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私募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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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每次看到江彬抱着電話作誠懇狀時，蘇震清通常會搖頭歎息。
蘇震清說這樣的姑娘很平常，很多地方可以找到，她們在白天的人群中或許還能有些呼吸的力氣，但當夜幕降臨，她們内心蠢蠢欲動的欲望就按捺不住了，她們喬裝打扮，她們放浪形骸。
江彬不滿蘇震清把蕭美倫理解成那種不安分的女人，他極力替她辯解，可當他提到“蕭美倫”三個字時，蘇震清愣住了。
他說：“廣濱市富誠信托的老總也叫蕭美倫，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女人，唯一不好就是酗酒。
前幾天來海深市辦事，莫非，你碰到的是她？” “怎會有這麼巧的事？” 正疑慮間，廣濱市那邊來了電話，說富誠信托要江彬盡快趕去應聘。
此時蘇震清恰好也高升了，出任廣濱市海波證券主管新股發行事宜的副總，正好可以陪江彬一起去廣濱市。
蕭美倫決定聘用江彬與她的一項決策有關，她打算在富誠信托旗下設立一家私募基金，就是後來由江彬掌舵的陽明投資。
蕭美倫出任富誠投資信托公司總經理時，隻有三十出頭。
她雄心勃勃，一心要成為金融界出類拔萃之輩。
國内關于投資信托公司的性質，一直模糊不清。
它通常由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門出資組成，也有的是銀行下屬機構，先天就有點四不像。
有人說，信托投資公司的業務應該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也有人說，信托投資公司是金融“百貨商店”，什麼都敢幹。
後者較前者在觀念上更前衛、更新銳。
蕭美倫完全接受後一種觀點，決心将富誠信托投資公司辦成廣濱市的“金融百貨公司”。
她四面出擊，涉足股票、期貨、房地産、礦産投資、資金拆借……沒過多久，蕭美倫就迅速打開了局面，取得赫赫戰績。
富誠信托投資公司由小變大，成為珠三角地區舉足重輕的機構大戶。
2000年大陸股市又有了點戲，蕭美倫打算與時俱進，成立一個國内流行的私募基金，并将其命名為“陽明基金”。
後因某些國情方面的緣由，陽明投資的資金絕大部分要靠自主募集，富誠信托轉換成了合夥人的角色。
其實，成立一家私募公司并非易事，起碼需要滿足六個條件： 一、在某個投資領域（如股票、期貨、外彙、黃金等）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最好長時間穩定盈利過； 二、制定包含資金的募集、投向、分成、風險控制等内容的說明書； 三、有一批傾心相挺的富人，适時提供相當規模的資金； 四、有完整的投研團隊，密切跟蹤市場的變化，及時制定交易計劃和策略； 五、有一套精密嚴格的系統，使計劃能真正執行下去； 六、因私募尚處于灰色地帶，必須有能力化解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
很顯然，江彬那時并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
而蕭美倫找江彬來主持相關工作，看中的隻是他當初做主持人時的超高人氣，因為草創初期，陽明投資最需要關心的不是績效，而是金主們的資金注入。
當時在江彬腦子裡就隻想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不是為客戶賺錢，而是找到新的投資者，挖掘大客戶。
每天，江彬得給他不認識而他們也不想和他說話的人打上50個電話。
人們總是把電話挂斷，江彬必須不停地打，才能找到願接電話的人。
他不斷地尋找打電話的合适對象，那些到處捐錢而又不是公司客戶的企業家最有可能接到他的電話。
多數時候他們總會讓秘書擋電話，如果江彬知道了秘書的名字，那麼差不多算是接通了要找的人。
因為多數做金融投資的老闆對他們的秘書很差，隻要能表現出任何一點兒毫無心計的善意，就能産生很好的效果。
一旦成功地和他們見面，江彬就會抓住機會，批評他們的投資組合如何如何不妥，敦促他們買他建倉了的股票。
離開時他手裡總會多一份理财委托書，一般很少落空。
會面過後，江彬還會跑到大廈頂層，然後層層往下，挨個敲門，看有誰想和他聊聊股票。
任何标有“權益”、“資産”或者“證券”的房間都是他的捕獵對象，除非有人知道如何阻止他進入辦公室。
盡管江彬從樓上到樓下的命中率不高，不過如果他去過那些辦公室的話，至少不用再打那麼多冰冷的電話。
很快，金融街被他搜遍了。
要有時間，江彬還會租一輛車到圖書館，看報紙上關于當地首屈一指的人物的報道。
他會抄下好幾十個名字，用随身帶的零錢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直到約好一次會面為止。
富誠信托的聲望，江彬的知名度，加上自始至終執着不懈，募資工作總算有了成效。
在他看來，成功就得有點“無賴的精神”，斯文是沒法換來金主們關愛的眼神的。
當然，這個觀點不一定被其他人認同。
3艱難決策 國内隻有公募基金才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為了做到于法有據，江彬和蕭美倫通過發行證券“信托”産品，獲取一條陽光通道，但這樣門檻太高，限制頗多。
蘇震清出于和江彬的私人情誼拿出一百萬參與進來，卻也隻是剛剛邁過最低法定門檻，蔡斌則是聯合十幾個過去的同事才算勉強獲得與蘇震清同等待遇。
信托資金介入股市以後，必須分散組合投資，不能将資金集中投資于少數幾隻股票。
這一點和公募基金是一緻的，唯一的優勢是，持股倉位不受限制，可以根據行情演變靈活調配。
直白點講，私募基金就是專為富人或在業内有門路的人服務的。
有諷刺意味的是，私募基金對那些不富有的人來說具有更大的意義。
衆多不富有的人完全受市場和公募基金支配，而公募基金隻要規模能維持住，他們的管理費收入是不受影響的。
私募基金不是這樣：隻有在你為客戶賺錢的時候，才能獲得報酬。
私募基金隻收取比銀行活期利息還少得多的管理費，把盈利的20％（包括實現和未實現的盈利，不管你是否賣出了頭寸）作為基金的報酬。
如果你的基金賺錢，那麼一切都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賠了錢，隻有在為客戶把虧損補齊之後才能再收管理費。
這就意味，如果你在第一年賠了錢，隻有在為客戶把錢賺回來後才能獲得報酬，如果在來年沒能賺回來，你仍然沒收入。
在此規則之下，私募基金會被逼得資金運作既要有創造性，又要極端謹慎。
因為他們不能隻抱怨市場的形勢不好，卻照樣拿傭金，就像公募基金一樣。
江彬很難理解，為什麼管理層隻讓富人從這種安排中受益，而這種規則明顯會産生比公募基金更好的業績。
陽光私募讓你和投資者同生共死，公募基金讓你變成忙于集資和推銷的奴隸。
公募基金可以一連幾年業績不佳卻仍賺很多錢，即便如此，他們還在拼命擴充規模，規模才是最現實的收入來源，有無盈利倒顯得次要了。
憑什麼要這樣安排？遊戲不應該是這種玩法。
作為一個新手私募基金經理，江彬征得蕭美倫的同意，加了一條對投資者的資金進行保護的條款：如果陽明投資的業績降到負10％以
蘇震清說這樣的姑娘很平常，很多地方可以找到，她們在白天的人群中或許還能有些呼吸的力氣，但當夜幕降臨，她們内心蠢蠢欲動的欲望就按捺不住了，她們喬裝打扮，她們放浪形骸。
江彬不滿蘇震清把蕭美倫理解成那種不安分的女人，他極力替她辯解，可當他提到“蕭美倫”三個字時，蘇震清愣住了。
他說：“廣濱市富誠信托的老總也叫蕭美倫，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女人，唯一不好就是酗酒。
前幾天來海深市辦事，莫非，你碰到的是她？” “怎會有這麼巧的事？” 正疑慮間，廣濱市那邊來了電話，說富誠信托要江彬盡快趕去應聘。
此時蘇震清恰好也高升了，出任廣濱市海波證券主管新股發行事宜的副總，正好可以陪江彬一起去廣濱市。
蕭美倫決定聘用江彬與她的一項決策有關，她打算在富誠信托旗下設立一家私募基金，就是後來由江彬掌舵的陽明投資。
蕭美倫出任富誠投資信托公司總經理時，隻有三十出頭。
她雄心勃勃，一心要成為金融界出類拔萃之輩。
國内關于投資信托公司的性質，一直模糊不清。
它通常由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門出資組成，也有的是銀行下屬機構，先天就有點四不像。
有人說，信托投資公司的業務應該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也有人說，信托投資公司是金融“百貨商店”，什麼都敢幹。
後者較前者在觀念上更前衛、更新銳。
蕭美倫完全接受後一種觀點，決心将富誠信托投資公司辦成廣濱市的“金融百貨公司”。
她四面出擊，涉足股票、期貨、房地産、礦産投資、資金拆借……沒過多久，蕭美倫就迅速打開了局面，取得赫赫戰績。
富誠信托投資公司由小變大，成為珠三角地區舉足重輕的機構大戶。
2000年大陸股市又有了點戲，蕭美倫打算與時俱進，成立一個國内流行的私募基金，并将其命名為“陽明基金”。
後因某些國情方面的緣由，陽明投資的資金絕大部分要靠自主募集，富誠信托轉換成了合夥人的角色。
其實，成立一家私募公司并非易事，起碼需要滿足六個條件： 一、在某個投資領域（如股票、期貨、外彙、黃金等）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最好長時間穩定盈利過； 二、制定包含資金的募集、投向、分成、風險控制等内容的說明書； 三、有一批傾心相挺的富人，适時提供相當規模的資金； 四、有完整的投研團隊，密切跟蹤市場的變化，及時制定交易計劃和策略； 五、有一套精密嚴格的系統，使計劃能真正執行下去； 六、因私募尚處于灰色地帶，必須有能力化解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
很顯然，江彬那時并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
而蕭美倫找江彬來主持相關工作，看中的隻是他當初做主持人時的超高人氣，因為草創初期，陽明投資最需要關心的不是績效，而是金主們的資金注入。
當時在江彬腦子裡就隻想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不是為客戶賺錢，而是找到新的投資者，挖掘大客戶。
每天，江彬得給他不認識而他們也不想和他說話的人打上50個電話。
人們總是把電話挂斷，江彬必須不停地打，才能找到願接電話的人。
他不斷地尋找打電話的合适對象，那些到處捐錢而又不是公司客戶的企業家最有可能接到他的電話。
多數時候他們總會讓秘書擋電話，如果江彬知道了秘書的名字，那麼差不多算是接通了要找的人。
因為多數做金融投資的老闆對他們的秘書很差，隻要能表現出任何一點兒毫無心計的善意，就能産生很好的效果。
一旦成功地和他們見面，江彬就會抓住機會，批評他們的投資組合如何如何不妥，敦促他們買他建倉了的股票。
離開時他手裡總會多一份理财委托書，一般很少落空。
會面過後，江彬還會跑到大廈頂層，然後層層往下，挨個敲門，看有誰想和他聊聊股票。
任何标有“權益”、“資産”或者“證券”的房間都是他的捕獵對象，除非有人知道如何阻止他進入辦公室。
盡管江彬從樓上到樓下的命中率不高，不過如果他去過那些辦公室的話，至少不用再打那麼多冰冷的電話。
很快，金融街被他搜遍了。
要有時間，江彬還會租一輛車到圖書館，看報紙上關于當地首屈一指的人物的報道。
他會抄下好幾十個名字，用随身帶的零錢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直到約好一次會面為止。
富誠信托的聲望，江彬的知名度，加上自始至終執着不懈，募資工作總算有了成效。
在他看來，成功就得有點“無賴的精神”，斯文是沒法換來金主們關愛的眼神的。
當然，這個觀點不一定被其他人認同。
3艱難決策 國内隻有公募基金才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為了做到于法有據，江彬和蕭美倫通過發行證券“信托”産品，獲取一條陽光通道，但這樣門檻太高，限制頗多。
蘇震清出于和江彬的私人情誼拿出一百萬參與進來，卻也隻是剛剛邁過最低法定門檻，蔡斌則是聯合十幾個過去的同事才算勉強獲得與蘇震清同等待遇。
信托資金介入股市以後，必須分散組合投資，不能将資金集中投資于少數幾隻股票。
這一點和公募基金是一緻的，唯一的優勢是，持股倉位不受限制，可以根據行情演變靈活調配。
直白點講，私募基金就是專為富人或在業内有門路的人服務的。
有諷刺意味的是，私募基金對那些不富有的人來說具有更大的意義。
衆多不富有的人完全受市場和公募基金支配，而公募基金隻要規模能維持住，他們的管理費收入是不受影響的。
私募基金不是這樣：隻有在你為客戶賺錢的時候，才能獲得報酬。
私募基金隻收取比銀行活期利息還少得多的管理費，把盈利的20％（包括實現和未實現的盈利，不管你是否賣出了頭寸）作為基金的報酬。
如果你的基金賺錢，那麼一切都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賠了錢，隻有在為客戶把虧損補齊之後才能再收管理費。
這就意味，如果你在第一年賠了錢，隻有在為客戶把錢賺回來後才能獲得報酬，如果在來年沒能賺回來，你仍然沒收入。
在此規則之下，私募基金會被逼得資金運作既要有創造性，又要極端謹慎。
因為他們不能隻抱怨市場的形勢不好，卻照樣拿傭金，就像公募基金一樣。
江彬很難理解，為什麼管理層隻讓富人從這種安排中受益，而這種規則明顯會産生比公募基金更好的業績。
陽光私募讓你和投資者同生共死，公募基金讓你變成忙于集資和推銷的奴隸。
公募基金可以一連幾年業績不佳卻仍賺很多錢，即便如此，他們還在拼命擴充規模，規模才是最現實的收入來源，有無盈利倒顯得次要了。
憑什麼要這樣安排？遊戲不應該是這種玩法。
作為一個新手私募基金經理，江彬征得蕭美倫的同意，加了一條對投資者的資金進行保護的條款：如果陽明投資的業績降到負10％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