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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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随時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歲的男人。
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卻不知到哪裡去了。
小徐沒有摩托車，必須有人去接他上班。
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麼王二就去接他吧——這時根本就沒有“我”這種東西。
等到“我”回來時，就會發現這樣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毀了我的車——這種小摩托設計載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個就有八十公斤。
除此之外，他像個雞奸者一樣趴在我身上。
小徐這東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說你好。
這都是責任心過強帶來的害處。
責任心過重常常使我大受傷害，每次部裡有人失蹤了，我都到處去找：去公安局，去醫院，甚至低聲下氣去問保安（他們對裁員不友好，摩托車在他們門前停片刻，車胎就會癟）。
到處都找不到之後，坐在技術部裡長籲短歎道：假如某某能回來，咱們就開party慶祝——我貢獻一百美元。
同事們說；算了吧老大哥，這小子準是得了數盲症。
但我不愛聽這話。
我從來不相信哪個某某會得救盲症。
結果他真的就得了數盲症。
每次發生了這種事，我都有被欺騙、遭遺棄的感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給我拿救心丹來！ 其實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樣天真。
我已經四十八歲了，我認識的人發數盲的，多到我記不住。
這就是說，我完全知道誰會發數盲——我見過的太多了。
就以目前為例，我可以打賭，技術部有一個數盲，就是趴在我背上這個姓徐的。
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裡面隻有點底子，或者底子都沒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應飲水，自己不帶水就是想喝别人的）；頭上戴頂二戰時期飛行員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邊上，拖着兩截清鼻涕，長相尖嘴猴腮。
就是把他行将發數盲這一點撇去，也足夠不讨人喜歡。
我不知道有誰喜歡他，不論是男人女人。
但是他現在沒有發數盲，他是我的人。
他沒有錢可以找我借，當然事後準不還；沒水嗎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
這就是說，我必須愛他，因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來過北戴河，達地方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樹木蔥茏，中間是一片馬鞍形的地帶，有海灘，海灘背後的山坡上樹林裡面是一些别墅——一些優雅的小房子。
現在海灘的情形是這樣的：海灘背後沒有了樹，那些别墅還在那裡，但都大大地變了樣。
所有的門窗都不見了，換上了草簾子、包裝箱上拆下的木闆、瓦楞紙箱，裡面住着施工隊、保安員、小商小販，總之，各種進城打工的人，門窗都被他們運回家去了。
他們在院子裡用磚頭壘起了一些類似豬圈的東西，那是他們的廁所。
煙囪裡冒出漆黑的煙，因為燒着廢輪胎。
海灘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
海面上漂滿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
廢輪胎、廢油、塑料袋我們大量地擁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斷地往這裡送。
簡言之，海灘變成了一片黑煙和廢油的沼澤地，如果山上很髒的話，這裡就是個糞坑。
而小徐卻偏願意住在這裡——這就是說，我不得不過下來接他。
假如不是這樣，我情願永遠不上這裡來。
出于過去的職業訓練，我見了醜陋的東西就難受。
技術部的房子在東山邊上，三面環有走廊，這說明這座房子有年頭了，過去是某位達官貴人的避暑别墅。
前幾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見大海，現在在刮大風的日子裡還可以看見，在其他的日子裡隻能看到一片黑煙。
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這些玻璃原來是無色的，現在變成了茶色。
這些變化的原因當然是柴油機冒出的黑煙，現在這所房子頂上有一根鐵管煙囪也在突突地冒這種黑煙。
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間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機冷卻水來供給暖氣，照明則需要柴油機帶動地下室裡的發電機。
這個嘣嘣亂響的鬼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時的能力。
現在我應當能設計出一種柴油機，起碼像泰國的産品，那種機器發出蠶吃桑葉的沙沙聲；或者像日本柴油機，那種機器無聲，也不排廢氣；當然，誰也不能要求我設計出瑞典柴油機，那種東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開動了沒有。
但是應當是應當，實際上我就會造這種鬼東西——開動起來像打夯機和煙霧彈的東西。
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機，這是因為那裡能找到足夠多的未患數盲症的人，來設計、制造、維修那些清潔、有效的集中供電系統。
雖然現在已經證明了數盲不傳染，但是要請這種人到中國來做技術顧問，卻沒人應聘；因為人們懷疑它與環境有關系。
人們還說，數盲是二十一世紀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發現防護措施之前，科技人員絕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險——事實上，的确有幾位到中國服務的科技人員在這裡發了數盲症，後來成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享受中國政府的終身養老金。
此後有人敢來冒險，但各國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員到中國來——科技人員是種寶貴的資源。
來的和平隊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學專業都是藝術、人文學科。
就算在來中國前學習一點科學技術的突擊課程，頂多隻能勝任科技翻譯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數盲症的中國人身上。
這些人在早上八點鐘以前到了這問房子裡，滿懷使命感開始工作。
王二來上班的時候，已經是最後一個。
他從摩托車座位下面的工具箱裡拿出一個塑料水箱，走進那間房子，有一個大号的洋鐵壺放在小小的門廳裡，旁邊放了一個量杯，王二從水箱裡量出一升水，倒進水壺裡，然後旋緊蓋子，把水箱放到一個架子上——那上面已經故了四十多個水箱，每個水箱上都有一塊橡皮膏，寫着名字。
然後他脫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擰開水管子，裡面就流出一種棕色的流體——這種東西被叫做自來水。
王二從水池邊拿起一條試紙試了，發現它是中性的，就在裡面洗了手。
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沒人敢在裡面洗臉。
因此他拿出了一塊濕式的衛生紙巾，先擦了臉，又擦了手，然後走進大廳。
這是一種精細的作風，和數盲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開大會時，你常能看到領導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礦泉水，喝上幾口，把剩下的扔在那裡，過一會再去倒一杯。
等開完了會，滿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
造就叫領導風度。
好在這些水也不會浪費，我們當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
保安員都喝了，他們也渴。
水這種東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為每人每天隻有五公升的飲水，所以燒茶的開水都要大家平攤。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想利用一下自來水——這種水是直接從河裡抽上來的，沒有經過處
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卻不知到哪裡去了。
小徐沒有摩托車，必須有人去接他上班。
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麼王二就去接他吧——這時根本就沒有“我”這種東西。
等到“我”回來時，就會發現這樣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毀了我的車——這種小摩托設計載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個就有八十公斤。
除此之外，他像個雞奸者一樣趴在我身上。
小徐這東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說你好。
這都是責任心過強帶來的害處。
責任心過重常常使我大受傷害，每次部裡有人失蹤了，我都到處去找：去公安局，去醫院，甚至低聲下氣去問保安（他們對裁員不友好，摩托車在他們門前停片刻，車胎就會癟）。
到處都找不到之後，坐在技術部裡長籲短歎道：假如某某能回來，咱們就開party慶祝——我貢獻一百美元。
同事們說；算了吧老大哥，這小子準是得了數盲症。
但我不愛聽這話。
我從來不相信哪個某某會得救盲症。
結果他真的就得了數盲症。
每次發生了這種事，我都有被欺騙、遭遺棄的感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給我拿救心丹來！ 其實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樣天真。
我已經四十八歲了，我認識的人發數盲的，多到我記不住。
這就是說，我完全知道誰會發數盲——我見過的太多了。
就以目前為例，我可以打賭，技術部有一個數盲，就是趴在我背上這個姓徐的。
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裡面隻有點底子，或者底子都沒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應飲水，自己不帶水就是想喝别人的）；頭上戴頂二戰時期飛行員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邊上，拖着兩截清鼻涕，長相尖嘴猴腮。
就是把他行将發數盲這一點撇去，也足夠不讨人喜歡。
我不知道有誰喜歡他，不論是男人女人。
但是他現在沒有發數盲，他是我的人。
他沒有錢可以找我借，當然事後準不還；沒水嗎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
這就是說，我必須愛他，因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來過北戴河，達地方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樹木蔥茏，中間是一片馬鞍形的地帶，有海灘，海灘背後的山坡上樹林裡面是一些别墅——一些優雅的小房子。
現在海灘的情形是這樣的：海灘背後沒有了樹，那些别墅還在那裡，但都大大地變了樣。
所有的門窗都不見了，換上了草簾子、包裝箱上拆下的木闆、瓦楞紙箱，裡面住着施工隊、保安員、小商小販，總之，各種進城打工的人，門窗都被他們運回家去了。
他們在院子裡用磚頭壘起了一些類似豬圈的東西，那是他們的廁所。
煙囪裡冒出漆黑的煙，因為燒着廢輪胎。
海灘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
海面上漂滿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
廢輪胎、廢油、塑料袋我們大量地擁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斷地往這裡送。
簡言之，海灘變成了一片黑煙和廢油的沼澤地，如果山上很髒的話，這裡就是個糞坑。
而小徐卻偏願意住在這裡——這就是說，我不得不過下來接他。
假如不是這樣，我情願永遠不上這裡來。
出于過去的職業訓練，我見了醜陋的東西就難受。
技術部的房子在東山邊上，三面環有走廊，這說明這座房子有年頭了，過去是某位達官貴人的避暑别墅。
前幾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見大海，現在在刮大風的日子裡還可以看見，在其他的日子裡隻能看到一片黑煙。
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這些玻璃原來是無色的，現在變成了茶色。
這些變化的原因當然是柴油機冒出的黑煙，現在這所房子頂上有一根鐵管煙囪也在突突地冒這種黑煙。
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間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機冷卻水來供給暖氣，照明則需要柴油機帶動地下室裡的發電機。
這個嘣嘣亂響的鬼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時的能力。
現在我應當能設計出一種柴油機，起碼像泰國的産品，那種機器發出蠶吃桑葉的沙沙聲；或者像日本柴油機，那種機器無聲，也不排廢氣；當然，誰也不能要求我設計出瑞典柴油機，那種東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開動了沒有。
但是應當是應當，實際上我就會造這種鬼東西——開動起來像打夯機和煙霧彈的東西。
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機，這是因為那裡能找到足夠多的未患數盲症的人，來設計、制造、維修那些清潔、有效的集中供電系統。
雖然現在已經證明了數盲不傳染，但是要請這種人到中國來做技術顧問，卻沒人應聘；因為人們懷疑它與環境有關系。
人們還說，數盲是二十一世紀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發現防護措施之前，科技人員絕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險——事實上，的确有幾位到中國服務的科技人員在這裡發了數盲症，後來成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享受中國政府的終身養老金。
此後有人敢來冒險，但各國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員到中國來——科技人員是種寶貴的資源。
來的和平隊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學專業都是藝術、人文學科。
就算在來中國前學習一點科學技術的突擊課程，頂多隻能勝任科技翻譯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數盲症的中國人身上。
這些人在早上八點鐘以前到了這問房子裡，滿懷使命感開始工作。
王二來上班的時候，已經是最後一個。
他從摩托車座位下面的工具箱裡拿出一個塑料水箱，走進那間房子，有一個大号的洋鐵壺放在小小的門廳裡，旁邊放了一個量杯，王二從水箱裡量出一升水，倒進水壺裡，然後旋緊蓋子，把水箱放到一個架子上——那上面已經故了四十多個水箱，每個水箱上都有一塊橡皮膏，寫着名字。
然後他脫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擰開水
王二從水池邊拿起一條試紙試了，發現它是中性的，就在裡面洗了手。
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沒人敢在裡面洗臉。
因此他拿出了一塊濕式的衛生紙巾，先擦了臉，又擦了手，然後走進大廳。
這是一種精細的作風，和數盲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開大會時，你常能看到領導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礦泉水，喝上幾口，把剩下的扔在那裡，過一會再去倒一杯。
等開完了會，滿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
造就叫領導風度。
好在這些水也不會浪費，我們當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
保安員都喝了，他們也渴。
水這種東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為每人每天隻有五公升的飲水，所以燒茶的開水都要大家平攤。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想利用一下自來水——這種水是直接從河裡抽上來的，沒有經過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