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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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之時他跟我笑談他的經曆，他說：現在講什麼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媽10年前就是三陪。
我望着我丈夫那張誇誇其談的小瘦臉，忽然想起我讀過的一本小說中的一句話：“這人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趁的不過就是一點兒小聰明和一個大錢包。
”我丈夫還不斷跟我說起那包金牙，他說，他真正沾着光的還是他父親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業起步的助跑器吧。
他說就為這，他也得活出個人樣兒來叫九泉之下的他父親自豪。
他一邊感歎他父親死得太早沒趕上被他孝敬，每當我們因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侖”、“長城”、“凱賓斯基”的時候，每當我們因為無聊而遊蕩新加坡、香港、泰國等等地方的時候，我丈夫便作這樣的感歎。
他一邊又慶幸他父親死在了“文革”之前。
他說他父親要是不死，“文革”開始他當過綠林那點兒老賬一定會抖出來，紅衛兵不把他弄個半死也得抄我們的家。
那麼金條呢？金牙呢？一切便不複存在了。
我丈夫說，“他死得好啊，正好輪到我去抄别人的家了……”他肆無忌憚地評價着他那死去的父親，也從不為“百寶箱”裡他昧來的那些東西而感到内疚。
有一回我對他說，說穿了我們不過是發了橫财的竊賊罷了，隻有竊賊才會發橫财。
我丈夫說誰又能保證别人不是竊賊呢？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沒被發現的都不能叫錯誤——話又說回來，真正被發現的錯誤又有幾樁呢？我丈夫的話立刻使我閉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會有所指，雖然我明知他根本無從了解我在5歲時的那件往事。
若說竊賊，難道我不也是麼？我在5歲時就敢竊取一個男生的命，以安撫自己的虛榮。
後來，我丈夫為了強調他這一觀點的精辟，還領我到他母親家的一間地下室轉了一圈。
那是他父母住了幾十年的一幢獨院，有四間西式平房并設有一間20平米的地下室。
我随我丈夫走進地下室，見地上竟堆着一大片捆綁整齊的草綠色軍便服，“六○式”斜紋卡其布的。
我丈夫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武鬥最厲害那幾年，他和幾個同學初中畢業閑着沒事到處閑逛，有一天晚上他們逛到一家被服廠，砸開窗戶跳進一個大房間，打開手電照照，才知道他們是跳進了一間軍服倉庫，不知為什麼這倉庫竟沒人看守。
我丈夫他們心血來潮便開始偷軍裝，幾個人往返十幾趟，折騰了大半夜，扛着大包袱出出進進居然沒被發現。
我丈夫說現在他就盼着哪家電影廠拍“文革”當中軍隊的大場面，他們家地下室裡這點兒老式軍裝足夠裝備兩個營的吧。
我對他說你真敢把軍裝交給電影廠？我丈夫說當然不敢了，沒告訴你發現了就是錯誤了麼。
他說其實偷軍裝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想到拿它幹什麼，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
誰知道現在成了負擔：又不能當禮品贈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燒了又怕目标太大。
這些老軍裝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義似乎就是能告訴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這一摞摞永不見天日的軍裝就是證明。
我丈夫滔滔不絕地對我說着，我望着他那雖然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想綠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漢一臉連鬓胡子，綠林也有如我丈夫這般小巧玲珑之人。
他身上流着綠林的血，這或許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發達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中還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因為我發現這世界上不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僅我丈夫的一隻百寶箱和他們家地下室那幾摞永遠拿不出手的軍裝，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
這些陳年的隐秘似乎沖淡了我在5歲的那個犯罪事實，和他們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個下午的失手（我開始有意把我向陳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當真那麼沉重那麼真實麼我當真向一個同班男生的後背伸出過手麼？ 我想念我的丈夫，為了他向我暴露的這一切。
從前我們做愛時我總是莫名其妙地緊張，現如今我慢慢學會了放松自己。
我欣賞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悅；我欣賞我的放松，我隻有放松着才顧得上欣賞我的丈夫。
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軀體，我像一株樹那樣聽憑他在上邊攀來爬去。
在他的身子下邊我感覺不到風險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壞不到哪兒去。
我想為他生個孩子，好好過我們的讓許多人眼熱的生活。
我知道我丈夫頻繁地在我身上勞動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們倆一有時間就做這事。
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說過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應該呆在家裡生孩子，養孩子，享福。
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去醫院做過檢查，我和我丈夫都沒問題。
究竟是為什麼呢我幾乎不願想下去，因為我覺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個不可言說的下午：一個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蒼便不屑再賜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這久遠的懲罰終于來臨了：他們不讓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兩年開始疏遠我，我自嘲地想他這是爬厭了我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樹，一棵不能開花結果的秃樹。
這時我才發現我不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實是愛上他了。
結婚十幾年來，不是沒有男人想對我好，但他們顧忌我丈夫的錢和勢力，不敢對我怎麼樣——假如我想對他們怎麼樣倒是可以的。
但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
我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
他卻不再注意我，他在外邊女人很多。
他隻是不斷送給我比較貴重的東西，以此來安撫他的良心。
每當他送我重禮時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禮物的件數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數。
我感覺到他也許會同我離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懷上他的孩子。
我怎樣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樣才能讓他重新正視我的存在？像我這麼一個連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
前些天我發現了一個機遇，這機遇恰恰又不可逃脫地聯系着1958年那個死在我手中的陳非。
陳非的父親
我望着我丈夫那張誇誇其談的小瘦臉，忽然想起我讀過的一本小說中的一句話：“這人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趁的不過就是一點兒小聰明和一個大錢包。
”我丈夫還不斷跟我說起那包金牙，他說，他真正沾着光的還是他父親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業起步的助跑器吧。
他說就為這，他也得活出個人樣兒來叫九泉之下的他父親自豪。
他一邊感歎他父親死得太早沒趕上被他孝敬，每當我們因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侖”、“長城”、“凱賓斯基”的時候，每當我們因為無聊而遊蕩新加坡、香港、泰國等等地方的時候，我丈夫便作這樣的感歎。
他一邊又慶幸他父親死在了“文革”之前。
他說他父親要是不死，“文革”開始他當過綠林那點兒老賬一定會抖出來，紅衛兵不把他弄個半死也得抄我們的家。
那麼金條呢？金牙呢？一切便不複存在了。
我丈夫說，“他死得好啊，正好輪到我去抄别人的家了……”他肆無忌憚地評價着他那死去的父親，也從不為“百寶箱”裡他昧來的那些東西而感到内疚。
有一回我對他說，說穿了我們不過是發了橫财的竊賊罷了，隻有竊賊才會發橫财。
我丈夫說誰又能保證别人不是竊賊呢？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沒被發現的都不能叫錯誤——話又說回來，真正被發現的錯誤又有幾樁呢？我丈夫的話立刻使我閉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會有所指，雖然我明知他根本無從了解我在5歲時的那件往事。
若說竊賊，難道我不也是麼？我在5歲時就敢竊取一個男生的命，以安撫自己的虛榮。
後來，我丈夫為了強調他這一觀點的精辟，還領我到他母親家的一間地下室轉了一圈。
那是他父母住了幾十年的一幢獨院，有四間西式平房并設有一間20平米的地下室。
我随我丈夫走進地下室，見地上竟堆着一大片捆綁整齊的草綠色軍便服，“六○式”斜紋卡其布的。
我丈夫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武鬥最厲害那幾年，他和幾個同學初中畢業閑着沒事到處閑逛，有一天晚上他們逛到一家被服廠，砸開窗戶跳進一個大房間，打開手電照照，才知道他們是跳進了一間軍服倉庫，不知為什麼這倉庫竟沒人看守。
我丈夫他們心血來潮便開始偷軍裝，幾個人往返十幾趟，折騰了大半夜，扛着大包袱出出進進居然沒被發現。
我丈夫說現在他就盼着哪家電影廠拍“文革”當中軍隊的大場面，他們家地下室裡這點兒老式軍裝足夠裝備兩個營的吧。
我對他說你真敢把軍裝交給電影廠？我丈夫說當然不敢了，沒告訴你發現了就是錯誤了麼。
他說其實偷軍裝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想到拿它幹什麼，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
誰知道現在成了負擔：又不能當禮品贈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燒了又怕目标太大。
這些老軍裝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義似乎就是能告訴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這一摞摞永不見天日的軍裝就是證明。
我丈夫滔滔不絕地對我說着，我望着他那雖然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想綠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漢一臉連鬓胡子，綠林也有如我丈夫這般小巧玲珑之人。
他身上流着綠林的血，這或許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發達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中還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因為我發現這世界上不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僅我丈夫的一隻百寶箱和他們家地下室那幾摞永遠拿不出手的軍裝，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
這些陳年的隐秘似乎沖淡了我在5歲的那個犯罪事實，和他們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個下午的失手（我開始有意把我向陳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當真那麼沉重那麼真實麼我當真向一個同班男生的後背伸出過手麼？ 我想念我的丈夫，為了他向我暴露的這一切。
從前我們做愛時我總是莫名其妙地緊張，現如今我慢慢學會了放松自己。
我欣賞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悅；我欣賞我的放松，我隻有放松着才顧得上欣賞我的丈夫。
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軀體，我像一株樹那樣聽憑他在上邊攀來爬去。
在他的身子下邊我感覺不到風險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壞不到哪兒去。
我想為他生個孩子，好好過我們的讓許多人眼熱的生活。
我知道我丈夫頻繁地在我身上勞動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們倆一有時間就做這事。
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說過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應該呆在家裡生孩子，養孩子，享福。
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去醫院做過檢查，我和我丈夫都沒問題。
究竟是為什麼呢我幾乎不願想下去，因為我覺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個不可言說的下午：一個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蒼便不屑再賜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這久遠的懲罰終于來臨了：他們不讓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兩年開始疏遠我，我自嘲地想他這是爬厭了我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樹，一棵不能開花結果的秃樹。
這時我才發現我不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實是愛上他了。
結婚十幾年來，不是沒有男人想對我好，但他們顧忌我丈夫的錢和勢力，不敢對我怎麼樣——假如我想對他們怎麼樣倒是可以的。
但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
我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
他卻不再注意我，他在外邊女人很多。
他隻是不斷送給我比較貴重的東西，以此來安撫他的良心。
每當他送我重禮時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禮物的件數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數。
我感覺到他也許會同我離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懷上他的孩子。
我怎樣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樣才能讓他重新正視我的存在？像我這麼一個連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
前些天我發現了一個機遇，這機遇恰恰又不可逃脫地聯系着1958年那個死在我手中的陳非。
陳非的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