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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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都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态，這就使得流放者總的說來還是有不少空餘時間的，需要自己找活幹。
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于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後，“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
“我們”，既然憑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适的行為方式而成為實踐着、行動着的文化群落，隻有這樣，纔能求得靈魂的安定。
這是一種回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骞、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隻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而實際上這樣的回歸更其重要。
吳兆骞南歸後三年即貧病而死，隻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隻活了三年。
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
例如洪皜曾在曬幹的桦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随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産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
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為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
例如方拱幹所著《甯古塔志》、吳振臣所著《甯古塔紀略》、張缙彥所著《甯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産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曆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産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緻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
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着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幹、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
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
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
”“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谪戍者開之，至于今用夏變夷之功亦着矣。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
甯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标後裔谪戍者開之。
”（《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曆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
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不管怎麼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它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
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争和事件，其實并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
五 我希望上面這些叙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
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
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紮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纔。
第一流人纔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
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甯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産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
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
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内心的高貴。
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内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消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内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别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确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
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于“術”的範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于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東北這塊土地，為什麼總是顯得坦坦蕩蕩而不遮遮蓋蓋？為什麼沒有多少豐厚的曆史卻快速地進入到一個開化的狀态？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貴。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甯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而終究又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
為它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它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選自《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于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後，“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
“我們”，既然憑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适的行為方式而成為實踐着、行動着的文化群落，隻有這樣，纔能求得靈魂的安定。
這是一種回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骞、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隻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而實際上這樣的回歸更其重要。
吳兆骞南歸後三年即貧病而死，隻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隻活了三年。
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
例如洪皜曾在曬幹的桦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随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産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
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為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
例如方拱幹所著《甯古塔志》、吳振臣所著《甯古塔紀略》、張缙彥所著《甯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産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曆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産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緻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
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着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幹、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
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
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
”“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谪戍者開之，至于今用夏變夷之功亦着矣。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
甯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标後裔谪戍者開之。
”（《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曆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
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不管怎麼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它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
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争和事件，其實并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
五 我希望上面這些叙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
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
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紮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纔。
第一流人纔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
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甯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
文明可能産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
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
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内心的高貴。
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内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消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内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别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确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
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于“術”的範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于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東北這塊土地，為什麼總是顯得坦坦蕩蕩而不遮遮蓋蓋？為什麼沒有多少豐厚的曆史卻快速地進入到一個開化的狀态？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貴。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甯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而終究又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
為它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它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選自《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