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語人的苦惱
關燈
小
中
大
負責。
更何況這裡還有個态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态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麼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
但我在跟我丈夫争論時，隻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
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産生。
我們的争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生活在美國的第三年，頭一次用英語在夢裡亂嚷。
把我自己喊醒後，發現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
我喊的是“幹嗎是我？！”醒過來，我怎麼也想不起這句話的上下文。
也許夢話和夢的情節并不一緻；夢話是更生理的，而夢更屬于精神。
那時狂練英文，詞彙和句子全錄在聲帶上，夜裡聲帶失禁，語句自己就迸發出來，用不着通過思維。
想想真是很慘，把自己弄成了一隻八哥，隻管往嘴裡灌詞兒，懂或不懂，要緊的是嘴一張詞兒就得出來，說它是條件反射也好，是動物本能也好。
從那次喊夢話之後，接下去的幾年，我的夢全是無聲的。
兩種語言在我身心中作戰，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無所适從的地步。
大約是第七年，我的夢開始有聲了，中、英文混雜，十分熱鬧。
直到現在，我仍有一種病态的敏感：一句話說出去，我會馬上檢查一番，句子有沒有語病？時态是否正确？句法夠不夠簡明？……要減低這種敏感度，必須靠酒。
往往是兩杯葡萄酒之後，我滔滔不絕起來。
一位好朋友跟我說了真心話。
她說：“你以為你很自如，其實你很乏味，講的全是廢話。
在旁邊看着你，就是可憐你。
” 這樣一來，我看見所謂“雙語”，幾乎是不可能的。
就拿那勃可夫來說，他号稱有三條母語舌頭，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俄語舌頭“具有無限彈性”。
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參觀那勃可夫生平展覽，在他一次演講錄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可以像大師那樣以英文寫作，我亦可以像學者那樣以英文閱讀，而我以英文講話時，就隻能像個兒童。
” 因此，作為“雙語人”，其實永遠免不了一層遺憾：他的第二語言，總是不能像母語那樣随心所欲。
明顯的表現，就是對幽默的遲鈍。
有時我丈夫讀報上的幽默小品給我聽，我時常不知道他怎麼覺得那麼可樂。
我做英文演講的時候也發現，觀衆在我自認為幽默的地方并沒有反應，他們大笑時，我往往意識到，他們笑的不是地方。
更何況這裡還有個态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态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麼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
但我在跟我丈夫争論時，隻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
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産生。
我們的争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生活在美國的第三年，頭一次用英語在夢裡亂嚷。
把我自己喊醒後，發現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
我喊的是“幹嗎是我？！”醒過來，我怎麼也想不起這句話的上下文。
也許夢話和夢的情節并不一緻；夢話是更生理的，而夢更屬于精神。
那時狂練英文，詞彙和句子全錄在聲帶上，夜裡聲帶失禁，語句自己就迸發出來，用不着通過思維。
想想真是很慘，把自己弄成了一隻八哥，隻管往嘴裡灌詞兒，懂或不懂，要緊的是嘴一張詞兒就得出來，說它是條件反射也好，是動物本能也好。
從那次喊夢話之後，接下去的幾年，我的夢全是無聲的。
兩種語言在我身心中作戰，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無所适從的地步。
大約是第七年，我的夢開始有聲了，中、英文混雜，十分熱鬧。
直到現在，我仍有一種病态的敏感：一句話說出去，我會馬上檢查一番，句子有沒有語病？時态是否正确？句法夠不夠簡明？……要減低這種敏感度，必須靠酒。
往往是兩杯葡萄酒之後，我滔滔不絕起來。
一位好朋友跟我說了真心話。
她說：“你以為你很自如，其實你很乏味，講的全是廢話。
在旁邊看着你，就是可憐你。
” 這樣一來，我看見所謂“雙語”，幾乎是不可能的。
就拿那勃可夫來說，他号稱有三條母語舌頭，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俄語舌頭“具有無限彈性”。
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參觀那勃可夫生平展覽，在他一次演講錄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可以像大師那樣以英文寫作，我亦可以像學者那樣以英文閱讀，而我以英文講話時，就隻能像個兒童。
” 因此，作為“雙語人”，其實永遠免不了一層遺憾：他的第二語言，總是不能像母語那樣随心所欲。
明顯的表現，就是對幽默的遲鈍。
有時我丈夫讀報上的幽默小品給我聽，我時常不知道他怎麼覺得那麼可樂。
我做英文演講的時候也發現，觀衆在我自認為幽默的地方并沒有反應，他們大笑時，我往往意識到，他們笑的不是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