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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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會。
然而，機會隻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
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隐潛着自私和虛僞。
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确抗争，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争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争，而且隻有這種競争纔高度有效，于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争，安貧樂道而又為懷纔不遇而忿忿不平。
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态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别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
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騎牆态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着實，兩頭都難落地。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傩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
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試卷上的詩賦固然隻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佰。
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标志，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
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隻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
結果，圍繞着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
文化和政治都隻是用狂熱的假相裝點起來的标幟，兩面标幟又互為表裡：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
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于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舍，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别離、期待。
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
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于不顧，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鄉間，隻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于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
《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于與莺莺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别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隻有鐵石心腸地癡想金榜的男人纔被充分贊揚。
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
俗諺謂“書中自有顔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要肉欲而不要矯情。
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僞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
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
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别無他途。
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曆史，并面對後代。
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沈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
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橕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裡的妓院玩樂。
平康裡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纔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曆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優越隻不過自己是個男人。
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
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
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于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
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隻是，終于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
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
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隻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
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隻在具體操作規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于沒有走通。
然而，機會隻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
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隐潛着自私和虛僞。
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确抗争，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争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争，而且隻有這種競争纔高度有效，于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争，安貧樂道而又為懷纔不遇而忿忿不平。
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态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别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
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騎牆态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着實，兩頭都難落地。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傩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
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試卷上的詩賦固然隻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佰。
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标志，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
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隻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
結果，圍繞着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
文化和政治都隻是用狂熱的假相裝點起來的标幟，兩面标幟又互為表裡：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着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
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于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舍，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别離、期待。
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
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于不顧，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鄉間，隻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于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
《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于與莺莺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别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隻有鐵石心腸地癡想金榜的男人纔被充分贊揚。
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
俗諺謂“書中自有顔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要肉欲而不要矯情。
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僞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
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
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别無他途。
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曆史，并面對後代。
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沈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
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橕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裡的妓院玩樂。
平康裡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纔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曆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優越隻不過自己是個男人。
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
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
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于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
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隻是，終于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
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
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隻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
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隻在具體操作規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于沒有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