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4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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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往，是國際大都會風貌。
燈光下各種各樣的面孔閃爍起伏，如紙糊的臉飄浮在夢中一般。
看着這無數的臉在眼前晃動，我覺得很陌生，又覺得很理解他們。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車室，思文說：“啊呀，你回來了。
剛才兩個人過來問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說：“還有這麼多人啊，怕什麼！”又告訴她剛才遇見妓女的事。
她說：“第一天來就走桃花運了，以後日子還長呢，這麼浪漫的城市。
”我說：“一開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壇子。
”她說：“我醋壇子！以為自己是個什麼人呢。
我倒希望自己有這種情緒。
”我說：“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慚愧。
我真是不要臉，我太不要臉了，我為什麼這麼不要臉呢。
”我又虛張聲勢打自己的臉說：“看你還不要臉！打這張不要臉的臉！”她笑一聲，不說話。
我想：“現在有機會就來兩下子，看起來離婚真的是無所謂了。
” 思文側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腳邊并排放了，腿分開用腳尖夾了，閉了眼想瞌睡一下，但總是剛一迷糊了又驚醒過來。
過一會就有夜行客車進站出站，來往的人行色匆匆。
我無聊地盯着那些出出進進的人，揣想他們在這半夜行車是怎麼回事。
思文不時地醒來換一種姿式，又後悔沒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館住一夜。
她說：“也就是跟了你，受這樣的罪，一錯再錯。
” 我笑着說：“跟個有錢的這些錯都沒有了。
”她氣了說；“你想這樣說，那也可以這樣說。
”我不再說什麼，閉了眼假裝打瞌睡。
一個老年的黑人婦女來讨錢，我給了她一塊錢示意她離開。
她接了錢又去别人跟前去讨，總沒人理她。
我擔心她又會過來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門去了。
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陽報）拿過來看，找到Rent那一欄，看到一間房都是四、五百塊錢一個月，吓得心驚肉跳。
掙紮着熬到天亮，我到門外手推車上買兩份熱狗，兩人吃了。
思文說：“這些東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過來了。
”我說：“中午還吃不到飯我們去餐館吃飯，到加拿大我還沒吃過餐館。
”她說：“你天天吃餐館。
”我一笑說：“倒也是的。
”又說：“我查地圖了，這裡離多大不遠，我跑過去問問聯誼會在哪裡。
近了拖車過去，遠了叫部車。
”她說：“慢點，趙教授給我一個牧師的電話，昨天沒打通。
這個彭牧師他自己也不認識。
”她到投币電話機那邊打了電話，回來說：“到門口去等，馬上來了。
”我說：“這教會的人真還仁仁義義的啊！” 不一會彭牧師開車來了，他太太坐在車裡。
彭牧師一身西裝筆挺，幫我們把東西放到車後。
車開動後，彭牧師問我們什麼時候到的，思文馬上說：“剛才到的。
”牧師說：“聖約翰斯這麼早就有班機過來這邊？”他太太回過頭來問：“你們加入教會沒有？”我說：“沒有，中國教會少，聖約翰斯那邊華人少。
”她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思文馬上說：“有興趣。
”彭牧師說：“有興趣過幾天接你們去參加我們教會的青年團契。
”思文很高興地說：“那好，我正想去。
”車轉來轉去，問了半個小時才找到聯誼會，離多大很遠，到唐人街上去了。
彭牧師要幫我們提行李上樓，我馬上攔了他，千謝萬謝說：“耽誤您太多了。
”他遞了名片給我說：“房子找到了打個電話過來，過幾天接你們去教會看看。
”上了樓我對思文說：“你要說有興趣，又多出來一件事。
”她說：“沒興趣你去說去，你坐在人家車上呢。
” 這是多大中國學生聯誼會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過客，一人一天十塊錢。
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種各樣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經曆。
在這裡實在難得住下去，便到外面買了《星島日報》找房子。
兩天以後，我們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條街道上去，住進二樓一間房中。
房東是一對老年夫婦，很多年前從香港過來的。
同樣一間房，比聖約翰斯貴了幾乎一倍，和那兩個老人讨價還價半天，也沒能少一個錢。
這幢房子的二樓三樓都出租了，我們的隔壁是剛從美國德克薩斯州來的一對北京人，兩個月前聽說加拿大有移民機會，博士學位也不要了，電視機也送了人，連夜飛到紐約去辦來加拿大的旅遊簽證，正遇上美國國慶，加拿大駐紐約領事館不辦公，耽誤兩天。
趕到多倫多，正好移民申請在前一天對美國學生關閉。
說着這件事丈夫拍着腿連連歎息。
聽說我們的移民申請已經受理了，羨慕得不得了。
太太說：“你們幸福了，你們幸福了。
”經他們這麼一說，我才知道移民這事原來真有這麼神聖，說：“移民的瘾我還沒有那麼重，要是能夠換名字，兩千加元賣給你們算了。
”那丈夫眼珠鼓出來說：“不想移民？說笑話吧！兩千塊，二萬塊也便宜得跟撿的一樣。
一張綠卡值得五萬加元呢。
” 思文去多倫多大學注冊了，拿回來一張支票遞給我說：“存去。
”我一看是兩千九百塊，吓一跳說：“這麼多！”她說：“一個學期的，一年就發三張。
”我說：“讀這個書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
”她說：“先别高興太早，把我們自己的支票開一張五百塊的交學費。
”我拿了支票本給她說：“你自己開。
”她扯了一張填了，說：“收進來就高興，開出去就象割你一塊肉似的。
”我說：“學費割一刀，房租割一刀，兩千九百塊幾刀也就割完了。
”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買一份《星島日報》來看，找工作。
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廣告，我心裡就很放心，這麼多機會總有一個要輪到我。
好在我在龍──88了學了一點手藝，這使我有一點自信。
每天我把可能的機會都作了标記，然後一處處打電話。
不敢要求太高，錢比在紐芬蘭多點就行，累是不在乎的。
多倫多市政府規定最低工資七加元一個小時，這在我看來已經不少。
我還有個想法不敢告訴思文。
到了多倫多，我覺得自己應該有更好的機會。
多倫多有兩家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每天都厚厚的幾十
燈光下各種各樣的面孔閃爍起伏，如紙糊的臉飄浮在夢中一般。
看着這無數的臉在眼前晃動，我覺得很陌生，又覺得很理解他們。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車室，思文說：“啊呀，你回來了。
剛才兩個人過來問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說：“還有這麼多人啊，怕什麼！”又告訴她剛才遇見妓女的事。
她說：“第一天來就走桃花運了，以後日子還長呢，這麼浪漫的城市。
”我說：“一開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壇子。
”她說：“我醋壇子！以為自己是個什麼人呢。
我倒希望自己有這種情緒。
”我說：“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慚愧。
我真是不要臉，我太不要臉了，我為什麼這麼不要臉呢。
”我又虛張聲勢打自己的臉說：“看你還不要臉！打這張不要臉的臉！”她笑一聲，不說話。
我想：“現在有機會就來兩下子，看起來離婚真的是無所謂了。
” 思文側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腳邊并排放了，腿分開用腳尖夾了，閉了眼想瞌睡一下，但總是剛一迷糊了又驚醒過來。
過一會就有夜行客車進站出站，來往的人行色匆匆。
我無聊地盯着那些出出進進的人，揣想他們在這半夜行車是怎麼回事。
思文不時地醒來換一種姿式，又後悔沒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館住一夜。
她說：“也就是跟了你，受這樣的罪，一錯再錯。
” 我笑着說：“跟個有錢的這些錯都沒有了。
”她氣了說；“你想這樣說，那也可以這樣說。
”我不再說什麼，閉了眼假裝打瞌睡。
一個老年的黑人婦女來讨錢，我給了她一塊錢示意她離開。
她接了錢又去别人跟前去讨，總沒人理她。
我擔心她又會過來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門去了。
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陽報）拿過來看，找到Rent那一欄，看到一間房都是四、五百塊錢一個月，吓得心驚肉跳。
掙紮着熬到天亮，我到門外手推車上買兩份熱狗，兩人吃了。
思文說：“這些東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過來了。
”我說：“中午還吃不到飯我們去餐館吃飯，到加拿大我還沒吃過餐館。
”她說：“你天天吃餐館。
”我一笑說：“倒也是的。
”又說：“我查地圖了，這裡離多大不遠，我跑過去問問聯誼會在哪裡。
近了拖車過去，遠了叫部車。
”她說：“慢點，趙教授給我一個牧師的電話，昨天沒打通。
這個彭牧師他自己也不認識。
”她到投币電話機那邊打了電話，回來說：“到門口去等，馬上來了。
”我說：“這教會的人真還仁仁義義的啊！” 不一會彭牧師開車來了，他太太坐在車裡。
彭牧師一身西裝筆挺，幫我們把東西放到車後。
車開動後，彭牧師問我們什麼時候到的，思文馬上說：“剛才到的。
”牧師說：“聖約翰斯這麼早就有班機過來這邊？”他太太回過頭來問：“你們加入教會沒有？”我說：“沒有，中國教會少，聖約翰斯那邊華人少。
”她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思文馬上說：“有興趣。
”彭牧師說：“有興趣過幾天接你們去參加我們教會的青年團契。
”思文很高興地說：“那好，我正想去。
”車轉來轉去，問了半個小時才找到聯誼會，離多大很遠，到唐人街上去了。
彭牧師要幫我們提行李上樓，我馬上攔了他，千謝萬謝說：“耽誤您太多了。
”他遞了名片給我說：“房子找到了打個電話過來，過幾天接你們去教會看看。
”上了樓我對思文說：“你要說有興趣，又多出來一件事。
”她說：“沒興趣你去說去，你坐在人家車上呢。
” 這是多大中國學生聯誼會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過客，一人一天十塊錢。
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種各樣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經曆。
在這裡實在難得住下去，便到外面買了《星島日報》找房子。
兩天以後，我們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條街道上去，住進二樓一間房中。
房東是一對老年夫婦，很多年前從香港過來的。
同樣一間房，比聖約翰斯貴了幾乎一倍，和那兩個老人讨價還價半天，也沒能少一個錢。
這幢房子的二樓三樓都出租了，我們的隔壁是剛從美國德克薩斯州來的一對北京人，兩個月前聽說加拿大有移民機會，博士學位也不要了，電視機也送了人，連夜飛到紐約去辦來加拿大的旅遊簽證，正遇上美國國慶，加拿大駐紐約領事館不辦公，耽誤兩天。
趕到多倫多，正好移民申請在前一天對美國學生關閉。
說着這件事丈夫拍着腿連連歎息。
聽說我們的移民申請已經受理了，羨慕得不得了。
太太說：“你們幸福了，你們幸福了。
”經他們這麼一說，我才知道移民這事原來真有這麼神聖，說：“移民的瘾我還沒有那麼重，要是能夠換名字，兩千加元賣給你們算了。
”那丈夫眼珠鼓出來說：“不想移民？說笑話吧！兩千塊，二萬塊也便宜得跟撿的一樣。
一張綠卡值得五萬加元呢。
” 思文去多倫多大學注冊了，拿回來一張支票遞給我說：“存去。
”我一看是兩千九百塊，吓一跳說：“這麼多！”她說：“一個學期的，一年就發三張。
”我說：“讀這個書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
”她說：“先别高興太早，把我們自己的支票開一張五百塊的交學費。
”我拿了支票本給她說：“你自己開。
”她扯了一張填了，說：“收進來就高興，開出去就象割你一塊肉似的。
”我說：“學費割一刀，房租割一刀，兩千九百塊幾刀也就割完了。
”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買一份《星島日報》來看，找工作。
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廣告，我心裡就很放心，這麼多機會總有一個要輪到我。
好在我在龍──88了學了一點手藝，這使我有一點自信。
每天我把可能的機會都作了标記，然後一處處打電話。
不敢要求太高，錢比在紐芬蘭多點就行，累是不在乎的。
多倫多市政府規定最低工資七加元一個小時，這在我看來已經不少。
我還有個想法不敢告訴思文。
到了多倫多，我覺得自己應該有更好的機會。
多倫多有兩家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每天都厚厚的幾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