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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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标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内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它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
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于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系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邏輯聯系。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曆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
這座園林,已孱雜進某種兇兆。
四 我在山莊松雲峽細讀乾隆寫了六首詩的那座石碑時,在碑的西側又讀到他兒子嘉慶的一首。
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裡,讀了父親那些得意洋洋的詩後不禁長歎一聲: 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嘉慶為人比較懦弱寬厚,在父親留下的這副擔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對内懮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四十來歲,沒有什麼纔能,隻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
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麼佳話。
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裡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
像他這麼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的,鴉片戰争已經爆發,他懮愁的目光隻能一直注視着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1860年9月,突然接到命令,鹹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
鹹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别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着北京。
鹹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麼個好地方讓他躲避。
他在這裡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1861年8月22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鹹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着遺體進行着明明暗暗的較量。
一場被曆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裡制定,然後,鹹豐的棺木向北京啟運了,剛繼位的小筆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
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就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将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
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隻是鹹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鹹豐已逝,衆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
”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谕旨前後輝映。
康熙的“長城”也終于傾坍了,荒草凄迷,暮鴉回翔,舊牆斑剝,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着。
關住了那些宮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麼些蒼郁的山,那麼些晶亮的水。
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棄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喪魂落魄的朝代。
慈禧在北京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抗,塞外溯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抗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于另外一個時代。
康熙連同他的園林一起失敗了,敗在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沒有建立過什麼功業的女人手裡。
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迹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發掘和播揚。
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的滅亡後,社會震蕩,世事忙亂,人們也沒有心思去品咂一下這次曆史變更的苦澀厚味,匆匆忙忙趕路去了。
直到1927年6月1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纔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深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衆說紛纭,我們且不管它,隻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着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裡,遺囑為“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争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曆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并不死于政治鬥争、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于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又無法把自己為之而死的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
在他的書架裡,《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幹嘉學派、納蘭性德等等都把兩者連在一起了,于是對他來說衣冠舉止,生态心态,也莫不兩相混同。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紮已開始與朝廷産生某種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政治事業和軍事事業已經破敗之後,文化認同竟還未消散。
為此,宏纔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
他沒有從心理掙紮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别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
但清末又是整個中國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
清代隻是他的落腳點。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纔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們面對着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
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标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内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它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
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于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系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邏輯聯系。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曆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
這座園林,已孱雜進某種兇兆。
四 我在山莊松雲峽細讀乾隆寫了六首詩的那座石碑時,在碑的西側又讀到他兒子嘉慶的一首。
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裡,讀了父親那些得意洋洋的詩後不禁長歎一聲: 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嘉慶為人比較懦弱寬厚,在父親留下的這副擔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對内懮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四十來歲,沒有什麼纔能,隻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
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麼佳話。
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裡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
像他這麼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的,鴉片戰争已經爆發,他懮愁的目光隻能一直注視着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1860年9月,突然接到命令,鹹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
鹹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别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着北京。
鹹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麼個好地方讓他躲避。
他在這裡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1861年8月22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鹹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着遺體進行着明明暗暗的較量。
一場被曆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裡制定,然後,鹹豐的棺木向北京啟運了,剛繼位的小筆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
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就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将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
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隻是鹹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鹹豐已逝,衆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
”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谕旨前後輝映。
康熙的“長城”也終于傾坍了,荒草凄迷,暮鴉回翔,舊牆斑剝,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着。
關住了那些宮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麼些蒼郁的山,那麼些晶亮的水。
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棄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喪魂落魄的朝代。
慈禧在北京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抗,塞外溯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抗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于另外一個時代。
康熙連同他的園林一起失敗了,敗在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沒有建立過什麼功業的女人手裡。
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迹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發掘和播揚。
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的滅亡後,社會震蕩,世事忙亂,人們也沒有心思去品咂一下這次曆史變更的苦澀厚味,匆匆忙忙趕路去了。
直到1927年6月1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纔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深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衆說紛纭,我們且不管它,隻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着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裡,遺囑為“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争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曆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并不死于政治鬥争、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于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又無法把自己為之而死的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
在他的書架裡,《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紮已開始與朝廷産生某種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政治事業和軍事事業已經破敗之後,文化認同竟還未消散。
為此,宏纔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
他沒有從心理掙紮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别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
但清末又是整個中國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
清代隻是他的落腳點。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纔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們面對着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
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