：起來嗎？喊她做活，她很溫和地說：我不會做啊！於是就教她，比如釘扣子，她把扣子釘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還要下功夫拆。
她就是這樣和隊長糾纏，隊長受不了她，隻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勞動，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
她聲稱她會英語，時常以英語回答隊長的問題，弄得人不知所措。
這天，隊幹部們正在讨論針對她專門成立一個嚴管組，一天二十四小時監督，住單人房間，直到她聽話了才歸隊。
同時，她們又很懷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個醫院為她作精神病鑒定。
眼下醫院一般不願接受這種檢查，因精神病鑒定本來就極複雜，再要委任它承擔法律的責任，就更不敢輕易下判斷了。
她們建議我們與她談談，從她們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了期望，她們說：你們作家和她談談，會不會有結果呢？她們與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齡，雖是管教與被管教，卻并沒有超凡的經驗和手段，相比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們的廣闊豐富，是要比她們更為老道和成熟，這一場鬥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這些女孩子們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種挫敗感。
我很想試一試，我想到有一些讀者曾把我們當作醫生，将他們的困惑和憂慮告訴我們，希望從我們這裡得到治療。
也許，我想，我能夠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後，她來了。
如她們所說，她文靜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頭發齊頸項，一條淡黃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腳下穿了白襪，一雙搭絆黑布鞋。
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還有一些茫然。
隊長告訴她，我們是上海來的記者，要與她談話，她要有問必答，老老實實的。
她說：好呀，好呀，聲音有些飄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聲。
然後，我們就帶了她離開二中隊去大隊部接待室。
二中隊的院門鎖着，有一個身體高大，臉色黝黑的勞教過來為我們開門，并向我們微笑，她的眼睛很黑。
我們走向大隊部的路上，有些發窘似的，開始沒說話，互相看着，她輕盈地走在我身邊，态度很閑适。
過了一會，我問她：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她歌唱似的說：不知道啊！我又問：你什麼時候出去呢？她說：不知道啊！我碰了釘子，心裡有些惱火，又執着地問：你為什麼進來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帶了一點攻擊地說：你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就進來吧！她還是微笑着，說：我正想請你們幫我去問一問，我到底是為什麼進來的！我還想請教你們，究竟什麼是勞教？她變得滔滔不絕起來：我要讀法律的書，你們能幫我找一本法律的書嗎？什麼是勞改，什麼是勞教，難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嗎？我們這裡吃的飯好比是給雞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發出這麼多東西，全是吃這裡飯吃出來的。
她卷起袖子給我看，我說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
這時，我們已通過門衛，到了大隊部。
她坐在我們對面，坐相還端正，她的眼睛在我們臉上掃視。
應當問什麼呢？心裡不由有點惶惑，停了停，就問她家裡有幾口人，她總算回答了這個問題，說有父親母親和一個哥哥。
又問她在外面時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說上班有什麼意思？那麼不上班又做什麼呢？她說：不上班當然很開心，咖啡館坐坐，逛逛馬路，這時，她忽然抖起腿，說話的口氣也變得粗重而生硬。
她不再有笑容，目光裡有一種緊張，問我們在上海的什麼單位，能否請我們做她的老師，幫助她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
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說：做你的老師很累啊！她就笑，聲音銀鈴似的。
我們不知道還能問什麼，又坐了一會兒，隻得将她送回二中隊去了。
跑出來開門的還是那個黑臉蛋的女孩，她的眼睛裡有一股熱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
中隊長們問我們談得怎麼樣，我們說她也許精神是有問題。
中隊長們說，可是有時她頭腦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氣死，她的母親和哥哥來探望，和她說什麼，她都不好好回答，隻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親則哭個不停。
她進來的原因是偷竊和流氓，原單位是上棉十三廠，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勞教，因表現不好延長三個月。
出師就很不利，情緒有些低落，要是個個都這樣難弄，咱們趁早打道回府算了。
中隊長問我們還想找哪一個談，我們草草地看着名單，胡亂點了一個。
此人生於一九五五年，在某農場所屬工廠的總機工作，與多人發生兩性關系，判為賣淫。
我們是從繡花工場将她帶出來的，她較為高大，剪了短發，臉龐寬寬的，濃眉寬鼻，看上去健康質。
走在路上，我們問她怎麼樣？她說活兒實在太重，腳都腫了，說着就彎腰揿她的腳踝處給我們看。
我們說：是有點腫，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達的樣子說：吃官司嘛！我們走進大隊部，坐定下來，我們剛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淚噎得大口大口喘氣，一邊說道：沒想到會吃官司，怎麼會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話也說不出來，隻得等她哭好了才說，可她的眼淚就像流不盡似的，而且越來越洶湧，這樣等下去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幾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
她艱難地吞咽着眼淚，斷斷續續地說了起來，大概情況是這樣：她已結婚，有一十歲的女兒，後來她與一男人發生關系，此人承包了一個豆制品廠，比較富裕，對她很好，問她如何地對她好，她哭道：幫我打開水什麼的，反正很好。
他為她家買了許多東西，因此，她丈夫對這事也就眼開眼閉，甚至有幾回在家裡撞上，他也高擡貴手。
我們不禁要說：這怎麼可能呢？她便氣憤地擡高了聲音說道：他身上穿的短褲都是我那男的給買的，他能說什麼呢？我們便啞然。
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買這買那的，後來就鬧翻了，将這事抖落了出來，那男的妻子也來一起鬧，最後将她送進了派出所。
在承辦員例行公事地查問下，她卻還說出了其他許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幾次和多少個男的發生關系。
這回我們真的奇怪了，她說她們那裡的風氣就是這樣，男的随時會打上門來，向女的提出這種要求，她在總機工作，認識的男的又很多。
都是認識的，怎麼好意思拒絕人家呢？她反問我們。
然後又一陣突兀的悲傷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辦員看我太老實了，好幾次對我說：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現在改口還來得及，到了明天就來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話。
到了晚上，他又說：現在還來得及，明天就來不及啦，我一點也不懂啊！我們便默然。
哭了一陣，她稍稍安靜下來，我們就問她丈夫有沒有向她提出離婚，她點頭，并說要與丈夫争奪女兒，提到女兒又是一陣号啕，哽咽着說她給女兒小學的校長寫了一信，卻沒有回信，問我們可不可以回上海後去看看她的女兒。
哭了一陣，她舒出一口長氣，似有些欣慰地說：離了婚，電冰箱什麼的倒都是歸她的。
我們說她丈夫肯放棄嗎？她就說，那些東西都是那男的買給她的呀！這時候，她徹底平靜了下來，說她還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兒太重，腳都腫了，裡面的勞教又都厲害，成天亂哄哄的。
這時天已近中午，我們說我們談話耽誤了你做活，會不會給你減些定額呢？她嘴裡說沒關系，眼睛卻期待地看着我們。
她使我們掃興并且莫名其妙。
賣淫和淫亂這一樁事被她說得那麼簡單和自然，我們的問題倒顯得很無常識似的。
後來，我們漸漸發現，這是另一個世界裡的故事和法則，這個世界是我們永遠難以了解的。
然後我們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點，召開全體勞教的每月一次評點會，勞教們在中隊長的帶領下，排了隊端了小闆凳去大禮堂開會，評點會有這麼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揚的名單，表揚分兩種，口頭和書面的，三次口頭表揚等於一次書面表揚，三次書面表揚可得嘉獎，比如減少服教期，回滬探親。
表揚之後是批評，有一個外号叫“黑魚精”的勞教上台作檢查。
此人名氣很大，才來兩天我們就時時聽說她的劣迹了。
她曾以流氓罪服過刑，服刑期間，與同監房的女犯搞同性戀，出獄就多了一手。
這回進來，隻能将她安排在單人房間，晚上必須上鎖。
她周期性的會出現瘋狂的狀态，傷人或者自傷，喊叫她的“B角”。
在這裡，凡在同性戀中處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則為A角。
有時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給她，才可使她安靜。
而在她正常的時候，卻是詭計多端，老奸巨猾。
不久前，開大會時，她坐相不好，隊長便用腳踢了踢她，說：坐好！她立即給了隊長一個嘴巴，大叫：隊長踢我！隊長也無話可說，還須向她道歉，用腳踢她自然是有錯的。
當然她也須作檢查，可是她檢查的姿态和聲音裡都充斥了勝利的得意。
雖是小事一件，也可見得她是如何地時時伺機與隊長作對。
她已四十歲出頭，極短的頭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