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消失在水中——《大師和瑪格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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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八日，貧困潦倒的布爾加科夫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一個助理導演的職位，"如果不能任命我為助理導演……"他說，"請求當個在編的普通配角演員；如果當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請求當個管劇務的工人；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求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盡快處置我，隻要處置就行……"作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師，布爾加科夫在驕傲和克服饑餓之間顯得困難重重，最終他兩者都選擇了，他在"請求"的後面沒有絲毫的乞讨，當他請求做一個管劇務的工人時，依然驕傲地說："隻要處置我就行。
" 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撥通了布爾加科夫家的電話，與布爾加科夫進行了簡短的交談，然後布爾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一名助理導演。
他重新開始寫作《大師與瑪格麗特》，一部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獲得發表的作品。
布爾加科夫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的寫作就更為突出地表達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說他的寫作失去了實際的意義，與發表、收入、名譽等等毫無關系，寫作成為了純粹的自我表達，成為了布爾加科夫對自己的紀念。
這位來自基輔的神學教授的兒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靜，他認為："作家不論遇到多大困難都應該堅貞不屈……如果使文學去适應把個人生活安排得更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這樣的文學便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勾當了。
" 他說到做到。
無論是來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見，還是來自藝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壓力，都不能使他改變自己的主張，于是他生活貧困，朋友疏遠，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爾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命運的挑戰"，就象一首牙買加民歌裡的奴隸的歌唱："你們有權利，我們有道德。
" 在這種情況下，布爾加科夫的寫作隻能是内心獨白，于是在憤怒、仇恨和絕望之後，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寫作，就象疾病使普魯斯特回到寫作，孤獨使卡夫卡回到寫作那樣，厄運将布爾加科夫與榮譽、富貴分開了，同時又将真正的寫作賦予了他，給了他另一種歡樂，也給了他另一種痛苦。
回到了寫作的布爾加科夫，沒有了出版，沒有了讀者，沒有了評論，與此同時他也沒有了虛榮，沒有了毫無意義的期待。
他獲得了甯靜，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
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鬥争；用不着一方面和報紙、雜志誇誇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
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榮耀裡脫身而出，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因為他沒有機會離開寫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虛構裡，他已經消失在自己的寫作之中，而且無影無蹤，就象博爾赫斯寫到佩德羅-達米安生命消失時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在生命的最後十二年裡，布爾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後，〈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寫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虛構了撒旦對莫斯科的訪問，也虛構了自己；或者說他将自己的生活進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擴張了想象，縮小了現實。
因此在最後的十二年裡，很難說布爾加科夫是貧困的？還是富有的？ 是軟弱的？還是強大的？ 是走投無路？還是左右逢源？ 大師和瑪格麗特 在這部作品中，有兩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師和瑪格麗特，他們第一次的出現，是在書的封面上，可是以書名的身份出現了一次以後，他們的第二次出現卻被叙述一再推遲，直到二八四頁，大師才悄然而來，緊接着在三一四頁的時候，美麗的瑪格麗特也接踵而至了。
在這部五八0頁的作品裡，大師和瑪格麗特真正的出現正是在叙述最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間的部分。
這時候，讀者已經忘記了書名，忘記了曾經在書的封面上看到過他們的名字。
在此之前，化名沃蘭德的撒旦以叙述裡最為有力的聲音，改變了莫斯科的現實。
雖然撒旦的聲音極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礎，然後就象是地震一樣，在其之上，我們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緊張了起來，并且驚恐不安。
顯然，布爾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幫助，他飽嘗痛苦和恥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遠離了人世，當他發現自己讨厭的不是幾個人，而是所有的人時，他的内心逐漸地成為了傳說，在傳說中與撒旦相遇，然後和撒旦重疊。
因此可以這樣說，《大師和瑪格麗特》裡的撒旦，就是布爾加科夫自己，而大師——這個試圖重寫本丢-彼拉多的曆史的作家，則是布爾加科夫留在現實裡的殘缺不全的影子。
從錢誠先生的漢語翻譯來看，《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叙述具備了十九世紀式的耐心，尤其是開始的幾章，牧首湖畔的冗長的交談，本丢-彼拉多對耶稣的審訓，然後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談話，五十一頁過去了，布爾加科夫才讓那位詩人瘋跑起來，當詩人無家漢開始其喪失理智的瘋狂奔跑，布爾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動起來了，一直到二八三頁，也就是大師出現之前，布爾加科夫讓筆下的人物象是傳遞接力棒似的
" 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撥通了布爾加科夫家的電話，與布爾加科夫進行了簡短的交談，然後布爾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一名助理導演。
他重新開始寫作《大師與瑪格麗特》，一部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獲得發表的作品。
布爾加科夫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的寫作就更為突出地表達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說他的寫作失去了實際的意義，與發表、收入、名譽等等毫無關系，寫作成為了純粹的自我表達，成為了布爾加科夫對自己的紀念。
這位來自基輔的神學教授的兒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靜，他認為："作家不論遇到多大困難都應該堅貞不屈……如果使文學去适應把個人生活安排得更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這樣的文學便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勾當了。
" 他說到做到。
無論是來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見，還是來自藝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壓力，都不能使他改變自己的主張，于是他生活貧困，朋友疏遠，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爾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命運的挑戰"，就象一首牙買加民歌裡的奴隸的歌唱："你們有權利，我們有道德。
" 在這種情況下，布爾加科夫的寫作隻能是内心獨白，于是在憤怒、仇恨和絕望之後，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寫作，就象疾病使普魯斯特回到寫作，孤獨使卡夫卡回到寫作那樣，厄運将布爾加科夫與榮譽、富貴分開了，同時又将真正的寫作賦予了他，給了他另一種歡樂，也給了他另一種痛苦。
回到了寫作的布爾加科夫，沒有了出版，沒有了讀者，沒有了評論，與此同時他也沒有了虛榮，沒有了毫無意義的期待。
他獲得了甯靜，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
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鬥争；用不着一方面和報紙、雜志誇誇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
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榮耀裡脫身而出，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因為他沒有機會離開寫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虛構裡，他已經消失在自己的寫作之中，而且無影無蹤，就象博爾赫斯寫到佩德羅-達米安生命消失時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在生命的最後十二年裡，布爾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後，〈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寫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虛構了撒旦對莫斯科的訪問，也虛構了自己；或者說他将自己的生活進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擴張了想象，縮小了現實。
因此在最後的十二年裡，很難說布爾加科夫是貧困的？還是富有的？ 是軟弱的？還是強大的？ 是走投無路？還是左右逢源？ 大師和瑪格麗特 在這部作品中，有兩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師和瑪格麗特，他們第一次的出現，是在書的封面上，可是以書名的身份出現了一次以後，他們的第二次出現卻被叙述一再推遲，直到二八四頁，大師才悄然而來，緊接着在三一四頁的時候，美麗的瑪格麗特也接踵而至了。
在這部五八0頁的作品裡，大師和瑪格麗特真正的出現正是在叙述最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間的部分。
這時候，讀者已經忘記了書名，忘記了曾經在書的封面上看到過他們的名字。
在此之前，化名沃蘭德的撒旦以叙述裡最為有力的聲音，改變了莫斯科的現實。
雖然撒旦的聲音極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礎，然後就象是地震一樣，在其之上，我們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緊張了起來，并且驚恐不安。
顯然，布爾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幫助，他飽嘗痛苦和恥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遠離了人世，當他發現自己讨厭的不是幾個人，而是所有的人時，他的内心逐漸地成為了傳說，在傳說中與撒旦相遇，然後和撒旦重疊。
因此可以這樣說，《大師和瑪格麗特》裡的撒旦，就是布爾加科夫自己，而大師——這個試圖重寫本丢-彼拉多的曆史的作家，則是布爾加科夫留在現實裡的殘缺不全的影子。
從錢誠先生的漢語翻譯來看，《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叙述具備了十九世紀式的耐心，尤其是開始的幾章，牧首湖畔的冗長的交談，本丢-彼拉多對耶稣的審訓，然後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談話，五十一頁過去了，布爾加科夫才讓那位詩人瘋跑起來，當詩人無家漢開始其喪失理智的瘋狂奔跑，布爾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動起來了，一直到二八三頁，也就是大師出現之前，布爾加科夫讓筆下的人物象是傳遞接力棒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