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6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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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個月時間内應該發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訴我，那個經常給我理發的老頭來找過我，說是來還我錢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謂還錢是個借口，給我送情報來才是真的。
這個老頭，曾經就像黑夜裡的一把火，照亮過我，溫暖過我，使我在最孤獨的時候仍然感到組織的存在。
但自你母親到來後，我已好久沒跟他聯系了，他的突然出現使我感到吃驚，我心慌意亂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可以想像地在坐墊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紙條，一種盲目的恐懼心理使我馬上打開了紙條，上面不過十幾個字，通知我晚上去參加紅樓會議。
有那麼一會兒，我感到輕松，就像避開了什麼想像中的麻煩、危險，心想，我還正希望去開會呢，順便可以建議組織上對你母親的事情重新予以考慮。
說真的，那時候我強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一則我覺得你母親有這樣願望，我們應該盡量尊重她，不能傷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許會很快勝利，我們也許沒必要做出這犧牲。
但當我再次審視手上紙條時，我又感到了不對頭，因為我想，如果正常的話開會的消息應由你母親通知我，而且正常情況你母親總是不叫我去，自己去開了會後，把會議和我有關的部分轉告我：總是這樣，很少有例外。
第61節：不祥之感 記得隻有一次，你母親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還記得，就在那次會上——我參加的第二次紅樓會議，我發現我們已經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個青年學生，你還記得嗎？對，就是他，額頭上有一塊紅斑的那個人。
我現在想起來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許在前面說過，他是我們中最年輕的同志，卻是最早遇難的，犧牲時才20歲。
他的犧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為不死，那不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願望，因為那很不真實，很渺茫。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敵後穿插，清晨起來還看見自己活着，那是多麼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對我們來說就像天上彩虹一樣容易消失，陽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測的角度——凡此種種，隻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珍貴而傷感，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有着無可挽回和必冒風險的危機。
有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斷動脈、喉管，用自己的牙齒咬碎舌頭，或者用一粒劇毒藥片結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們說，成為一名特工，無異于把一隻腳送進了地獄的門檻，另一隻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時都可能跟着進去。
那确實是最真實不過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這樣最後又把那隻腳重新從地獄裡退出來，成為一個80歲不死的老人，可以說，是很罕見的，非正常的。
紙條在我手上變得沉重、生硬，像塊鐵片，我的手膽怯地顫抖起來，我想，難道這是你母親出事的一個信号嗎？她要好好的怎麼會讓老頭出現？她會有什麼事？是手術出了麻煩（處理孩子的手術），還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種極為空虛的災難臨頭的不祥之感糾纏着我，折磨着我，我覺得發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漸昏暗，我幾乎沒有勇氣出門，但又不敢在家裡使用電話。
最後我還是出了門，來到附近一家旅館，撥通了水西門公寓的電話。
電話嘟嘟響着，在我聽來就像一隻軍艦正在不斷沉落。
正當我準備挂掉電話時，對方卻接了電話："這是楊董事長家，您找誰？"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就問："楊太太在家嗎？"她說："太太身體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麼事？"我說沒事，就挂了電話，同時感到如釋重負。
我想，會出什麼事？什麼事也沒有，她隻是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去開會。
甚至我想，她身體不好也許正是剛做了孩子的手術。
這念頭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術的醫生。
我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會上替她說說情呢。
說真的，我是做父親的人了，我太能體會到孩子對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和珍貴。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訴我，那個經常給我理發的老頭來找過我，說是來還我錢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謂還錢是個借口，給我送情報來才是真的。
這個老頭，曾經就像黑夜裡的一把火，照亮過我，溫暖過我，使我在最孤獨的時候仍然感到組織的存在。
但自你母親到來後，我已好久沒跟他聯系了，他的突然出現使我感到吃驚，我心慌意亂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可以想像地在坐墊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紙條，一種盲目的恐懼心理使我馬上打開了紙條，上面不過十幾個字，通知我晚上去參加紅樓會議。
有那麼一會兒，我感到輕松，就像避開了什麼想像中的麻煩、危險，心想，我還正希望去開會呢，順便可以建議組織上對你母親的事情重新予以考慮。
說真的，那時候我強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一則我覺得你母親有這樣願望，我們應該盡量尊重她，不能傷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許會很快勝利，我們也許沒必要做出這犧牲。
但當我再次審視手上紙條時，我又感到了不對頭，因為我想，如果正常的話開會的消息應由你母親通知我，而且正常情況你母親總是不叫我去，自己去開了會後，把會議和我有關的部分轉告我：總是這樣，很少有例外。
第61節：不祥之感 記得隻有一次，你母親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還記得，就在那次會上——我參加的第二次紅樓會議，我發現我們已經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個青年學生，你還記得嗎？對，就是他，額頭上有一塊紅斑的那個人。
我現在想起來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許在前面說過，他是我們中最年輕的同志，卻是最早遇難的，犧牲時才20歲。
他的犧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為不死，那不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願望，因為那很不真實，很渺茫。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敵後穿插，清晨起來還看見自己活着，那是多麼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對我們來說就像天上彩虹一樣容易消失，陽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測的角度——凡此種種，隻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珍貴而傷感，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有着無可挽回和必冒風險的危機。
有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斷動脈、喉管，用自己的牙齒咬碎舌頭，或者用一粒劇毒藥片結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們說，成為一名特工，無異于把一隻腳送進了地獄的門檻，另一隻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時都可能跟着進去。
那确實是最真實不過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這樣最後又把那隻腳重新從地獄裡退出來，成為一個80歲不死的老人，可以說，是很罕見的，非正常的。
紙條在我手上變得沉重、生硬，像塊鐵片，我的手膽怯地顫抖起來，我想，難道這是你母親出事的一個信号嗎？她要好好的怎麼會讓老頭出現？她會有什麼事？是手術出了麻煩（處理孩子的手術），還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種極為空虛的災難臨頭的不祥之感糾纏着我，折磨着我，我覺得發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漸昏暗，我幾乎沒有勇氣出門，但又不敢在家裡使用電話。
最後我還是出了門，來到附近一家旅館，撥通了水西門公寓的電話。
電話嘟嘟響着，在我聽來就像一隻軍艦正在不斷沉落。
正當我準備挂掉電話時，對方卻接了電話："這是楊董事長家，您找誰？"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就問："楊太太在家嗎？"她說："太太身體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麼事？"我說沒事，就挂了電話，同時感到如釋重負。
我想，會出什麼事？什麼事也沒有，她隻是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去開會。
甚至我想，她身體不好也許正是剛做了孩子的手術。
這念頭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術的醫生。
我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會上替她說說情呢。
說真的，我是做父親的人了，我太能體會到孩子對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和珍貴。