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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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hu/437>資治通鑒綱目大全》，與一批著名的理學家進行水平不低的學術探讨，并命他們編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義》等著作。
他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規模地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文化氣魄鋪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這些極其重要的工具書。
他派人通過對全國土地的實際測量，編成了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
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湧現了一大批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可以稱得上第一流大師的人文科學家，在這一點上，幾乎很少有朝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隻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
因為即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潛兩邊的畢竟不多，尤其對一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
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裡得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并比較它與歐幾裡得幾何學的差别。
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他親自審校譯成漢文和滿文的西方數學著作，而且一有機會就向大臣們講授西方數學。
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化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
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發憤學習，真正弄通西方學說，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他任命一名外國人擔任欽天監監副，并命令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學好了就選拔為博士官。
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驗氣圖說》、《儀像志》、《赤道南北星圖》、《窮理學》、《坤輿圖說》等等被一一翻譯過來，有的已經譯成漢文的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幾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譯成滿文。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并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
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象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确有點像。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内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内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
沒見他玩過什麼，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曆史學家們隻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也死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橕的心理變态者，但他又集權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裡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
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裡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巴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複明，甚至在糾糾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甯死不折。
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
一切軍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岸某個文化生态系統的時候纔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發”之争，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
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态，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别，并把“鞑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百姓的頭發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
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後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複明，最後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秃鹫，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
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吳三桂的戰争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詞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十人。
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甯死不應考。
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擡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
他回鄉後不準别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擡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别人隻得作罷。
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
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内以供自己拜讀。
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
他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規模地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文化氣魄鋪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這些極其重要的工具書。
他派人通過對全國土地的實際測量，編成了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
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湧現了一大批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可以稱得上第一流大師的人文科學家，在這一點上，幾乎很少有朝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隻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
因為即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潛兩邊的畢竟不多，尤其對一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
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裡得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并比較它與歐幾裡得幾何學的差别。
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他親自審校譯成漢文和滿文的西方數學著作，而且一有機會就向大臣們講授西方數學。
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化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
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發憤學習，真正弄通西方學說，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他任命一名外國人擔任欽天監監副，并命令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學好了就選拔為博士官。
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驗氣圖說》、《儀像志》、《赤道南北星圖》、《窮理學》、《坤輿圖說》等等被一一翻譯過來，有的已經譯成漢文的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幾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譯成滿文。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并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
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象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确有點像。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内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内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
沒見他玩過什麼，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曆史學家們隻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也死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橕的心理變态者，但他又集權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裡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
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裡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巴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複明，甚至在糾糾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甯死不折。
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
一切軍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岸某個文化生态系統的時候纔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發”之争，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
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态，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别，并把“鞑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百姓的頭發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
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後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複明，最後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秃鹫，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
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吳三桂的戰争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詞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十人。
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甯死不應考。
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擡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
他回鄉後不準别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擡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别人隻得作罷。
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
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内以供自己拜讀。
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